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是燕京大学教授，但口才不行。讲课时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急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速度快且字迹清晰。
医学家尤彭熙曾遍游欧美诸国，说：“地球并不大，我到处都遇到熟人。”
乔大壮执教台大时，一女生见其面容憔悴，拿来一只家里养的鸡，要工友做给乔吃，乔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它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
出于对刘师培学问的敬重，黄侃一向对刘执弟子礼。1915年，刘参与筹安会活动，招集北京学术界名人到他家，商量“联名上书”、拥袁世凯称帝事宜。黄起初不明真相，到了刘家，听明意思后，他起身说了句：“刘先生以为这样好，你一个人去办好了。”言毕，拂袖而去。
北大教授、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手持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然后照本宣科，从来不看台下。下课铃响后，他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就走。他的这个讲义后来确实用《明清史讲义》的名义出书，成为业内学者绕不过去的名著。
湖畔诗人汪静之写的情诗打动过不少少男少女，包括作家许杰。许杰一直以为汪是个风流倜傥的帅哥。1935年，许在上海教书，夏天到杭州过暑假，住在岳坟附近的一个尼庵里。一天有客来访，告诉他隔壁住着汪静之夫妇，许不禁一惊，汪竟然是个“矮胖丑怪”的人物，许杰说：“而就是他那位夫人呢，也不见得怎样的漂亮，我们只是在每天晚上，听见她那么娇声娇气的说话时，倒使人想起是一个女人，但却也不一定是诗人所歌咏的皇后。”人诗两张皮，被汪静之演绎到了极致。
上世纪30年代初，徐志摩与罗尔纲都借宿胡适家。胡适要罗尔纲每天下午陪徐志摩去北海公园散步，罗回忆说：“徐志摩去公园散步很少说话。有一次，游罢出了后门。有个老妇叫花子向他乞讨。他就站着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等。他和那老妇叫花子絮絮谈话，恳切有如亲人。随后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在沉思迟迟不走，回家吃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我静静站在旁边，使我如同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那样感受到大诗人悲天悯人的爱。”
画家胡亚光年轻时风度翩翩，陈蝶仙说：“与亚光共谈笑，如对玉山琪树，令人自生美感。”一次，某作家续弦，胡亚光和梅兰芳都去参加婚礼，且比肩而坐。有人仔细观察，认为胡亚光的美胜于梅兰芳，便就此写了篇文章，登在《晶报》上。
民国初年，黄远生在北京兼任《申报》特派员。他常去八大胡同吃花酒打麻将，在鬼混中把具有远见深思的政治通讯和评论写在花笺上。
关颂涛是协和医院外科医生，满族。关在医院只说英语，不说汉语。但在生活中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一口京腔，旗人派头。他穿着洋服见了长辈，打个千，一垂手，一屈腿，尽显京味。
黄侃讲课时常抑扬顿挫地吟诵诗章，引得学生也跟着唱和，这声调被北大学生称为“黄调”。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体态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烟鬼，因而常被误传为瘾君子。张学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烟土相赠，被张季鸾拒绝。
北伐期间，蒋介石约李宗仁到前线视察。当时战况正酣。李宗仁因蒋介石没有当过下级军官，未曾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担心他会被四周的枪林弹雨吓着。他们走到城边，流弹在左右飕飕横飞。这时李宗仁默默观察，见蒋介石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
巴金说：“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
史量才是中国老牌报纸《申报》的老板，虽身列风云人物，但平时衣着随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竹布长衫，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老板中，是不多见的。他走路更有特点，两脚的脚跟都不着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跃，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陈寅恪任教清华时，父亲陈三立一度居上海。某年暑假，陈寅恪的几个学生去上海拜谒陈三立，老人和几个学生坐着谈话，陈寅恪则立于一旁，直到学生离去。
1923年，李宗仁初识白崇禧。白给李留下的印象是“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
军阀张敬尧督湘时，想物色个安徽籍的名士当教育厅长。张的军事参议陈建谟把合肥人童茂倩介绍给张，张即派员前往礼聘。童抵达长沙后，张在督署设盛宴为童洗尘，除军政要员外，还请来名士王闿运。当年南北议和，王曾拟一名联：“国犹也是，民犹也是，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这次张敬尧设宴，宾客齐集后，王闿运才姗姗而来。他头戴红顶瓜皮缎子帽，垂着红线小辫，身着八团花缎马衬，金色缎夹袍，茶青色缎裤，脚踏三道云厚底黑缎鞋，装束颇为扎眼。张敬尧上前迎王落座，王说：“承张大帅赐饭，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带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妈来，现在门外，请准予接见。”张派左右接人。周妈约40多岁，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袄裤，长眉秀目，仪态大方，虽半老徐娘，却风韵犹存。由于座中都是男宾，张令另设一席，让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间，周妈引经据典，谈吐风雅，张敬尧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对，只有干听着。王晚年参与各种活动，周妈都不离左右，王到北京，周妈也随同而来，名片上印着“王氏侍佣周妈”。
