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好围棋，也好麻将，甚至不惜为此贻误正事。有一次在天津宅中打牌，三缺一，家人就把陆宗舆约来。事后段对亲信邓汉祥说：“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陆打牌时，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他则装在衣袋里，随时摸取。别人和了牌，他便欠倒一下，使别人不痛快。”
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一生别无他好，唯一的乐事是打算盘。每天晚饭后，他便打开卧室里的银箱，取出三十多个存折，用算盘核计一番，看看当天又多了多少钱。他所在的永泰和洋行，职工经年累月一天到晚能听到经理室传来清脆响亮又流利的算盘声，就是弄不懂郑伯昭哪来那么多的账要算。
数学家吕竹人香烟瘾极大，在清华任教时，与人闲谈半小时能抽一匣。他的宿舍整天烟雾弥漫，别人进不去，偶开窗户，烟味能传到十米以外。
王景录任军政部交通司司长十余年。后军政合一，何应钦让他兼任交通部次长，他都不干，可见其司油水之大并俨若一独立王国。交通司自王以下各头目皆赌棍。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在一般人家日感“钱紧”的当口，王等一干人却仍三天两头狂赌终夜。无论是玩“牌九”、“梭哈”还是麻将，他们一概不赌现金，而是一次赌毕，结算之后，分别开出支票清账。
大买办雍剑秋发迹之后，本指望儿子雍鼎臣子承父业，至少守住这份产业。雍鼎臣却无意于此，他结交了一帮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他曾连续赌博三昼夜而不歇息一刻。雍剑秋去世前一年，雍鼎臣染上大烟瘾，天天卧床抽鸦片，三年后竟致不能起立，但仍用电话联系股票市场狂赌。
李叔同当年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好，也无所不通。成为弘一法师后，摈除一切，独书法始终不舍，留下了无数墨宝。叶圣陶评价说，弘一法师的书法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越看越有味。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兴趣广泛。收藏是他的头等爱好，此外据张中行介绍，他还不乏其他雅兴：“他喜好围棋，我的邻人崔云趾（围棋三段，晚年评四段）教他许多年，据说造诣不高，距离初段还有一大段路。他也喜好京剧，学老生，唱得不怎么样，音量太小，可是老师很了不起，是鼎鼎大名的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他还喜好古琴，弹得怎样，有没有名师，我都不清楚……他喜好书法，常写，字我见过，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下款总是署丛碧，这是他的别号。他能填词，我像是在谁的书房里见过他的词集，确切情况想不起来了。他还能作诗，我的友人蔡君告诉我说，曾见一本《洪宪记事诗》，后部续诗是张伯驹作的。总之他是个出于锦绣堆中而并不完全声色狗马的人物。”
北大教授朱希祖喜好旧书，而且收旧书的本事极精，很多书商都弄不过他。他留着大胡子，琉璃厂旧书铺没有不知道“朱胡子”的。
汤恩伯有三宝：香烟、汽车和马。他平时抽烟常向副官查数。1939年汤部驻屯河南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汤。汤向副官处长交代，要招待好孙连仲，但又特别叮嘱，无论如何不能拿他的烟待客。熟悉汤恩伯的人都清楚，汤一般不给客人让烟，到汤的住处，要抽自己的烟。1946年，荣德生被匪徒绑票，荣家花了30万赎票。不久毛森破获此案，荣送给汤一辆豪车，汤妻王竞白对人说：“荣德生送老汤一辆汽车，非常漂亮，既有冷气装置，又有收音机。”
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年寓居上海法租界，以把玩古董为乐，终因此送了命。1938年9月30日上午，蓝衣社特务谢志磐带着两个“古董商”，携八件古物到唐宅“兜售”。唐绍仪对货品甚为心仪，一面在楼下客厅看货，一面遣仆人上楼取款。此时，装成古董商的刺客掏出利斧砍向唐的头部。待仆人们赶到时，唐已倒在沙发上，奄奄一息，斧子还嵌在头上，刺客早没了踪影。唐被急送广慈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事后的调查结果是：尽管唐的周围有不少人成了汉奸，但唐始终未答允出任伪职。
