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心”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国家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人才素质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选出什么人反而不重要。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劣质政府层出不穷，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西方很多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中国人也喜欢套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政治问题，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同时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因为这个观念显然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和专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远远超过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又该怎么解释？

中国“民生为大”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长期存在的一个偏差，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不重视民生权。追溯其历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新兴的有产阶级。在他们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惨的贫困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今天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但世界人口的一半还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继续这种偏差是说不过去的。

学者潘维有一个很好的论述：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的皇帝代表一个朝代，具体做事的是一个儒家执政集团，好的朝代延续数百年之久，远远超过美国的整个历史，一个朝代及其儒家执政集团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丧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后是一个新朝代与新的儒家执政集团，天命的时间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天命”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不是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也不是英国的保守党或者工党，中国执政党继承的还是中国古代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儒家政治传统，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众利益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结党营私，而是认为“君子不党”，君子不拉帮结派。

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也从本质上否定了那种十分幼稚的“历史终结论”。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各种体制创新。第三世界体制创新的任务固然繁重，但发达国家这方面的任务也不轻：冰岛和希腊都破产了，不政治改革行吗？美国这么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金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也是独特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民心向背”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中央政权这种从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而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传统。

2006年，我参加了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一位欧洲学者当时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则反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你们这个欧盟也不是选出来的，怎么就有了合法性？”他无言以对。

“实事求是”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世人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条，而是要理性地、客观地、准确地看待并探索一切问题。比方说，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所谓“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么会有问题，但99lib.net仔细看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那么受宠，但却被本国大多数民众所鄙视？为什么台湾地区现代化起飞了之后转学西方模式，结果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情况也和台湾地区类似，还不幸地先后成为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质，按照欧洲权威机构的评估，属于最差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命脉也大都落入外国手中。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例子？总之，信奉“实事求是”的人，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极端，就会变成民主原教旨主义，其结果只会是失败，甚至灾难。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很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反而是无所谓的。但中国政绩合法性的理念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否则就得退学。从长远来看，一个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将竞争不过一个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个只知道“选举”的国家也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国家。这也正是中国“民心”理念和“选贤任能”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

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西方模式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现在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欢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极低，而中国模式在中国的效果还不错，所以中国会继续坚持自己“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当然也会汲取其他国家的一切好经验。

中国的口号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学习制度，下至无数职员忙着给自己“充电”，都展示了中国人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中国人兼收并蓄，从善如流，好的东西我都要学。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股票市场到证券市场，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消化和创新，这一切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有人认为政绩合法性的困境在于万一政绩不好，比方说出现了经济危机，合法性就会丧失。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中国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过去有政绩，现在也在认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改正。其实，努力克服各种危机的过程本身就是政绩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最好时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的这种合法性观念对于自己的领导人的要求明显高于西方人的理念，因为其特点是程序与政绩都很重要，而且两者相比之下，政绩更为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高度务实的文化特点。

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中国迅速崛起虽然引人注目，但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还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而我认为，中国这种“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

我曾于2009年10月1日为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的评论。文章发表时，《纽约时报》的编辑特地加了一个题注：“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虽然对中国仍怀有难以摆脱的偏见，但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中国理念了。中国学人对中国理念的研究更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没有理念上的崛起，一个民族是无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国理念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中国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九九藏书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八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从菲律宾到泰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都是这样。在当今这个竞争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个民族惟有不断地学习、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理念对当今这个世界的启迪。

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中国人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统筹思考，辨证认知，标本兼治。整体思维的出发点是整体包含了部分，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由于这种整体思维观，中国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并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这个战略。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一些学者书生气十足，整天在那里谈论要实现教科书中那种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他们似乎不了解今天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数个虎视眈眈的西方投机大鳄，从石油到粮食，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领域，他们都在那里兴风作浪，究竟在多少领域有“完全竞争的市场”？稍有不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可能就被他们吞噬。强势政府使中国的社会和市场有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保护层。

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几乎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政府及其体制不改革行吗？总之，我的观点是“以人为本”、“励精图治”的“良政”，应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争取达到的目标。

有些人认为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两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权延续是常见的现象，而西方文明在过去两三百年中经历了多少跌宕起伏？从无数次殖民战争到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灭绝印第安人，从法国大革命到“宪章运动”到美国南北战争，到几乎使西方文明毁于一旦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种警示统治者的传统，统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种警示统治者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华文明中的宝贵政治资源。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欢的“价值观外交”之路，能解决问题吗？我看很难。这样做的话，西方和伊斯兰的文明冲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全球环境问题也解决不了。西方以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来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证明是一条只会引来更多文明对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而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为消除世界贫困而主张减少本国农业补贴的政客在自己国家里得不到选票；为世界环保而推动给本国汽油加税的政客也得不到选票，靠这种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怎么可能解决治理世界的这么多难题呢？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中国智慧。中国从全世界，包括从西方，汲取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因为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我们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传说典故。但在我们历史的某些阶段，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闭关自守和闭门锁国，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落后和衰败。但从1978年开始，我们又重新打开国门，走上了全方位开放之路，中国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现了巨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挑战的能力。

