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在向当时的正统派思想挑战。他承认有些演员不愿意表演《花田八错》，他们害怕有关色情和性的争论。在演出之前，他来刊后台，向演员们建议：“你们放手演好了。过去怎么演，现在就怎么演，要演全本的。将来有什么问题，有人找你们的麻烦，你们告诉他，是康生让演的。”由于康生的支持，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冬天，北京上演了许多色情戏曲。

康生对戏曲的官方趣味突然转变，预示了盂超和创作《李慧娘》的其他人员将碰到严重麻烦。这出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为“毒草”，并且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来调查它。“专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康生主管社会事务部；此刻用它来反对盂超，反映出康生把安全和警察技术运用到普通的政府和文化活动中去的习惯。孟超不知道调查他的“专案组”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康生，还试图出示康生写给他两封赞扬这出戏的信来保轳自己；这两封信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康生下令监禁盂超，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去世为止，这位剧作家一直饱受攻击，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灾难。

康生煞费苦心拉开他与孟超的距离，这位来自诸城的他的老友，在编写剧本《李慧娘》的时候，得到他许多帮助和鼓励。在离开北戴河之前，康生召来盂超的女儿，叫她带信给她的父亲：“不要光写《李慧娘》，还是写点别的东西吧。”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直接写信给孟超，“请转告剧协的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怪戏了。”

为了寻找从未在北京演出过的地方剧种，康生游历了很多地方。一九六一年农历新年过后不久，他带领一些同伴到云南，然后又到四川，表面上是视察，但是几乎每个晚上康生和他的同行者都在观赏云南和四川的戏曲。

康生和朋友决定到云南省会昆明东南约六十英里处著名的“石林”去游览，石林全部由参差不齐的岩石构成。景区到处是一百英尺以上、外观留下伤痕的峭壁，就像一片受到损坏的石化森林。这一独特和自然奇观在三〇年代由云南军阀龙云建议建成旅游胜地，他亲自书写了“石林”这两个字，将之刻在石林入口处一块高而突起的岩石的巨大平面上。康生批评这位将军的书法玷污了美丽的风景；他命令地方当局除去峭壁上龙云的字迹，代之以他亲自书写的同样两个字。康生重新书写的两个字保留在石林的入口处，直到八〇年代中期，那时它又为龙云的书法所取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就像是美国总统下令由他自己的石像取代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are）上诸多石像中的一个。

康生和江青所挑选的作品都是淫秽和色情的，完全与康生从五〇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鼓吹的艺术观点相一致。他们喜欢的作品是对共产党政权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挑战，这些作品歌颂了在新中国没有一席之地的官庭阴谋和男女私通。江青尤其喜欢《虹霓关》，一段发生在七世纪初隋唐时期的爱恨情仇。剧中女英雄东方氏的总兵丈夫被一个名叫王伯当的人暗杀。由于中国大众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报仇习惯，东方氏披挂上阵，把自己装扮成武士模样，好为她丈夫报仇。但是当她发现王伯当是如此英俊的年轻人时，她爱上了他，将仇恨抛在一边，并且在一段受到江青热烈赞扬的轻佻舞蹈中，她暴露出自己是个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女子。即使演出很得体99ｌｉb•nｅt，这个背叛的爱情故事破坏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教诲，将肉体的欢娱置于对死去丈夫的忠诚之上。这在当时的大环境里甚至更为不恰当，当时颂扬的文学应诙具有工人、农民和战士的观点。

毛泽东出乎意料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正如康生立即认识到的那样，要求对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予以公开驳斥。为了使自己不沾染任何污点，康生立刻着手掩盖他曾保护意识形态异常的剧目的纪录，并且开始批评中国的现代剧作家。在一、两年前被他捧上天的作品，现在被他贬低为只“适合于台湾或赫鲁晓夫”。他声称：“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地，倒有《李慧娘》、《谢瑶环》这样坏透了的反动剧本。”他补充说，原匿很简单：剧作者的“思想、立场不是为工人浓民和劳动者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一小撮人服务的。”

对中国的人民和统治者来说，六〇年代初期是痛苦的年代。大跃进的后果预示了经济的毁灭，并且使数百万人民挨饿，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受到中国可怕形势的抑制，毛泽东长期过着隐居生活，通常住在杭州的别墅里。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和其他主要领导人为恢复经济秩序而斗争，试图把中国从整体崩溃中解救出来。