钱化佛“玩纸”成癖，无所不收，如书札、烟盒、火花、贺年片、请柬、讣告等等。所藏烟盒达万件之多，火花有十余万枚。抗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后，到处张贴告示。钱化佛白天见到告示，夜里便瞒着家人冒险去揭。揭前先得用湿抹布濡润，然后轻轻揭下，确保完整无损。下雨天则是揭取告示的最好时机。如此积年累月，钱终于攒成一整套敌伪告示，后来这成了研究抗战史的重要文献。
杨杏佛喜欢骑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在上海大西路养了两匹马。逢星期天，他都会驾车出游，然后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一两小时。
上世纪20年代末，许杰与女生何显文同船去南洋留学。何有烟瘾，曾在船上花一块钱买了一听50支装的香烟。许杰当时有些不能理解，他平时三块钱就能过一个月，而她买一听烟就花去一块钱。不过两人最终还是结为夫妻，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林森有收藏癖。1932年夏天，他上庐山避暑。某日，几个古董商送货上门，林森正把玩间，他的一个亲九九藏书网戚在门口望见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一顶无顶藤轿飞步而来，定睛一看，轿子里坐的是蒋介石，便向屋内喊了一声：“委员长来了。”林森却声色不动，依旧品赏古玩，直到蒋步入室内，才起身将蒋引入客厅。
徐调孚好昆曲，但不是票友。仙霓社所演的几百出昆曲，他场场不落地看过。还替仙霓社编了一个《戏目索引》详细注出见何曲谱，在第几册，第几卷。
阿英一般是清晨从北站乘飞快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苏州，住定即雇车到城内察院场，这是个旧书铺云集的地方。阿英曾开列出他依次出入的店铺：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一路访书至饮马桥。至此一上午就耗进去了。中午到西园粥店或玄妙观吃点东西。下午从观前街的书摊扫起，后折入牛角浜，再回到庙后，雇车入牛东大街，访来晋阁老店。后折入大华书店，在店主家歇息片刻，然后去闾邱坊巷看书。最后，巡回玄妙观前的新书摊。
学者章川岛的乐趣是收藏钞票。号码依次排列或倒序排列或有规则的排列。赵景深受其影响，一度也收藏钞票，都是一百张一扎的新票，但一遇钱紧，又把它们花出去，因而始终不成气候。赵集藏纸片的爱好很杂，例如他一生未曾抽过半根烟，直至晚年还留有不少烟标；类似书信、结婚请柬、名片、贺年片、戏单乃至讣告等，他都收藏。
画家颜文樑少时喜欢吹军号，其父生性好静，对他的这个爱好颇为反感，不许他在家吹，颜便爬到屋顶上照样吹。
鲁迅在北京住绍兴会馆时，一度以抄古碑打发日子。一次章衣萍去访鲁迅，见他正抄《六朝墓志》，便问他抄这些目的何在，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已。”
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傅东华每年要犯一两次“轮盘赌”的瘾。届时他先是把家里的现金输干净，再把妻子的首饰、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最后是以种种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认识的人借钱，从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输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开口了，他在家睡上一两天，这赌瘾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开始发愤翻译书挣钱，得了钱先还债，再去当铺赎回首饰、衣物等。渐渐等到手头有点积蓄，就又到了犯赌瘾的时候。
虞洽卿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他酷嗜跳舞，晚年为一个舞场主持开幕式时曾说：“我现在能活到七十余岁，全凭跳舞之功，诸君如欲精神旺健，盍兴乎来。”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都喜听音乐，但偏好迥异。周有光喜欢西洋音乐，张允和则喜欢中国古代音乐。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两人谈恋爱时，夏天周有光常请张允和到上海法租界的法国花园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据说是躺着听，一人一个躺椅，票价自然不菲，两枚银元一张。往往躺着躺着，张允和就睡着了。
赵景深说：“我有一种癖性，常喜欢朋友所喜欢的，自然这也以自己范围以内为限。虽然仍旧是自己的癖性，没有朋友，或许会遭搁置；朋友也喜欢，我便感到兴趣盎然了。比方说，友人调孚喜欢弹词，我也跟着喜欢了一阵；现在他冷了，我也跟着他冷了。”
