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康生过了六年离群索居的生活，他重返政治生活将面临的障碍就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了。他是个遭到广泛忌恨的人；由于在上海、莫斯科和延安的不端行为，他为自己树立许多敌人。使人惊讶的是，康生被赋予了另一次机会；实际上在任何其他的制度中，他都没有任何指望，而且在大多数曾经统治过中国大陆的无情残酷的政权里，他连活下来都将是幸运的。
康生在退避于北京医院期间，恢复了吸食鸦片的嗜好。一位曾去拜访康生的老朋友，发现他的病房里到处都是吸烟者所需要的工具：一个小灯具，贮藏鸦片小球的黄铜盒子，用来从灯火上支取烧热的鸦片的金属针，当然，还有烟枪。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正采用激烈的方法来创造一个新的、没有毒品的中国，拒绝治疗的鸦片瘾患者只有处决一路，但是康生继续在他专有的病房里享用鸦片。说实在的，即使在他一九五五年重返政治舞台以后，他是否就不再吸食鸦片，也是令人怀疑的。一名香港作家，就曾报导说康生吸鸦片一直持续到六年代，并被林彪和他的小集团讥为“老烟枪”。
如果康生年轻时就在山东或者上海吸食鸦片，那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在他担任地下党的特工时，与之打交道的歹徒和其他人中就包含了许多吸毒成瘾者。但是他还在莫斯科和延安生活过，在这两个社会清教主义的大本营里，吸食鸦片——产生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香气，而且伴随着在中国众所周知的“大烟色”（一种由于大量吸食鸦片而形成的特别黝黑的面容）——这种习性将是不可能保密的。
康生从公众生活中退隐，还使他被排除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党内第一次主要的权力斗争之外。五〇年代初期，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满洲领导人高岗之间，发生了一场对抗。
通过一个他暗自认为是敌手的人来转达他的请求，显示了康生绝望的深度。
康生只是很清楚地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同国民党秘密警察之间联系的证据有很多暴露的机会。国民党的失败，为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去发现那些曾经同敌人合作过的党员敞开了通道。随着共产党的军队占领北京、南京和上海那样的城市，他们没收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逃跑而遗弃的大批情报档案。共产党还活捉了几名高级的国民党情报官员，他们说服这些人帮助围捕其他的特务。在国民党被逑捕的特工人员中，有卢福坦和王云程，二〇年代末和三〇年代初在叛投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之前，他们在上海都是康生的同事。康生明白一个新的情报富矿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他不清楚这一切是否会把他牵连进去。
康生和曹轶欧都不接受自杀的判决。两人对家庭中一名成员是自杀的死后到判决显得极为愤怒。在共产主义中国，自杀显然被视作一种非社会主义者的行为，中国的传统把自杀同抗议非正义联系起来，而这种非正义只有在另一种世界里才能得到惩罚。康生坚持说苏枚是杀人者的牺牲品，坚称有些曾调查过她的死因的医生试图掩护杀害她的凶手。他提出了一个怪诞的有关尸体解剖结果的解释，声称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已经用另一具尸体胃里的东西，替换了据说是以苏枚身体里得到的液体。为了炫耀他的权势，康生调集了他自己的一队审讯者。他们得出了康生想要的结论，指控八个人为“杀害”苏枚的主要嫌疑犯。他们当中有“政法干部学院”的剐院长石磊，和曾经参加过第一次尸体解剖的女医生顾惜春；其他五十个人被列为“次要嫌疑犯”。尽管康生的调查得出了这种严厉的结论，却无法证明哪一个人为杀害苏枚的真正凶手，并且自杀的裁决从未被推翻过。不过，在康生和他的特工手里，有一名“嫌疑犯”死了，有四名在拷打下发了疯，还有七名被监禁了很长一段时期。
康生试图掩盖苏枚企图自杀的事实，他的秘书沙韬不幸代人受过，被指控蓄意将她从窗口推下去。但是杭州的公安官员驳回了康生对沙韬的指控（表明康生对安全机构的影响已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康生只能把这个事件当作借口，将他的助手开除了。沙韬离开康生以后回到了北京，在那儿他进人人民大学学习。然而即使如此，在苏枚痊愈和家庭紧张状态平息以后，康生还是无情追踪着沙韬。康生把沙韬看作他家里的前任间谍，一个了解康生生活中诸多细节的人，因此如果不实际加以消灭的话，至少必须使他名誉扫地。