剧作家经常撰写中国文史中灿烂的悲剧传奇，但是也撰写一些有关爱情、性和神话的民间故事。在北京，较为现世的主题经常受到限制，但是在其他地方，演员和观众都喜欢沉迷于充满双关语、令人产生联想的场景，以及源于方言的淫秽语言和笑语。舞台还牵扯上同性卖淫。在十七世纪，满洲政权禁止妇女公开表演；因此，全国很多地方被迫执行这个规定，男演员仍然在中国的舞台上扮演女皇、公主、寡妇、娼妓和众多宫女，一直到二十世纪。在北京，女角都挑选自容貌细致、有如女性的男人。没名气的男演员经常以进入同性恋窑子或为满洲统治者提供服务来补充收入。这种同性恋的氛围继续缠绕著京剧舞台，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这就是时佩甫间谍案的背景，时佩甫是个第一流的中国演员，许多年他成功地男扮女装，以致他的法国外交家情人竟然不知道他是个男人——这段插曲是戏剧《蝴蝶君》的来源。

对康生来说，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表现预示了政治领域将出现巨大的转变。毛泽东不但恢复活力，并希望谈论比苏联问题更多的东西，康生明了主席已经回到了那种偏爱理论家胜于专家治国论者的政治中。意识形态问题重又时髦起来。

康生还帮助编写和导演剧本。他亲自参与了《李慧娘》的创作，这是孟超对明朝流行戏曲《红梅记》的改编本。孟超比康生小四岁，是康生的一位老友；他同康生一起在上海大学就读，之后，盂超成为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定额工作，后来献身于文学事业，这是许多左翼青年普遍倾向的职业，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投有去延安加入共产党，而是转移到南方，在国民党控制区从事记者工作，尽管他从来不同情国民党。

康生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出席了在沿海城市北戴河召开的高层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准备，从那时起，他不再以戏曲为消遣了。毛泽东在会上终于发表演讲了；但不同于他在年初详尽地叙述他99lib•net个人对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所应负的责任，这次他出乎意料地坚定而又咄咄逼人。他再一次肯定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工农兵”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他们与资产阶级和旧统治集团的残余之间的冲突。尽管按照推测，共产党的胜利为消除各个阶级扫清了道路，因此阶级斗争随之消失，但是毛泽东还是宣布阶级斗争是“纲”。同时他重新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在总体上的重要性，这显现了他的坚决和果断，这是他一生中一个新的活跃阶段的预兆。

江青和康生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后数年间很少见面；康生回到他们的家乡山东，而江青嫁给了毛泽东。他们在五年代也不常见面，为了试图解决健康问题，江青在苏联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大多待在中国和苏联的医院里，直到一九五九年她恢复健康，能够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为止。

康生还派了他一个演员朋友到上海去寻找能表演一种称之为“床上戏”或“隔壁戏”的臭名昭著的滑稽短剧的演员。一九四九年以前，上海的剧院有时上演简短的喜剧，剧中一位演员会模仿隔壁房间男女做爱的声音。康生的朋友在上海找不到精通“床上戏”的表演者，但是康生找到一个与这种类型相同的四川演员，并且在他家里安排了一场演出——还用录音机把它录了下来。

一九五六年，当康生结束在医院的疗养之后，他重新沉迷于对戏曲的爱好。那时，共产党的文化卫士已经剔除了传统剧目中许多“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成分。但是康生并没有像一个守纪律的干部那样，接受共产党的路线；他强有力地为过去淫秽和迷信的剧目辩解。一九五六年，康生在北京对一些演员演讲，驳斥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部门用来责难旧剧目的口号——“脱离政治”、“复古”和“纯粹的艺术观点”——认为它们是文化自由的障碍。他坚持旧的剧目应该演出，还列出了几个自一九五〇年以来禁演的剧目，包括迷信加色情的鬼怪戏《大五花洞》。

康生日益专注于对古老戏衄的保护和振兴。一九六〇年夏天，他昕到中国京剧院，一个重要的剧团，在准备出国演出时修改了两个古典剧目（即删除剧中不恰当之处），就对剧院领导马少波和马彦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指责。康生宣称：“这两个姓马的真粗野。”并且威胁谁赞成上演现代戏就开除他的党籍——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严厉的制裁，它会限制一个人获得住房、工作、甚至食物的权利。

在中国，戏曲是一种有千年历史的娱乐形式，它集歌唱、表演、舞蹈、技巧和器乐于一体，各个省份的社会各阶层都喜欢戏曲。每个地区都产生出自己的风格，拥有不同的方言和保留剧目，以迎合当地的趣味和习惯。京刷也许是最精致的戏曲形式，但是地区的演艺学校缺乏表演经验，经常以活力和淫猥言辞来加以补偿。

《绿野仙踪》有大量未加修饰的色情描写的段落。康生希望在他的私人收藏中补充这些著作，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设法强力加于整个社会之上过于拘谨的价值标准，展开大胆的反抗。