梁实秋说：“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们最为擅长。”他曾听说某太太有接连三天三夜不离开牌桌的纪录，后来身心近于崩溃，吃什么吐什么。他还认识一个太太，每天午后二时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呼朋引类，一直打到深夜。梁实秋的朋友卢冀野和她多次交手，曾说：“国民政府于各部会之外应再添设一个‘俱乐部’，其中设麻将司，司长一职非这位太太莫属。”
某年正月，北大教授周作人、马衡、钱玄同等同逛厂甸，撞见黎子鹤和张凤举，黎拿出刚高价收来的“酱油青田”印章给马衡看。马当时已有些眼花，将石头拿远些一看，便不客气地说：“西贝，西贝！”（意为假的）
学者和诗人刘大白是围棋高手。他是曹聚仁的老师，家里有一副日本棋子及棋盘。曹聚仁回忆：“我和他下棋，一心想多吃他几个子，在紧要关头，他偏不让我吃；有时，我的棋子快死了，他又放开我一路，让我去救活来，他不让我赢，也不让我输得太多，他是应付得有分有寸，显得他的世故很深，决不是我们所能测其高深的。”
抗战前，胡适住北平米粮库时，每晚6点下班，11点回家。这段时间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光。罗尔纲说：“他不打麻将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听京戏，他做什么娱乐呢？他喜欢倾谈，那他的娱乐就是倾谈吧。”
朱自清在俞平伯家学会了打桥牌，一时上瘾。每次打完牌，又痛悔荒度光阴。
汤玉麟爱马成癖，在热河主席任上，一有空就往马厩钻，蹲在马群中闻马粪味，视此为一大享受。他也常和马厩头王三把聊马。一些官迷见缝插针，先把王三把买通，等汤蹲着闻马粪的当口，凑上去跪在主席跟前求道：“大帅啊！您贵人多忘事，不认识我了（实则真不认识），您当营长时我在某连某排当班长，今天您荣升主席大帅了，我还没饭吃呢。”王三把拿了人家手短，就在一边帮腔说：“主席啊，可不是的，他是您的老部下，当一辈子兵了，还没饭吃呢。”汤便说：“妈的真不成器，怎么混成这个样儿！”又说：“叫秘书来，写封信，到某县找县长要个官儿干。”
瞿秋白多才多艺，爱好甚广，篆刻即其中之一。茅盾曾忆及一件趣事：“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品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料，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
鲁迅每天抽两三盒烟。1925年的一次病后，医生给了鲁迅若干警告，鲁迅在写给友人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11年后，鲁迅因肺病去世。
1932年6月26日下午，鲁迅一家去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参观“春地画展”。艾青送展的作品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幅抽象派画稿，鲁迅走到这幅画稿前，驻足片刻，问：“这是原作，还是复制品？”艾青答：“是原作。”鲁迅说：“是原作那就算了。”鲁迅有收藏美术作品的爱好，尤好版画，很显然，如果是复制品，鲁迅打算把它买走。艾青后来很后悔，当时没有把作品送给鲁迅。
梁启超说：“只有打麻将能让我忘却读书，只有读书能令我忘却打麻将。”
老舍喜欢听京戏，也会唱。1944年，六七十人在重庆郭沫若家聚餐，庆祝他从事创作30周年。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则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他唱的是龚（云甫）派老生。
诗人朱湘嗜烟如命，在大冬天当袍子维持生计的困状下，他一天仍要抽一听（50支）白金龙烟。
钱穆说：“余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
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他曾说：“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宋美龄喜欢打桥牌，较为固定的牌友有魏道明、郑毓琇夫妇，宋霭龄也常参加。
学者罗尔纲随胡适到北平后，养成访书的爱好，自认为这“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时，月薪仅60元，不得不写稿挣外快贴补家用。后工资涨至130元，他仍过着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余钱，便去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等处逛书摊。