五〇年代中期，它进一步被改为“调查部”，为了党的利益在国外进行活动。重组期间，康生一些过去的同事获得了有影响的职位，包括成为调查部部长的李克农。但是许多位置落到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手里，他们没有理由喜欢康生。新的公安部部长罗瑞藏书网 卿，就是康生于一九三八年接管军事情报部以后被替换掉的情报专家。
尽管康生在六年内大部分时间里都过着病人的生活，但是有关他医疗情况的详情却是模糊不清的。整个时期他都以生病为借口，他继续向北京的最高领导人暗示，如果有合适的位置提供给他，他愿意不顾自己的病情，重新回来工作。但是这种召唤从未出现过。
在北京，为了在十月一日宣告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这个时期，康生显然还留在青岛。每一个共产党官员都可以前去聆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历史性地宣告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康生惹人注目的缺席证实了他声称身体有病的可信度。最后，在十月中旬，康生乘火车去北京，他坚持他需要治疗，以此来解释他的突然抵京。在首都短暂停留以后，他又宣称自己的身体不好，因此又到了青岛，黄海的暖流使得这儿的冬天比北京这个北方城市更暖。
政治和性把两姊妹同康生联系在一起，但是她们的个性显而易见是不同的。其时曹轶欧奔放冲动、冷酷无情、野心勃勃，准备参加康生不正当的危险密谋；而苏枚却是个有着自杀倾向的神经质人物，总是处于她大姊的阴影之中。由于缺乏曹轶欧那种贯彻康生恶毒计划的健全智力，苏枚只是个顺从的情人，讨好和满足的来源。
康生被自己的幻想吓个半死，他开始设想自己的罪行的结果。他在延安的许多受害者都幸存了下来，并且在党内的地位也逐渐升高——现在正想要进行报复。康生身陷畏惧和虚妄中，这影响了他的行为，显示了他心理的混乱。他的人格承受了一种明显的变化：与他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在莫斯科与延安策谋、非常无情地贯彻土改政策时的那种冷静、自信的态度相反，他现在变成了一个胆惊受怕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康生会恢复他对权力贪得无厌的胃口；但是在五〇年代的初期，他似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和生气。
苏枚曾试图与康生拉开距离；她于一九四五年结婚。她的丈夫黄火清，当时是一名中层干部，他像康生一样，在年代曾担任劳工鼓动家，在上海工作过。黄火清曾在苏联学习，但是回到中国参加了长征。战争岁月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延安度过的。在一九四五年，苏枚和黄火清有一个儿子，这孩子沿用了他母亲的姓，被称作苏汉。黄火清和苏枚很快就离婚了——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是屈服于来自康生的压力。
甚至在安全和间谍活动这块属于他自己的区域里，康生的贡献在五〇年代初期也非常有限。一个新创建的全国性的国内安全警察组织“公安部”，接管了许多先前属于社会事务部管辖范围的职责。社会事务部作为一介不受政府监督的党的机关，继续存在着；但是它主要聚集有关世界各国的情报。
一旦康生放弃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他就发现他已经丧失了地位和特权。为了能够重获从前的高位，他竭尽全力，但是成功来得忽紧忽慢。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时而激动得发狂，时而又虚无主义地打算去消灭他的竞争对手，从党的高层相对退隐下来的时期是他专注于毕生的艺术追求的时候。
在自称生病的第一年里，康生住在青岛那幢他于一九四九年六月隐退的海边别墅，过着隐居的生活。一九五〇年五月上旬，他坐火车往南旅行到上海，在那儿他逗留了一星期左右，并且拜访了依然担任华东局首脑的饶漱石。仔细掩盖住对他以前同事的狂怒和妒忌，康生向饶漱石打听关于华东局政治生态的最近淌息。然后他继续前往杭州，那座在西湖边上耸立着古代宝塔和廓宇的花园城市，度过了声称是康复期的两个月。七月下旬，他在前往北方的途中在上海停留，又同华东局的领导们见了面藏书网。在上海停留几天以后，他坐火车去了北京，由于住进北京医院专为高级干部设的私人病房进行检查，对于他所声称健康不佳的说法就更增加了可信度。在今后的五年里，那儿将是他的家。
尽管康生在五〇年代初期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在外国记者中间引起了许多猜测，但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与其说是情报的重大业绩，不如说是更为世俗的东西。由于投能在共产党的政权里重新获得重要的职位，康生感到恼怒，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他索性声称生病了。他隐退到青岛，那个他曾在那儿上过理查德·卫立姆学校的海滨胜地，定居在荣成路四号一幢德国风格的别墅里，这幢别墅远眺胶州湾的人口，周围是一片松树林。