康生对色情作品的兴趣延伸到文学上。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五七年年中对知识分子发起严厉的攻击，康生来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要求。他要求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替他寻找几本非常色情的小说之未经删节的早期版本：《金瓶梅》，描写一个富有的山东浪子，是一本丰富而详细、引人人胜的明朝小说：《九尾龟》，一本描写歌女和妓女的十九世纪小说：《绿野仙踪》，一个描写上层腐败和邪恶的故事。《金瓶梅》里充满了露骨的性描写一一它的主人翁西门庆，与他家乡很多女性发生了性关系——是一部不平常的著作，对许多人物都有同情而令人感动的描写。相反，《九尾龟》很少有可以弥补的特色。这奉应是用上海的吴语写成的，描绘了十九世纪末的妓院生活。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胡适把它视为“娼妓世界指南”，弃之如敝履。99lib.net

康生还是中国另一种色情形式的爱好者，搜集“春官画”——描绘数对或三人一组的男女，有时多至十对男女进行各种形式的性活动的画卷和木刻版画。康生将这些艺术作品收藏在小石桥胡同的家里，在闲暇时审视它们，为了不遗漏每一个细节，他还使用一面放大镜。

职位也有个好处，我是个中央委员，我才是设定标准的人，谁敢批评？有没有人批评呢？有，但是只敢在背后骂得一塌糊涂，明着确实有点不敢，因为公开讲就有反对中央的嫌疑……毛主席总是在政治上撑着，演戏就去看，你们说京剧有封建意识，但不能说毛主席有封建意识吧？用这样的办法才撑得起来。

江青在六〇年代初期就成为康生的听戏同伴之一。一九六二年三月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康生和江青一同到杭州疗养。他们在这个南方城市待了近两个月，那里的温暖气候比起北京仲春季节常有的多尘土的刺骨寒风更加宜人。在杭州期间，江青一直用面纱遮住脸，她宣称自己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但在逐渐康复中，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康生一起去观看戏曲。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命令地方剧团演出一九四九年以来被查禁的剧目。他们两次迫使杭州剧团派司机到一百二十英里以外的上海，拉回他们想要观看的剧目所必需的道具。他们专横地不顾当地官员排演那些十多年未演出的剧目所遇一到的困难。

康生对舞台的热爱源自他在山东的青年时代，山东省拥有资源雄厚、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曲。康生最初的十九年是在青岛地区度过的。那里有它自己独特的戏曲风格，它将朴实的方言对白与缓慢而音调悦耳的歌词结合在一起。康生经常在大台庄和诸城看戏；当他来到上海以后，他娱乐的机会增加了，上海拥有众多以当时最著名、最有天才的表演者为特色的戏院。康生被戏曲深深迷住了，他学习演奏一些乐器，包括笛子、胡琴和小鼓——为每场演出提供节奏的一种打击乐器。迟至一九三八年，他还为江青在延安的演出伴奏。

对康生来说，这些年过得几乎是田园般的生９９lｉｂ•net活。他对俄国人的仇恨给予他极好的机会来炫耀他的民族主义和精通苏联方面的知识，从而重新使自己处于显赫的地位。然而中苏争端是必须的，不然就会夺去康生的快乐时光。康生在大跃进前夕声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任何学生一样进行很多“酗力劳动”，但与学生不同，他们没有任何假期。不过，在六年代初期，康生享受着休闲、旅行和娱乐活动。他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搜集古玩。但是撮吸引他的一项活动是观看传统戏曲，并且将他的观念强加于国家的舞台上。

许多被共产党人禁止的作品，康生都予以保护。一九六年十一月，莫斯科苏联革命周年庆祝活动之后，康生回到北京，他并为《花田八错》这部充斥了淫秽双关语和猥亵场景的作品背书。康生为他的行为辨护，争论说这部作品是爱国主义的，而且在戏剧技巧方面有许多优点。他指出，男演员在京剧中继续扮演女性角色，对含有淫秽意味的作品的禁令已经大大减少了花旦戏——诸如娼妓、不忠的妻子和小妾、淫荡的寡妇等活泼而又放荡的女性角色。康生宣称，这种演出逐渐减少，代表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损失，而且他还为上演诸如《花田八错》这样的剧目撑腰。

对共产党人来说，传统戏曲中道德的模棱两可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中国新的统治者知道，他们可以通过赞扬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来赢得大众的支持；“人民共和国”几乎不可能压制这种受到人民热爱、有中国特色的娱乐形式。木过许多剧目表现出颓废的思想，与党的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完全不同。因此文化委员们着手改革那些历史悠久的一流剧目，在禁止淫秽、色情和迷信的同时，让它们转而歌颂爱国主义。