舒新城长在水乡，自幼喜划船。后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成为出版家，这一爱好也因条件所限而渐渐荒疏。1934年10月，舒新城夫妇到苏州郊外的青阳港度周末。饭店门前是一条宽几十丈、水极清澈的河。饭店备有一种尖底船，桨有胫，可坐荡而周身用力。他们上午10点多入住后，11点即租船划了一个小时；下午3点又划了两个小时；晚上8点再划一小时。一日三划，算是过了一把划船瘾。次日白天出游，回来晚饭后又划一阵。第三天下午又划了半天，并且深入小港，串游水乡。两人此行感觉极好，当即商定每月各存10元工资，专门用于以后来这里划船。
胡汉民任广东省长时，市政厅长为伍朝枢。伍嗜赌如命，尤好麻将，他与政客官僚十来人凑成一“文酒之会”，每周一聚，实则为聚赌之会。每每狂赌一宿后，伍不沾家门便直接到市政厅上班。他后来在香港当寓公，搓麻时依旧经常连宵不歇，终于在1934年因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亡。
康有为是个宠物迷，猫狗金鱼等都不在话下，他家还养过大龟、海豹、澳洲袋鼠、孔雀、猴子、麋鹿、驴子。
丰子恺1933年时曾著文说：“我每天还为了糊口而读几页书，写几小时的稿，长年除荤戒酒，不看戏，又不赌博，所有的嗜好只是每天吸半听美丽牌香烟，吃些糖果，买些玩具同孩子们弄弄。”40年后，丰子恺死于肺癌。
日军侵占江南后，找到北洋时期安福系的重要角色曾毓隽，想请他出面到南京组织伪临时政府。曾不想顶汉奸的骂名，含糊其辞地推托一番后，推荐了在北洋政府当过国务总理的梁鸿志。日本人去找梁鸿志，梁又来找曾商量，问曾：“你说我干还是不干？”曾答：“你得干。”梁说：“你为什么非叫我干不可？”曾说：“你跟我不一样。第一，你生活上喜欢讲排场，豪华太过；九_九_藏_书_网第二，你好色；第三，你喜欢玩古董。这三件事都非有很多的钱不可。你不干，哪儿来的钱？”梁鸿志便当上了第一任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主席。梁上任后，想回过头来再拉曾下水，哪知曾早已溜之大吉，躲到香港去了。
阿英是藏书家，访书之瘾极大，居上海时，常到苏州买书。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几家大报的要闻编辑都染有抽大烟的恶习，常到望平街左近的小烟馆“聚吸”。报馆的工役便把电稿或小样送到烟馆，这些编辑往往就着鸦片灯审阅。那时邵力子刚创办《民国日报》，尚无新闻渠道，便常去烟馆和一群当编辑的烟民闲聊，他并不吸烟，目的是在不经意间从他们口中获取新闻。当年《民国日报》上的所谓“北京专电”，其实不少都来自烟馆的闲谈。
学者潘光旦说：“除了收藏书籍，我就只爱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会约我到各地去讲演的。在云南我每一次暑假总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爱书，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兜里只剩一块钱，还不够付回家的交通费，因为回国前，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自小师从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严范孙，得其真传，真、草、隶、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后大享书名。袁克文写字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在上面挥毫，竟然笔笔有力，而纸无损，这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的。他写小字也是如此，常常是仰卧在烟榻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书写，并无歪斜走样之处，的确令人惊叹。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出版物等，纷纷慕名请他题签。某次，有个叫陶寒翠的作者以其作品《民国艳史》请袁题写封面，袁一挥而就。小说出版后，作者送给他一本。袁一览之下，顿觉懊悔，原来书中不乏大骂其父袁世凯的内容。袁自此谨慎行事，不敢轻易应酬了。
张灵甫虽为一军人，却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他藏有不少古董字画，其中有一把瓦壶，据说是明朝杨椒山用过的。