五〇年代初期，卧病在床并不是康生生活中唯一符合中国传统的一面。他还沉溺于十八和十九世纪中国的一种主要的恶习中：吸食鸦片。在康生出生的一八九八年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曾经被这种毒品淹没。十年以后，外国的观察家们统计，中国的城市有多达百分乏五十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女人吸食鸦片，同时农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五的女人也吸食鸦片。康生第一次吸食鸦片的确切时间难以确定，但是山东和上海都是臭名昭著的鸦片消耗中心。总之，早在他躲进医院之前，他就已经吸食鸦片了。桂林的一名叫李明凡的自由记者在一九四四年告诉美国的情报人员说，康生是“一个鸦片鬼”。
由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苏枚再一次被焦虑所吞噬。为了一点小事，“特务”或“内奸”的指控就会落在人们的头上；许多人被逮捕；更多的人则落到“红卫兵”的手里，遭受令人毛骨悚然的凌辱。苏枚曾经同康生一起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大清洗”时期的莫斯科和“整风运动”时期的延安生活过，她清楚地意识到过往种种会使她处于危险的境地。像康生一样，她在上海也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过，这使她很容易招致是国民党特务的指控。
在他从公众生活中隐退的六年时间里，康生在中共建政中并无担当任何角色，并且被几位先前是他属下，或者位置不相上下的领导人给超过了。正在上升的共产党明星包括饶漱石；在一九五四年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邓小平；还有成为北京市长和党的首脑的彭真。
在五〇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宣战中，康生也选择了旁观者的位置。一旦共产党的势力赢得了对大陆的统治权，党就按照共产主义的概念来开始改造社会。先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主们被完全消灭。严厉的措施还被用来对付”反革命分了”——国民党官员、秘密帮会的成员、宗教领袖和任何曾同外国政府亲密交往的中国人。对于重订国策使自己在一条稳定的道路上前进的中国来说，这是过于随便和不谐调的行动，结果造成巨大的流血和杀戮。当共产党的理论家设法控制这个国家的时候，很多人死去了。康生曾经发展至极端并树立典范的那些措施，如今被强加于整个中国，但是，由于隐退到病床上，他从而失去了一次参与的机会。他狂怒异常，以致即使这场运动使中国地主和这个政权的敌人心惊船战，也无法减轻他对饶漱石的憎恶。
苏枚的婚姻，以及康生的神秘疾病——更不用说他自己同曹轶欧的婚姻——都没有减弱康生对他姨子的欲望。由于将自己禁闭在家中，他使自己沉湎于对苏枚日益增长的热情中，完全不顾引起丑闻的危险。许多干部都注意到，无论康生和曹轶欧去哪儿，苏枚总是紧随其后；他们恶意猜测着她在康生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到他隐退，都没有证据支持有关康生陶醉于同两姊妹性关系的谣传。但是现在康生的谨慎全都给抛弃了，因此到一九五〇年，他同苏枚的旧事在最高领导层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政治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原因，促使康生避开九九藏书 公众的视界。拒绝给予他更大的权力和威望的现实激怒了他。由于这么多年在党的最高层的经历，他发现自己忽略了结交那些农民将军和不识字的政委；他们在内战的最后几年里已日益突出，而那时康生却被流放去主管一个省的工作。所有的事情中最令康生恼火的，是被迫在华东局饶漱石的手下做事，但是每当两人见面时，康生继续把饶漱石看成是他值得信赖的朋友。
历经婚姻失败和自杀不成后，苏枚试图重建自己的生活。一九五八年，她同张鼎丞结了婚，张鼎丞是前红军指挥员，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和总检察长（苏枚的第一任丈夫黄火清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占据的职位）。张鼎丞认识康生，也可能认识苏枚多年了；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曾做过党校的副校长，并且在四〇年代末华东局康生的手下工作过。他同康生的年龄一样大，因此同张鼎丞的婚姻，使她又一次牵扯上一个年龄较老的男人。像她早些时候的婚姻一样，苏枚同张鼎丞的结合在一年左右以后破裂了——据说，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康生的压力。