江青看到这篇报告时十分恐慌。她在复印件上写了许多批语，声称她仅仅观看了在当地报纸上宣传的“无法忍受”的剧目，并且暗示地方官员想要损害她的名誉。她假装生气，建议那些批评她的人应该自我检查，进行自我批评。相反，康生对这件事处之泰然；他拒绝对宣传部的指控作出反应，仅仅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个圈，表示他已经看过文件。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这段插曲；那些告发他和江青的杭州官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遭到康生的报复。他们被指控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个包罗万象的罪行，从批评激进的政策到影射毛泽东都有。他们中有二十人遭到逮捕、殴打和监禁。一些人死在监狱里。

江青和康生在杭州所夸示的非正统的趣味并非无人知晓。几年以后，一份记录北京的一次戏剧座谈会过程的简报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九六二年，两个“中央领导人”在杭州观看了“旧戏”。党的宣传部调查了这件事，发现康生和扛青即是提到的中央领导人，并将报告的复印件连同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一起递交给康生和江青，让他们批示。

江青喜欢的另一出戏是《斩黄袍》，讲的是北宋王朝创立者赵匡胤后宫中一名嫔妃韩玉梅的故事。通过运用各种阴谋手段，韩玉梅爬上了“梅花富贵妃”的宝座，她利用自己的影响来诋毁郑子明，一个正直的将军，危害了国家的稳定。这出戏也削弱了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观点。

康生对舞台的热爱有助于他强化其他政治和个人的联系。六〇年代初期，他重新建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与江青之间的友谊。www.99lib.net

这首诗是以庐山隐约出现的富有戏剧性视觉形象而创作的，白云缭绕着参差不齐的、尽是洞穴的山峰，群山的茂密树林掩映着红色的亭台楼阁。一千多年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朋友们游览庐山时写下了无数的诗歌；康生的诗歌遵循了这种习惯，加强了他和他的两个伙伴之间的关系。

康生保护遭查禁的戏曲，这似乎给他一种掌握权力的感受，仿佛他漠视上层领导同志们所证实的社会主义伦理。有一欢他谈到在延安参加《打渔杀家》的演出，透露出他无视党的文化政策的傲慢心态：

尽管康生赞扬《李慧娘》中的传统人物，但是这个故事同康生那充斥着间谍和叛徒的极端政治的世界观恰好一致。故事发生在宋朝，宋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一直统治着中国，这出戏显然是带有现代意味的背叛者的故事。主人翁李慧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在遭谋泶之后侥幸死里逃生，她与她的情人斐禹（舜卿）一起，把中国从贾似道的阴谋中拯救出来，贾似道是当时朝廷掌握权力的奸臣。康生无疑从李慧娘的故事中看到了与现代中国的附带关联。粗略来说，这种平行的关系使观众对谁可能是现代的贾似道感兴趣。当然，康生是站在李慧娘的一边，因此贾似道必然是另外一些人：邓小平、周恩来，甚至刘少奇。

康生如此热衷于色情演出，他还强迫著名演员到他家里为他私人演出，并以此而知名。有一位著名的京剧花旦，在六年代初期的一个春芾里被召到康生的住所。对这个演员来说，这是桩羞辱的事，康生要求他唱一段色情的小曲；这个演员表示反对，但是康生最终说服他，并亲自拉京胡为他伴奏。

康生也许不再公开拥护传统戏曲，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对油彩味和男女演员团体的爱好。一九六四年，当江青开展京剧的激进化运动时，得到了康生的热情支持，而且他公开参与新的革命戏剧。康生与戏剧演员或芭蕾舞演员的照片开始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他消瘦苍白的脸周围是涂抹重彩的男女演员，他常常与女演员握手。他的目光越过舞台的脚灯，在演出结束后登上舞台，与男女演员站在一起，但是他肯定知道，他现在极力赞美的革命戏剧，只不过是他指责为意识形态垃圾的古老剧目的次等替代品。

一九五九年，北京昆剧院请孟超以《红梅记》女主角李慧娘的故事为基础，写一出戏。在这出戏的改编过程中，孟超从康生那里得到大量支持，他参加了一九六〇年的彩排，并且在对话和演员的服装方面提供了很多修改建议。康生对最微小的细节亦兴致盎然，乃至女演员耳环的颜色。当这出戏最终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公演时，康生非常高兴。他不仅写了封信祝贺盂超的成功，而且向北京昆剧院下令：“北方昆曲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旅行也成为保持与毛主席接触的一种方式。随着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同彭德怀发生抗争以来，毛泽东、康生和陈伯达走访了庐山周围许多历史古迹和风景名胜。他们的目的她包括著名的“仙人洞”；为了纪念当时当刻，康生创作了一首以古老的曲调吟唱的抒情诗：

康生没有浪费时间，立刻背弃中国的淫秽戏曲。他十分喜欢传统的舞台，但并不打算为此失去高位。只要他继续兴旺发达，康生就能够观看整个世界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