徐訏曾以《论烟》为题著文，头一句话就是：“烟是可爱的！”文中大谈抽烟的方式、抽烟的好处及享受抽烟的美妙：“吸的烟类，有‘旱烟’、‘潮烟’、‘纸烟’、‘雪茄’、‘斗烟’、‘鸦片’等，这些，我都喜爱。我爱在冬天太阳里听江南父老们喷着旱烟讲长毛的故事；我爱在田亩旁，在农夫们潮烟旁听田事的研究；至于房间中纸烟、雪茄、斗烟的烟雾里，同师友们与爱人谈些无系统的感想，当然是我所喜爱的事；而在鸦片烟旁听些或谈些深奥的问题，也是我所喜爱的事情。”“吸烟不当专吸某一类的，应当在适宜时候来吸各类烟才好，照普通生活来分配，早晨当吸水配，出门当吸纸烟，中饭后当吸雪茄，晚饭后当吸旱烟，星期日当吸一次鸦片，到田野去玩时该吸潮烟。”
严复年轻时染上大烟瘾，李鸿章曾这样劝他：“汝如止队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严复终其一生，并未“革去”这个嗜好，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猛抽，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入上好的烟膏，他的家书里不乏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1919年，已步入人生晚年的严复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
这一大圈逛下来，已是夕阳西下时。阿英带着收获的旧书，回到旅店，略事休息后，到上海粥店吃晚饭。一般是要一盆活虾，一样菜，一碗饭。饭后在街上溜达一圈，即回旅店。接下来便是灯下翻书，遇到佳作往往一气读下去，至酣然入梦。
商震喜欢打马球。他雇佣外国人来饲养管理他的洋马，马厩全都是洋房。他还聘请外国专家教他打马球。他任军长的32军有一支全国军队中唯一的马球队，还到上海参加过国际万国马球队的比赛。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业余爱好之一是音乐。1920年，他在巴黎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了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曲调如曲名，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20年代，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度嗜酒，每喝必醉。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跳舞，终日泡在舞场。有一次袁掏出一张百元的中国银行钞票（当时市面极其罕见），让舞厅茶役给他买烟。烟摊换不开零钱，茶役就垫钱买了一盒，回来对袁克度说：“换不开这样大的钞票，我给十二爷买了一盒，以后有零钱时您再给我吧。”袁借着酒劲当即答道：“这张钞票就给你吧，我不要了！”
学者熊佛西喜欢兰花，栽培有道，能用一盆兰花分殖成几十盆。他的心得是不能多浇水，只喷云雾；在泥土里挖个小洞，灌入9９ｌｉb•ｎet
香油，以防虫患。熊痴迷于此，甚至动过这辈子当个园丁或花匠的念头。
北洋政客潘复每天抽一听（50支）三炮台烟。这烟并非启听即吸，而是要经过一番繁琐的再加工。他的姨太太们先把茉莉花熏干研末，再开听取烟，用耳扒将烟丝掏出，拌以熏干的茉莉花末，然后装回原来的烟卷。这套程序完全是手工操作，费神费事，非心细手轻是干不了的。一听烟弄下来，需潘的两三个姨太太折腾一天，故潘从不向别人让烟。
邵洵美是集邮爱好者，手里有几张名贵票。一张是龙票，极其珍贵；另一张是民国初期的试制邮票，以飞船为图案，乃孙中山亲自设计，因未投入使用，属于样张，几乎就是海内孤本。1943年，邵曾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马上引起行家的特别关注。
“五四”时期，唐山煤厂的工人在八九千上下，他们的日工资为2角，月薪6元。他们往往拼命干活，把两星期的工赶在一个星期做完，余下的一周便出去吃喝嫖赌。李大钊分析说：“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安慰他们的劳苦。”
载漪好书法。在北京时写魏碑，后一直写苏东坡的字。发配西北后，每天必以写字为消遣。但载漪写字有个习惯，每次写完即烧掉，从不留笔墨。在甘州时，慕名向“王爷”求字的络绎不绝，无一人得逞。
陈群曾是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江苏省长。南京沦陷时，满街都是旧书，无人问津。陈群便于这时开始收书，收了不下百万册。他将当中十多万册最精善的本子藏于家中，不时把玩欣赏。抗战胜利时，他整理所有家藏，编了目，写了数百封遗书后，才仰药自尽。藏书家黄裳称陈群“在汉奸中，算是作风特殊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畸人”。