康生接下来的六年里在共产党的事务上几乎非常消沉，放弃了他在官场上的工作，过着离群索居的病榻生括。名义上，康生担任了好几个显要的职位，但是他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不为党做事，并且不接待来自官方的访问者。
表面上，康生的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家庭成员本来就常共居一处。但是苏枚成了他的情人。从他同曹轶欧和苏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说他从诸城离家出走是因为他同父亲的小老婆睡觉这种谣传，就似乎变得更可信了。在中国封建的历史中，男人们经常娶一对姊妹花做妻妾——在一长串关于性的密谋和权力的故事中，被实际歌颂的例子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汉朝的传奇《赵飞燕外传》。但是在二十世纪，康生的家庭情况有可能会召来共产党员的批评，他们谴责任何带有中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残迹的东西。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康生在党内以苏枚的庇护者自居。苏枚从未获得过像她姊姊的那种声望，但是她在思想教育的关键领域里一直占据着行政职位。
当康生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听到沙韬就读人民大学时，他指示曹轶欧，当时华东局组织部的副部长，去向党中央报告此人有“政治问题”，使沙韬无法进入这所学校。曹轶欧建议将沙韬转送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联络部，在那儿他的政治态度能够得到监视。
康生无论到什么地方——莫斯科、延安、山东以及最终的北京——曹轶欧和苏枚两人都陪伴着他。苏枚同康生的关系开始于什么对候，或者他们是否生过任何孩子，都不甚清楚。当苏枚同康生和曹轶欧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她随身带了一个叫任妮亚（Ren Neiya，音译）的中国女孩。这个孩子被认为是苏枚的女儿和康生的外甥女，但是她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个谜。她可能是一对在莫斯科的清洗中失踪的中国夫妇的孤儿；她也可能是苏枚的孩子，父亲是莫斯科的一位中国人；或者她可能是康生的女儿。总之，直到今天任妮亚还是否认知道为什么她姓任。
在北京有些干部的眼里，康生有充足的理由要掩盖苏枚之死的真相。她的一位朋友，一名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希望不公布真实姓名的资深大学中文教师，怀疑康生本人就是杀害苏枚的凶手，他害怕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下会受不了，从而揭露他过去的秘密。苏枚的朋友还是相信，当江青和叶群（毛泽东指定的政治继承人林彪元帅的妻子）凭藉她们本身的头衔成为国家的象征时，康生把苏枚视作一种对曹轶欧的前途的障碍物。
康生最初在青岛和杭州、后来在北京医院所过的隐居生活，是与中国的传统相一致的。无数大臣在朝廷里处于逆境时，就隐退到病床上，从而避开官职所应承担的义务，使自己远离那个政治世界，以增加幸存机会，直到一个重新执掌权力的机会出现。
康生立即指控苏枚是罪恶游戏的牺牲者。他命令公安官员们拘留和审问每一个住在苏枚寓所附近的人，并命令北京医院的医生对尸体进行解剖。医生们断定她是死于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由公安局进行的调查没有找到能够推翻这个医学判决的证据。
在同一时期里，康生频频受到恶梦的折磨，在这些恶梦里，戴着面具的暗杀者悄悄潜进他的住处，用匕首向他进攻。一俟夜晚来临，他就会特别注意地检查每一扇门窗的锁是否锁上。他并开始陷于对鬼魂的恐惧中；他九九藏书 推想道，既然人类的身体远比高级的科学仪器复杂，那么上帝必定存在，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必须有鬼魂和恶魔。
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外界的中国专家对他活动的描述是很含糊的，他们简单列举了他在山东和新首都北京的官位。有些西方的新闻记者暗示，为了发展中国的第一批核武器，康生被指派去招募科学家和专家，这是一个极机密的任务，以致他生活在绝对的秘密状态中。
