尽管《植物名实图考》有向纯粹植物学方向转变的趋势，但它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生物学的范畴。在明代，《本草纲目》的问世，表明我国动植物的研究，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但从17世纪林奈《自然系统》问世后，西方生物学研究，特别是植物分类研究，发展非常迅速。而《植物名实图考》仍然采用270年前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方法，而且也没有关于植物形态解剖和生理的研究。所以从世界生物学发展水平来看，《植物名实图考》已经反映出传统生物学的局限了。

再后，就是吴其浚(公元1789—1847年)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了。

书中对植物形态性状的描述，也比前人更加精细。例如对“野芝麻”这种植物，写道：“临江、九江山圃中极多。春时丛生，方茎四棱，棱青，茎微紫。对节生叶，深齿细纹，略似麻叶藏书网。本平末尖，面青，背淡、微有涩毛。绕节开花，色白、皆上矗，长几半寸，上瓣下覆如勺，下瓣圆小双岐，两旁短缺如禽张口。中森扁须，随上瓣弯垂，如舌抵上腭。星星点，花萼尖丝，如针攒簇。叶茎味淡，微辛，作芝麻气更腻。湖南圃中尤多，芟夷不尽。或即呼为白花益母草。”与现在植物志所记“茎方形”、“对节生叶”，“绕节开花”、“唇形”相符，而对茎色、叶纹、花形、叶味的记述则更生动、更细微，更易于辨认了。再如对“红梅消”的描述：“江西、湖南河滨多有之。细茎多刺、初生似丛，渐引长蔓，可五六尺，一枝三叶，叶亦似(艹下耨)田藨〔biao标〕。初发面青，背白；渐长背即淡青。三月间开小粉红花，色似红梅，不甚开放。下有绿蒂，就蒂结实，如覆盆子，色鲜红，累累满枝。味酢甜可食……江西俚医以红梅消根浸酒，为养筋、活血、消红、退肿之药。 又取花汁入粉，可去雀斑。”从产地记到生境，从初生写到结实，从形状到色味，从内服到外用，记述得既全面，又生动。 (图27)

《本草纲目》问世以后，对我国药物学、本草学影响很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医药实践的丰富，到清代前期，还产生了许多本草学著作，比较突出的有赵学敏(约公元1720—1805年)写的《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全书10卷，依据《本草纲目》的分类体例，删去了人部，增加了藤部、花部。共收载药物921种，其中《本草纲目》未载的多达716种，多数是民间或现用种类，也包括一些进口药物。既补充了《本草纲目》之遗，也纠正了《本草纲目》一部分错误。

《植物名实图考》的性质，既不同于主要记载药物的本草(如《本草纲目》)，也不同于以农用为主的《群芳谱》、《广群芳谱》)这类书。它除部分涉及药用与农用外，有相当一部分种类并不是直接与实用有关。《植物名实图考》所载植物范围更大，并开始摆脱单纯实用性的框框，而有向纯粹植物学转变的趋势。(图28)

《植物名实图考》最大的特点，在于图绘精美，一方面便于核对名实，以鉴定种类；另一方面形象地保存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便于后人检索。我国图谱之学，由来已久。本草书中，图文并重，几成定例。而《植物名实图考》不仅图多，而且精(细微、清晰、准确)。多数图(近1500幅)是据实物写生，可以按图考证鉴定到科、目，甚至到种(如卷丹、霍香等)。编排上，图文相间，图文并茂。随图说明，便于检阅。九-九-藏-书-网

《植物名实图考》分类是在继承《本草纲目》分类基础之上，专就植物部分(传统药物主体)分为：谷类53种、蔬菜177种，草类再分为山草类202种、隰草类287种、石草类98种、水草类37种、蔓草类236种、芳草类71种，毒草类44种，群芳类143种；果类102种、木类271种。由以上排列顺序可以看出：基本上是由草本到木本，体现“从微至巨”的原则。重视民生，所以突出谷类、菜类(栽培植物)。草类按生态、生化原则排列。适应宋元明以来园艺植物的发展，特别列出“群芳”一类。同一类植物中，把相近的植物排在一起(例如豆科、百合科等)，也可以看到对植物自然属性和亲缘关系有所注意。书中记载植物种类比《本草纲目》多519种(其中由作者研究发现的210多种、由其采访记述的250多种)。特别是其中许多是南方或边疆地区植物(如江西400多种、湖南280多种，云南390多种)，呈现区域性特点，补充了历代本草九_九_藏_书_网地区性的缺漏和不足，更有特殊价值。

《植物名实图考》对前人著作中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大量吸收；对前人的错误，多有纠正。例如指出李时珍说今人不复食冬葵的错误；指出《天工开物》说〔kuang矿〕麦独产陕西，是“揉杂臆断，不由目睹”等。他十分重视劳动者的实践经验。书中很多地方写着：“余询于舆台者(抬轿人)如此”、“余得之牧竖(牧童)”、“何末一询老圃(菜农)”、“他日学稼，尚诹于老农”，这是十分可贵的。

吴其浚，字瀹〔yue月〕斋，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 自幼喜爱植物，立志“经世致用”。公元1817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受任翰林院修撰，公元1818—1840年间，两次任乡试正考官(1819年广东、1838年浙江)，两次主管学政(1832年湖北、1838年江西)、两次入值南书房(1831、1834年)，这些经历使他一方面能够读到皇家四库书籍，收集大量资料；另一方面，能够利用来往各地的机会，对植物进行实地考察。1821—1829年间，因父母相继病故，在家守丧，还曾开辟东墅园地，进行植物种植实验，取得第一手资料，打下写作的坚实基础。1840—九_九_藏_书_网1846年间，他历任湖南、浙江、云南、山西等地巡抚。作为封疆大吏，他勤于政事，同时也利用“宦迹半天下”的有利条件，所到之处，不断采集标本、考察生态、征询群众，考核名实，竭尽公余全部精力，撰写成《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两本巨著。书在他去世后第二年(公元1848年)由当时的太原知府陆应榖〔gu古〕于太原刊刻发行。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共22卷，录植物838种，书中摘录了历代本草、农书、方志、诗词杂著等书籍中有关植物的资料，“以稽诸古”。《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载植物1714种，插图1865幅，主要是考核植物的名实、兼及实用，“以证诸今”。

《植物名实图考》中，在记述考证植物名实的同时，有些诗词，或引用，或自撰；有些地方更表达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和思想认识，发为议论。仅就植物考核来看，固然作用不大，可是从更开阔一些的角度看，仍有宝贵的价值；实际上我国古代科学本来就有“医人如治国”、“用药如用兵”、“诗文中见科学”的传统，《植物名实图考》不过是作了发展罢了。

《植物名实图考》问世不久，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普通植物学知识的译作——《植物学》在中国出版，它是由中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学者威廉臣(A.Williamson)根据英国学者林德利(John Lindly公元1799—1865年)有关著作合作编译的。从此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开始传入，并逐渐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