抗战期间，黄裳曾在重庆大街上见过吴玉章一面，他说：“吴老穿了熟罗绸衫，拿了折扇，飘然在中山路上走着，的确很有点旧时代文酒风流的文士的飘逸的风致。”
吴昌硕个矮，晚年成一小老头，头上盘着一个发髻，无须，有道士风貌，故自治一印曰“无须道士”。
胡政之生活之简朴和单调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时，他就是一身布衣，从没穿过皮大衣。他不打麻将，不看电影，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后也难免闹出些笑话，他晚年身患肝病，与嗜酒大概不无关系。
鲁迅说：“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
联大九九藏书网同学中，也有个别人从不跑警报，始终安然无恙。有个广东同学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缸子到锅炉上煮莲子。警报解除时，他的莲子也煮烂了。一次敌机炸了联大，此人居然听着身边的炸弹声依然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1946年，郭沫若曾出游南京。一日正和一群人逛玄武湖，见张申府独自从湖边道上走来，郭后来写道：“他显得那么孤单，但也似乎潇洒。浅蓝色的绸衫，白哔叽的西装裤，白皮鞋，白草帽，手里一把折扇，有点旧式诗人的风度。”随后又写道：“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毕竟是搞哲学的人，喜欢孤独。假使是我，我决不会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我可能跳进湖里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孤独。忽然又憬悟到，屈原为什么要跳进汨罗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独淹死了，而一直活到现在的吗？”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黄裳曾作为记者去狱中探访，随后著文写道：“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衬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消瘦，右面庞上有老人当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须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李宗仁说：“陈炯明身材魁梧，仪表非凡，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总不正眼看人。和我谈话时，他远远地目光斜视，殊欠正派。孟子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案”。蒋介石和一批大员临时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车站席地而坐，商讨应敌之计。正商量间，冯玉祥突然爬起来，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便走到路边，去帮一个路过的车夫推车上坡。冯之为人，于此可见一斑。
周作人讲课就是低头伏案照稿子念，而且声音细小。梁实秋说：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
余叔岩自己唱戏，却看不起唱戏的。他有个女儿，成年后一有人来提亲，他便说：“如果是咱们梨园行，就不必提了。”
徐訏曾这样描述留法归国的刘半农：“他不是有一个善笑的脸，或者是在法国太用功吧？他的表情是缺少法国人之俏皮。在北河沿畔，他常常抽着雪茄烟；黑帽子遮去了脸，静悄悄地坐着包车或者慢慢地走过。当我在黄昏遇到他的时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时钟的故事，他是像个德国式的学者。”
1932年4月27日，夏承焘去杭州顾颉刚家拜访，他对顾的印象是：“肃客殷勤，姁姁如老妪。谈吐朴讷，尤觉悃愊可亲。”
蒋、冯、阎大战前，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握着孙殿英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东陵盗墓）。”
温源宁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平时不说汉语。张中行说他的语调“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其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但温从来不坐，遇风雨天要出门，其妻让他坐汽车，他总是道谢后仍坐人力车去学校。
林损在北大当教授时岁数不大，因而有些恃才傲物，常借着酒劲出怪语。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答：“陶渊明。”
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时，一次给新生上课，他带着一大包花生进教室，和学生边吃边聊，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梁启超居天津时，一次其夫人得病，托人从北京请来名医萧龙友，管接送并包食宿。看病后梁大笔一挥：“礼金大洋贰佰元正。”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喝酒呢？”
画家白蕉自称“懒汉”、“天下第一妄人”和“蕉老头”。
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学徒出身，创业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后与人合作创办冠生园，终于发迹，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后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这在芸芸暴发户中，是难得一见的。他从不涉足歌厅舞场，唯一的爱好是听听京戏。抗战期间，他将妻子留在上海，只身在重庆八年，始终住在冠生园的楼上，从不外宿。