康生不再主管党的事务，这使他失去了在安全和间谍机构里保存同盟集团的任何机会。他还错过了许多利用对共产党的大挑战的机会。中国在一九五〇年参加了朝鲜战争，它站在金日成的北朝鲜政权一边，抗击以美国为首、支持南韩的联合军队。正好发生在‘中国边境的这场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美国是否会进攻中国本土的争论，使中国安全机构的角色日益吃重。初出茅庐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以台湾为基地的国民党情报机构相联合，开始进行反大陆的秘密活动，他们将特务空运进偏僻的简易机场，打算建立一个能够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反共军事组织网络。但是康生并不打算加入这场战斗。即使没有他，新组建的公安部也挫败了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的许多秘密图谋活动。
康生未能获得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恐惧：党的最高领导人可能怀疑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特务。一九四九年年中，在西柏坡共产党总部召开党的会议以后，针对他的政治偏狭主义的怒气和义愤，开始使康生感到不知所措。当共产党的军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时，康生担心他可能会被监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前往北京旅行时，康生在济南停了下来，在那儿他通知公安官员说他的秘书，一个叫沙韬的年轻人，正在露出他的真面目。康生向其他人报告说沙韬——他的私人随员中唯一具有良好教育程度来做间谍工作的人——是“饶漱石的小走狗”。但是康生把他的怀疑瞒着沙韬本人；正相反，他向沙韬夸口说他非常了解上海，因此在三十年“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的秘密警察从未能抓住他。
关于康生同苏枚的关系，曹轶欧在过去一直是保持沉欺的；只要这件事还是隐蔽的，就不致引起她公开的窘迫。但是当他们三人在青岛和杭州的时候，康生开始炫耀他同苏枚的性关系，这就引起了一场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风雨。曹轶欧嫉妒的狂怒爆发了。她不断同康生发生争吵，两姊妹之间也爆发了情绪化的吵架，压抑数十年的妒忌和受挫感更是给吵架火上加油。一九五〇年五月，当他们三人在杭州的时候，争吵达到了高潮：苏枚从一幢大楼的顶楼跳了下来。她活了下来，但是她试图自杀的消息已经飞快地传开了。
但是康生幸存了下来。引用一句中国的成语，那就是东山再起。
一九五五年底恢复了他的官职以后，康生感到沮丧的是，沙韬不但仍旧在军事委员会里工作，而且还得到了晋升。康生亲自同军事委员会联系，警告那些神经质的官员说沙韬是“一个坏人”，并要求他们把他调换到某个不那么敏感的工作岗位上去。康生的命令使军事委员会的官员们左右为难：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去为难沙韬，但是他们也不想使康生难堪，因为他有令人感到危险的名声。官员们求助于更高的权威，把这件事向当时主管党中央各机关工作的刘少奇禀报。刘少奇在军事委员会递来的呈文上批了两名话：“康生神经不正常，不要理他。”当时康生能做的很少，但是当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康生亲自下令逮捕了沙韬。沙韬最后于一九七八年被释放，那是在康生去世三年以后，他无意中招致康生狂怒的十九年以后。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悲剧最终降临到康生——曹轶欧——苏枚这个三角形上。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早晨，苏枚被人发现死在她的北京寓所里。当时她五十五岁左右，担任由公安部管理的一个高级训练中心“政法干部学院”的政治系副主任已经好几年了。她在学九九藏书 院的住宅区拥有一个独立的家，同康生的”外甥女”和“外甥”任妮亚和苏汉生活在一起，苏枚并没有任何忧伤或者生病的迹象；但是就在这天夜里，她在睡眠中死去。
当康生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娶曹轶欧为他的第二任妻子的时候，他不折不扣是同她的家庭结了婚。曹轶欧那位自称苏枝的小妹妹，也是他新姻亲中的一员。推测起来，苏枚放弃曹这个姓是因为安全的原因；她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白色恐怖”的幸存者。在康生曹轶欧结婚后不久，苏枚就搬进了他们居住的“党的机关”——位于法租界的一处住宅。