徐凌霄是与邵飘萍齐名的记者。他好京剧，不单是欣赏，而且对京剧极有见地。例如他认为京剧是严格的歌舞剧，唱是歌，道白也是歌，而且是更难唱好的歌，内行有“千斤道白四两唱”的说法。京剧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全都是舞，全要和音乐合拍。又例如他认为京剧的表现形式是抽象的，一般不用布景。马鞭一扬，就算驰马了。京剧舞台的任何布景，都会限制甚至破坏剧情。
沈钧儒喜欢石头，家中辟有“与石居”。
徐悲鸿喜欢石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常去雨花台和夫子庙淘石头。某日，友人潘稚亮到南京去徐家探访，看中了一枚雨花石，就当面向徐索讨，徐笑而不答，潘知道徐不肯割爱，也就算了。潘回乡后不久，收到了徐悲鸿的一封信：“我一生磊落，所有无不可与人共之，所不可共者，惟拙荆与此石耳！公有请，亦未能峻拒，姑以拙作《松鹤图》奉贻可乎？”徐悲鸿还在画上题诗一首：“云表藏踪迹，苍松冰雪姿。清风明月夜，一唳动人思。”
民国初期，滇军将领多半都有大烟瘾。范石生曾回忆说，他们横卧烟榻时，如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孙中山）来了”，他们便收起烟枪出去迎接。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就从烟榻上坐起来。如果是蒋介石来，他们便继续抽烟，连坐起来也免了。
戏剧史家周贻白喜欢收藏业内艺术品。他把一种脸谱烟标贴在相册里，一共100号，一张不少。他还在账簿和讣文上贴四川高腔的脚本、刘宝全和山药蛋的秘本大鼓以及《抗金兵》、《五彩舆》之类。
刘半农的业余爱好是照相。据说当年在非职业摄影家里，他的造诣名列第一，曾著有《半农谈影》一书。
黄绍竑当上广西“二把手”（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后，私生活日益滑向颓废，甚至开会议政时也常借故溜走。李宗仁劝他戒掉大烟，他答：“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后来，黄绍竑在李宗仁等的撮合下，娶了个可心的妻子，便当着李宗仁的面，捣毁了几套极为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以示重新做人的决心。据说黄在戒烟期间硬着头皮不用西药，忍受了极其痛苦的一段日子，一个月后竟彻底脱瘾康复。
京西名刹戒台寺从前高僧辈出，到了民国，寺运零落，败相悉现。僧众吸毒，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穷和尚染上烟瘾，他们往往夜里摸黑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地去做法事，换来几角经贸，置衣衫褴褛、饥寒交加于不顾，立马就去买白面。
上海作家赵景深一度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有时一天连看几场。他还把这类电影说明书按作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排列起来，夹在一本讲义夹里，大约攒有一百多张。他曾承认，当年看这类电影的初衷是为了偷懒，以为看了电影就不必读原著了，后来感慨说：“这怎么行呢？”
明星影片公司的两巨头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有大烟瘾，两人常常一榻横陈，凑一块边抽边讨论剧本。在烟榻上工作，并且富有成效，这算是当年的一景。
漫画家丁聪的父亲是个京剧迷。丁聪上中学时，常和父亲上剧场看戏，或用收音机及唱机听戏。丁聪嗓子不行，一来二去，便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发展到能在正式的演出场合给名角伴奏，而且与笛子名家同场演奏也能合拍，曾令田汉等大为称怪。丁晚年时，有人提及这些事，请他当场献技，那时他已40年没碰过笛子，拿来一吹，竟致上气不接下气，丁叹道：“９９ｌｉｂ•net毕竟是老了。”
上世纪30年代，刘文典曾任清华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散伙，教授们“各回各家”时，刘却留在了云南。据说这是因为他舍不得云土（烟土）和云腿（火腿），并由此而得了个“二云居士”的雅号。
李叔同年轻时，养了很多猫。他去日本留学后，曾专门往家发电报，问猫安否。
林森虽好古玩，却舍不得出高价，因而所收珍品极少。古董商也都知道他的脾气，只带些低档货来推销，林一般出三五元选购一些。抗战期间林森病故于重庆，胜利后，遵其遗志，他所收藏的数百件字画和古玩展销于南京花牌楼某裱画店，所得之款捐给故乡的闽侯中学，据说其中只有两页苏东坡的手迹还算比较珍贵。