抗战时期，敌机经常空袭后方，西南一带有所谓“跑警报”一说。雷海宗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授课内容已烂熟于胸，无需备课，讲到哪算哪，每回上课现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海宗一次上课前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该女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皆社会名流或政界人物，一外国记者问辜：“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唯一的“劣迹”是某个严冬的深夜，潘光旦起夜时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宿舍门口撒尿，恰巧被正巡查的斋务主任迎面撞上，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当年清华中等科宿舍的厕所号称九间楼，面临操场，黑灯瞎火，加上狂风怒吼，夜里上趟厕所的确瘆得慌。
梁启超和郭沫若都属于才子式的学者。侯外庐说：“郭沫若曾告诉我，梁启超形容自己的能力时说过：点起一盏油灯，日文就学会了。而郭老自己，则一星期就学会甲骨文。”
1924年暑假，蒋廷黻曾与鲁迅等同去陕西讲学，他后来谈及对鲁迅的印象时说：“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北大教授刘师培住北京西单大同公寓时，一次朋友去看他，他正吃饭，满99ｌｉｂ.neｔ嘴乌黑。原来他吃饭时看书过于专注，一手持书，一手拿着馒头。本来是用馒头蘸菜汤，却蘸上了墨汁，刘竟浑然不知。
周诒春任清华校长时，正直、直爽、有本事，但架子大，他不允许同学正面和他谈话，学生有事情找他，得站在一边说。
熊希龄和熊佛西在北平的住处相距不远。某大学欲请熊佛西去讲戏剧，请柬却递到了熊希龄家。届时熊希龄到场，校方问他讲题是什么，他答：幼稚教育。满堂哗然，熊希龄马上明白过来，对学生说：“搅错了，你们要请的是熊佛西，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我去替你们请来罢。”
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但他并不因此自卑乃至自闭，反而常以自身的缺陷逗闷子，例如他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鲁迅虽有烟容但行动干脆利落。鲁迅晚年的朋友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1948年，北大校长胡适到南京竞选总统。某日，胡到龙蟠里书库看《水经注》的善本书，中午，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驱车来接胡适去新街口三六九酒家吃饭。饭馆老板见胡适光临，赶紧拿出纪念册请胡适题字。胡自知字不如柳，再三谦让，请柳题写。柳题毕，胡适在柳书旁边端端正正地写上四个字——“胡适随侍”。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讲的是庄子，他开讲时必说一句话：“
《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闻一多讲楚辞，开头则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一多上课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可以抽烟。西南联大的另一位教授唐兰是古文字学专家，却开了一门“词选”课，课上只讲《花间集》。据说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只是用无锡腔调（实是吟唱）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张宗昌督鲁时，一次到济南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这三处名胜观光游玩，在大明湖，随从为他讲了刘鹗、杜甫等对济南风光的评价，张宗昌问：“杜甫是谁？他会打炮么？”
1929年陕西大旱，《大公报》发起募捐赈灾活动，报社编辑徐铸成被派到营业部帮助收款。某日，来了一个瘦高老头，小胡子，袍子马褂，腰板直挺，臂上挂着手杖。他进门后掏出20元钱，让徐铸成登记。徐认出此人乃大名鼎鼎的郑孝胥，便装不认识，请教其姓名，对方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做答，徐仍装听不清楚，抽出一张纸请其留名，哪知郑孝胥惜墨如金，也很狡诈，掏出一张名片留下，随即出门登车离去。
1934年初，刘半农初见冰心，他在日记中称她“大有老太婆气概矣”。而冰心后来的朋友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曾去旁听冰心的课，他在日记里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兵而逃。”
西南联大成立后，原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来巡视学生宿舍。蒋梦麟觉得条件太简陋，张伯苓则认为国难当头，学生也应接受磨炼，梅贻琦曾是张伯苓的学生，未便表态。蒋梦麟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冯友兰把人生哲学划为多重境界。西南联大时，某日冯去上课，路上碰见金岳霖，当时冯不过四十多岁，蓄有长髯，穿长袍，有道家风范，金笑问：“芝生（冯友兰字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
臧克家成名后，一次在友人余心清家遇见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余向李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李是个大胖子，此时坐在藤椅上闭目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心里窝火，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1920年前后的碧云寺住持聚林法师，用蒋碧微的话说：“是个好人，但却不是好和尚，他不茹素，而且还喜欢喝两杯，曾听人说他在北平城里还养着女人。”
丁文江对钱昌照说：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
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到其寓所谈话。茅盾说：“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吴蕴初身为大资本家却全无资本家的恶习。抗战胜利后，吴的工厂与资源委员会合资，成立董事会，吴被推为董事长。他召集董事会时，午餐就在会议桌上吃，四菜一汤，不备烟酒，由厂里的大师傅烹饪。参加董事会的人曾戏谑他为“犹太人”。吴本人生活一向简朴，自己的衣食，家里的陈设都极其普通。工厂每年的盈利，除提出一部分扩充规模外，全部捐献社会。