随着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势力的垮台，中国看到了新时代的黎明。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支土匪军队；像那位和尚——冒险家——皇帝朱元璋所领导的叛乱军队在六百年前建立了明朝一样，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新的国家。党员们不分地位，兴高采烈地展望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未来，展望着一个进步和发展的时代，一个使人联想到过去岁月那些辉煌朝代的金色时代。但是康生对这一片举国欢腾的景象无动于衷，他反而避开这种庆祝场面，对共产党的胜利并没有表现出公开的满足。确实，此后有六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在公共场合上露过面。
一九五〇年六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向饶漱石和陈毅元帅（后来的上海市长）吐露他的恐惧，害怕有人怀疑他是一名敌特，并请求他们进行干预，支持他。饶漱石不知道只要有机会康生就会往他背后捅十刀，他在七月二十日一份打给毛泽东的电报里，禀报了康生清白无辜的陈述：
我偕陈毅同志在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生同志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绝不是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时，我又在他住处停了一个小时。康生同志又进一步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绝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
如果康生愿意的话，他可以永久生活在退隐中；但是他对高官厚禄和统治人民生活的权势的追求，己经耗尽了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精力；有他这种激情和欲望的男人，不可能做疾病的囚犯，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妄想症的恐惧中。饶漱石的让位移走了康生受挫和妒忌的中心焦点，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年底，康生认识到在不远的将来党内会有一次较大的人事改组，他因而抛弃原先的消极生活，重新回到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来。
康生有些病态的恐惧可能是很荒谬可笑的，但是他被怀疑为敌特的可能性使他很有理由感到害怕。国民党在一九三年毕竟逮捕过他，而且他的被捕一旦被揭露，就会引起同志们怀疑，他曾经妥协并被迫出卖共产党的事业；毕竟双方的人马时常来来去去的。康生隐瞒这件事情的时间越长，只会对他的可信度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以外，在上海的派系斗争期间，有关康生如何出卖他的共产党同志何孟雄五烈士的详情，将会强化任何谣传他是叛徒的说服力。康生在上海的变节行为，是为了王明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民党，不会导致通敌的指控，但是也无法减轻他的窘迫。
毛泽东怀疑高岗同苏联的关系，且还为高岗独立于北京而感到担忧。资历几乎像毛泽东一样老的党的老战士高岗，对主席的领导风格以及对他领导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声誉感到不满。高岗是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向毛泽东挑战的共产党领导人。这个统治集团只有一个成员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同高岗站在一起：那就是饶漱石。这场早产的挑战，结果是可以预测的。在一九五四年的秘密会议上，二人被指控为密谋反对党的领导人，他们被安全警卫逮捕。高岗在扣押中自杀了，而饶漱石服了一辈子徒刑，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死在监狱里，饶漱石被关押后不久，康生就宣称“我的病根”已经连根拔除了。
从他在莫斯科和延安的岁月起，康生就清楚地意识到，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叛变的指控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就可能被“证实”。身为一个秘密警察头子，他本人已经制造了无数的假间谍案件。康生还知道秘密警察首脑自己也会成为牺牲者：亨利·雅戈达，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脑，他被处决时康生正在莫斯科，还有他的继任者尼古拉·叶若夫，不久以后也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