当年程小青和周瘦鹃相约戒烟。犯烟瘾时就用陈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烟。忽一日包天笑从香港给两人各寄来两罐三五牌香烟。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没抵住诱惑，破戒复吸。有人事后评说：“引人入胜，是卷烟本色，包公可谓替物行道者焉。”
曹聚仁生活中有一绝，他说：“即如我一生，没抽过烟，没喝过酒，也没打过牌。这是我的爱人所知道的；但，我能辨别烟叶质地的好坏，头叶二叶的高下，香烟配药的异同，我相信吸一辈子烟的朋友也未必有我一半的知识……我知道如何发酵，如何煮饭，如何配药，如何煮酒，酒的成色如何，连邓粪翁（邓散木）诗人与酒人，只能让我多嘴了。我从来不赌博，但我是研究或然律的人。”
邵洵美好赌，曾总结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陈荒煤生在上海，年轻时家住法租界霞飞路。他嗜书如命，买不起就逛书店。当时四马路是上海新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段，距陈家大约5里地。陈荒煤经常去那里，一逛就是大半天。如上午去，中午就吃一碗阳春面或两个烧饼，天黑再回家；若是下午去，晚上买个油条烧饼吃了，接着逛。
周作人说：我不吸烟，用吸烟的时间看书，以破闷。林语堂则嘴不离烟斗，并在他主编的
《论语》上大写赞美吸烟的文章，“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的著作权就属于林语堂。
作家郑逸梅也好“玩纸”，尤喜收藏书札。他回忆说：“当时环境愈恶劣，生活愈困苦，那就爱好更酷。为衣食奔走了一天，很疲乏的回寓，总是荧然一灯，出所藏尺牍，展玩一番，这时已夜深人静，更觉精神贯注，万虑俱蠲。猛抬头见时钟已指向12时，才自己对自己说：明天一清早要赶学校上第一课，可以睡息了！才脱了衣，胡乱地往被窝里一钻，不一会，便酣然入梦了。”
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爱逛戏园子，有钱就去广和园、中和园、天乐园、广德楼等地听戏。他曾休学半年，其间几乎天天泡在戏园子里。
陈布雷生活中离不开两样东西：烟和安眠药。这大概和他所从事的职业不无因果关系。抗战前期，重庆供应紧张，杜月笙常从香港带给他三五牌香烟和安眠药。
俞平伯酷爱昆曲。俞在清华任教时，家里聘了个笛师。课余或节假日，他便拎着一个篮子，内有笛子曲谱热水瓶茶杯之类，与妻子并笛师到学校后面的圆明园废墟中连吹带唱，往往一唱就是一天。天气不好时则在家唱，有时候能唱到后半夜。张中行回忆说：“记得30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我同二三友人游碧云寺，在水泉院看见俞先生、许夫人，还有两位，围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俞平伯1933年的日记中有他唱昆曲、俞振飞吹笛伴奏的记录，可见其昆曲造诣之高。
叶灵凤收旧书，自然爱逛旧书店。他说：“在旧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时在新书店里错过了机会，或者因了价钱太贵不曾买的新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好书，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著，一部你从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一部书存在的僻书。”他曾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名添福记的旧书店，买到一册巴黎版的《优力栖斯》和一册只合藏在枕函中的毛边纸的《香园》，一共花了一块四。老板那天喝多了，以当时的价格，前者值十美元，后者在100法郎以上。
程瑶笙某日去上海五马路古玩市场闲逛，看见一块三四尺高的供石，玲珑剔透，爱不罢手，一时竟不肯离去。索价时，古玩商看透了程的心思，报以高价，程照价买下，雇人力车运回，自己则步行扶护。自此，程每天对着这块石头凝视出神。几天后，吴昌硕来访，问这石头的来历，程一一作答。吴说：“这好东西应当大家玩玩。”说着就到街口雇来一辆车，连人带石一起运走了。程瑶笙虽不愿割爱，却不敢在吴面前说个不字。直到吴昌硕搬家，才把石头归还，程终获完璧归赵，一再抚摸，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
安徽军阀兼政客陈调元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他打麻将，若输了牌，就施展起赌徒的本领，即每次出牌时，暗地里带一张牌回来卡在手里，几次打出抓进，他想要的牌就能摸回来。堂堂一个集团军总指挥、省主席，牌桌上竟然屡施偷鸡摸狗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