李叔同年轻时曾是典型的“酷男”，任职浙江第一师范后便变了个人。平时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他很少和同事来往，上课时夹着书本进教室，下课后径直回宿舍，走路很快，从不左顾右盼。
抗战时期，一次西南联大在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在草坪上随意地席地而坐。朱自清在晚会上讲“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做法了。”
罗尔纲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是校长。罗自称是一个“在学校里无声无息的一点不活跃的学生”，因
九九藏书成绩出众，得到了只有五人入选的奖学金，为胡适所发现，毕业后招至家中，成为胡的私淑弟子。1930年6月的一个晚上，罗去胡适在极司菲尔路的寓所“报到”，恰值胡适在宴请邻居张元济。胡遂把罗介绍给张，张元济起身向罗还礼。罗后来成为史学界泰斗，晚年回忆说：“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我还礼，使我肃然起敬。”
上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请名家黄侃去讲课，黄侃答允每周授课四小时，分两次到校，但有个附加条件：“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送给蒋介石一套女人衣服，以示对其不抵抗的抗议；一·二八事变后又送了一套；《何梅协定》签订后再送一套。杨虎城出洋前，去何家拜访，当时已及热天，何香凝仍穿一件长袖的旧褂子，她对杨虎城说：“我把自己的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
鲁迅个子不高，身体瘦弱，面色黑黄，不常理发。由于长期大量吸烟，全部牙齿呈黑黄色，牙根则是深黑色。去陕西讲学时，有人向接待人员探问：“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也有人问：“学者也吸鸦片烟吗？”接待人员问其所指，对方答：“周鲁迅面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鲁迅定居上海不久，与许广平到杭州度蜜月，上火车时被宪兵搜查了一回，车开后又被另一拨宪兵翻箱倒箧地搜了一回。他与许广平在北京戏院看电影时，有个瘾君子摸过来低声向他打听，到哪儿去买黑货。
李大钊的友人说：“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巴金夫人陈蕴珍（后更名萧珊）是西南联大毕业，曾听金岳霖讲逻辑，感觉很枯燥，便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闻一多是艺术家，懒于在日常琐事上操心。当年他的鞋穿破了，便先试穿厨师的鞋，再让厨师代他去买。梁实秋说，闻一多“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为数较多”。闻平时讲课常夹杂“呵呵……”的声音，一次他从教室前走过，看见黑板上写着一首打油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
黄裳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蓬春曾把梅兰芳请来参观。学校布置下去，严禁学生围观。黄裳想请梅签名，料定他会去新建的瑞廷礼堂，便事先躲在礼堂后台守着。果然梅兰芳在校长们的簇拥下来到礼堂，这时黄从后台突然走出，给客人和陪同人员来了个突然袭击，校长等对此也束手无策，黄从容地将一张卡片递了过去。梅兰芳踟蹰了一下，轻声问：“是横着签还是竖着签呢？”梅写起字来纯熟老到，和他说话的声音有点两样。此时黄裳注意扫了两眼：“他脸部的髭须已经青青地布满了双颊了。”
西南联大时期，有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都提着一个手提箱，里面其实并非贵重物品，而是他的女朋友的情书。他把这些信视若生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给别人看，因为信里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汪曾祺说：“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清华时期，闻一多讲《楚辞》。他的学生冯夷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那样的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
1926年，郁达夫和郭沫若等去广州，行前创造社同仁在九江路一家宁波菜馆给他们饯行。席间有人谈到正准备办个叫
《野火》的刊物，约郁、郭等人写稿。郁达夫要了几张纸，拿起笔就在饭桌上写了一篇杂文，取名《蛋炒饭》。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复港版《大公报》，等于第二次创业，条件极苦。此时的胡政之虽已跻身“报业巨头”之列，却对自己的“身份”并不介意。他单身住在报馆宿舍顶楼的一间小屋内，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车。有员工曾在巴士上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人多车挤无空坐，胡政之立于车中，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随着车行的节奏而晃动，悠然自得。这包花生米，备不住就是胡的一顿晚饭。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周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他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北京访问辜鸿铭，问辜如此高才，为何不问世事，辜的英文说得很快，对方的思维跟不上，辜鸿铭便用手指蘸着唾液在桌子上写了一连串的“老”字。北大西语系主任温源宁在《辜鸿铭先生》一文内写道：“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礼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努力标志（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一次在侄子陈封雄陪伴下到西单一家西药店买胃药。药品都为洋货，店员取出几种，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陈寅恪将每种药药瓶上的说明及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后，选购了一种。店员见状，以为陈寅恪是精神病患者，陈封雄忙解释：“他懂各国洋文。”店员及顾客皆抱以奇怪的目光。
倓虚法师是河北人，40岁出头才出家，此前阅历丰富，经过商，当过兵
九九藏书，行过医，开过药铺，学过道教、基督教。因而他讲经别有一套，谈笑自如，妙趣横生，有如说书乃至说相声。有人评论说：“他的讲经，是以经文做引子，扇子数珠，花瓶香炉，辣椒茄子，葫芦西瓜，一色一香，左右逢源，随拈皆是，乘性而谈。天天讲经，却不提经中一字。”北洋政府的大员如马冀平、叶恭绰、杨麟阁等，都被其口舌说动，当了他的护法。
傅东华在陈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门，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以后，别忘记住我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里闲着无事，却不妨翻一翻我编的《十一朝东华录》。”
《语丝》同仁聚会时，林语堂说郁达夫：“我们坐在老藤椅上，他常抚弄他的小平头，显得狂放、任性又满足。”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问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潘听后大怒。此时一个在清华教图画的名叫Star的美国女教师出来为潘做主，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潘的成绩在清华同届中首屈一指。
抗战期间，画家陆维钊避居上海友人家，适有挂号信寄到，身边无私章，他便找了块石头用裁纸刀现刻了一枚。陆后来成为名画家，这枚印章却没有被他舍弃。
臧克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适张宗昌督鲁，教育厅长、清末状元王寿下令大中学校学生一律读经。学校请来两个行将就木的老先生来讲经。一个据说是前清的翰林，眼睛似已失明（疑似唐文治），凭人扶着上讲台，张口“关关雎鸠”，连小注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另一个讲《孟子》的是个结巴，头一句“孟子邹、邹、邹……人也”说了一分多钟。
金岳霖回忆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的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一次，吴稚晖和王璞为国音字母的事相互争执，王璞气极了，拍桌子大骂：“王八蛋！”吴稚晖慢慢站起来说：“鄙人不姓王。”
新凤霞晚年不离轮椅。但在病前，她走路一向风风火火，比一般人要快得多。据新回忆，这是小时候“赶包”练出来的。当年她和母亲在天津演戏，从南市到法租界、劝业场，没钱坐车，一路都是连走带跑。长此以往，便养成了“快走”的习惯。
1940年1月，梁实秋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慰劳团，访问了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张自忠将军的33集团军司令部安在湖北襄樊和当阳之间一个叫快活铺的小镇上。张的寝室仅一床一桌，四壁萧然。梁实秋说：“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一个。”“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汉，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他见了我们只在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
章克标说，郭沫若“有点驼背弯腰，眼睛也有毛病，而且耳朵半聋”。
民初，戴季陶一度想到美国留学，托蒋梦麟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老了，还读什么书。”蒋梦麟据实转告戴季陶，戴便直接找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好，好，你去。”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孙中山说：“不，你到虹口去看场电影好了。”
林徽因常在晚上写诗。她的堂弟林宣回忆：林在写诗时总是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
钱穆的不少学生回忆说，他讲先秦史别具一格，是“倒叙”式的，即从战国讲起，而春秋、西周，并且从不循规蹈矩地面面俱到。有学生描述说：“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他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马珏是鲁迅友人马幼渔的女儿，她15岁时写过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文，内有这样一段：“见了，就行了一个礼，父亲在旁边说：‘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这时鲁迅先生也点了点头，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我觉得很奇怪。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经亨颐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时，曹聚仁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前后，经校长经常给学生讲时事，每提到曹汝霖，总说成“曹聚仁”，引起学生哄堂大笑。经亨颐个子很高，说话很慢。曹聚仁说：“我看到戴高乐的照片，不禁想起这位校长来。”
版本学家赵万里剃光头，穿蓝布大褂、布鞋，外表木讷，看上去就像个书铺的伙计。其实一接触即能发觉他十分健谈，十分精明干练，也十分精力充沛。
女作家苏雪林晚年谈到另一个女作家凌叔华时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是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1936年夏天，苏南一些高中的学生军训后前往南京中山陵九九藏书，接受蒋介石的检阅和训话。学生集合站好后，蒋介石缓步登上中山陵的平台，而检阅总指挥桂永清随后从平地迈着正步一阶一阶走上中山陵，这本事确实得练一阵子。
1928年后，一次张继到清华视察，并在大礼堂演讲。他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这么多钱，却没造就出一个有用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个是从清华毕业的？张讲完后，清华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即起立接着张继的话茬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果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
有人这样描述叶公超：“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一次清华开师生同乐会，赵元任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折入山西、陕西，东出潼关，再由河南至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跨渤海到东三省，最后入关回京。沿途每“抵”一地，他都操当地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及土特产。这一圈转下来，说了将近一小时，不时引发哄堂大笑。
许宝騄是俞平伯的内弟、数论专家，也好昆曲。抗战期间在昆明，他常和友人唱曲，然后去翠湖西路一家北京人开的小饭馆聚餐，饭后结账是AA制。常常是掌柜的还扒拉着算盘，许宝騄已经把钱敛齐了交到柜上。掌柜的颇为诧异：怎么算得这么快？
冯友兰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学生数分钟后，才开始上课，脸上也逐渐露出笑容。
李长之曾著《鲁迅批判》一书，并寄赠鲁迅。鲁迅在写给孟十还的信中说：“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
林语堂享有“幽默”一词的发明权，鲁迅却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幽默的！”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讲学。当时章已满头白发，穿绸布大褂，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人陪着登上讲台。他向下一望，便讲了起来，满口浙江余杭话，嬉笑怒骂贯穿其间。章的这番讲课，由刘半农翻译，钱玄同负责板书。
梁实秋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他还回忆说：“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阵，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
张中行说：学者孙楷第“人清瘦，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个人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吟诗”。“凡事都会有得失两面，博而精，考证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还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为书呆子。从20年代后期我认识孙先生的时候起，到80年代前期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止，我的印象，除去书和他专精的学问以外，他像是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知道。”
段祺瑞当政时，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身上颇有些“异类”的成分，他的朋友徐碧波说：“程小青，性豪放，能言善辩，擅排难解纷，躯干很高，双目炯炯有神，不拘行迹，嗜膻腥，常在市集摊子边长凳上坐喝羊肚汤。某日到他家里，见他上装穿一件黄色制服，胸前一排黄铜纽扣，刻有铁路图案，问他往年是不是做过某车站员工？他笑答：‘昨日方从估衣店中买来的。’其边幅不修，竟是这样的。”
钱穆曾谈及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李叔同出家前，走路的脚步很重。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事和邻居姜丹书回忆说：“（李叔同）每走过余室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范旭东身为大老板，去世后却没给家人留下什么可观的遗产。他生前曾在天津、上海、香港、重庆等地生活，住的都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租赁的房子，出门很少坐汽车。只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住沙坪坝，离市区过远，才乘坐公司的汽车。他平时从不请客送礼，更不邀宴权贵，常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平时头后梳一个小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紧步走过。她见到蒋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员与她接触，不会感到拘谨，也不会觉得宋有任何骄矜之气。宋平时和人谈话委婉适度，蒋介石侍从室一工作人员说：“六年中我未曾见闻她和蒋有过口角。”宋美龄说话的声调，总能把握到让对方听清楚为止，从不大声叫嚷，更不颐指气使。
上世纪30年代，一次金岳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保姆问：“您哪儿？”金竟然一时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好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保姆却说：“不行。”金再三请求，对方仍说不行。金没辙，只好求教于自己的车夫，车夫也说不知道。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车夫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这个“金”字，终于提醒了金岳霖。比金岳霖有过之的一例是，抗战期间，潘梓年在重庆的一个签名场合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姓潘，潘却问：“阿里个潘呀？”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亲病故，虞回乡奔丧。有报社记者追踪过去，亲见他每到饭点，便拎着一个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间厨边吃，自盛自添。旁边有成堆的男女佣人，虞从不使唤。桌上的菜也极其简单，不过是一碟黄泥螺，一碗豆瓣汤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