换言之，中国人从自己“实事求是”的理念出发，强调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只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民主与专制”话语是一种颠覆，一种范式变化（paradym shift），这也更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之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西方的主流观点往往认为形式正义就会自动产生实质正义，这不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国认为实现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实质正义衍生出适合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程序正义。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要能够放弃冷战思维，我们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国家治理早已不是一个民主与专制的简单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自由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自由和集中孰多孰少，都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关键是如何使得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关于“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99lib•netgovernance），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些西方国家想垄断这个概念的定义，但笔者认为回归常识判断就能理解这个概念。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其实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懂得这个概念，外国人理解也不困难，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作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国家治理好。

中国邓小平比苏联戈尔巴乔夫棋高一着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优点，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并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服务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重建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作，谈何容易，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点头绪。即使像波兰这样转型比俄罗斯更为顺利的国家，转型二十年后的今天尚未能够把总统和总理的权限划分清楚。中国的做法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中国在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领导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连美国这样一个一贯怀疑政府作用的国家，也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难怪有人戏称：美国开始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总之，在推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中国采用从整体出发，推及个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过个人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更为有效。我甚至可以说，两种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别大概就是邓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许多扶贫善事，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方法之间的差别，邓小平的方法是从整体入手，逐渐惠及个人，特雷莎的方法是从个体入手，逐渐感动整体；邓小平的方法使近4亿个人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更多的尊严、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个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整个印度扶贫事业迄今却没有多少起色。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较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因为它们的资源紧张，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如果没有一种整体出发的、分轻重缓急的发展战略，它们的现代化事业很难成功。

这个理念使中国摆脱了东、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理念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因此而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避免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正因如此，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没有像欧洲崛起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使中国能大胆地借鉴别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不久前，欧盟环境专员斯塔夫罗斯·迪马斯（Stavros Dimas）在谈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承认：考虑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要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等于是打一场战争，政府须发挥更大的作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的作用和作为，很像指挥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我们打了农业改革的战役，打了建立特区的战役，打了沿海城市开放的战役，打了浦东开发的战役，打了加入世贸组织及其相关的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战役，打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战役，现在正在打经济转型的战役，正是这一连串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中国今天崛起的基础。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更为中性，更有诠释力，同时又能把世界政治简化为两大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我2008年在印度谈中国模式时，一位印度学者曾问我：“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带来过诸如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等问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都和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历史上，由于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来协调和治理；幅员辽阔还意味着中国各种地方和部门利益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这也需要一个比较中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

中国人的整体观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范畴，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价值往往与国家安康的信念紧密相连。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人民把确保“天下太平”和“国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个称职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家庭伦理又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使得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尊严看得很重，并认为这与个人安全、幸福、自由、尊严密不可分。

如前所述，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人还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贫困，努力改善民生，这是一个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国理念。中国古书《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谐”由“中道”观念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种理念使中国避免了欧洲上千年的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这些战争曾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走一条告别折腾的稳健改革之路，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再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还是用“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来解决更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时所信奉的理念。

世界上仍然有约30亿人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大都无法解决好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中国模式来之不易。随着时间推移，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从中国模式中取经。坦率地说，不是中国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价，而是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使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脱贫的希望。

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是今天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法国汉学家西里尔·雅瓦里（Cyrille J-D Javary）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是个好思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我们已经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精英团队和梯队。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落实政绩合法性上仍有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断改进，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环保（现在开始变得日益重要）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解决好廉洁自律的问题上，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等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存有许多问题，仍需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这个理念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相对成功表明，一种历史形成的传统，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总是有利有弊，关键是要学会趋利避害。中国这种把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理念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西方人做什么事都喜欢从个体入手，因为它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可能只能永远在西方后面爬行。我们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从整体入手来促进个人利益更好地实现。我们创造的奥运模式不仅使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奥运战绩，而且也推动了无数中国人热心地参与到体育、健身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举办残奥的模式也推动了无数中国残疾人个人权利的改善。我们主办世博会的模式也是如此。我们通过以整体为出发点的努力，既带动了城市建设理念的跨越式进步，又使无数个人更好地了解了什么是低碳环保的城市生活。

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因而决定大胆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缚中国发展的各种制度和做法，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确实取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

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国今日之崛起，才会有明天更多的辉煌。但同时我也认为今天任何一个全球问题的解决，光靠西方理念已经不够了，坦率地说，造成今天诸多全球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实践，从全球变暖到文明冲突，再到金融危机，都是这样。这是西方需要认真反省的，否则西方自己的前途、整个世界的前途都不容乐观。13亿中国人通过三十多年实践证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棘手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对于西方自己认定要进行的那些改革

99lib•net

也有参考意义。中国理念丰富了世界的智慧，构成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无疑具有国际意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国以和为贵，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应对这些挑战。柏林墙虽然倒了，但世界穷国富国之间的墙、强国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之间的墙、不同文明之间的墙却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民主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造成的，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困境和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化，人们也日益了解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不智。中国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过“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响这个世界，揭示“唯我独尊”思维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点破意识形态偏执狂的愚昧，给西方话语霸权画上一个句号，从而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繁荣与和平。

西方哲学强调个体，中国哲学强调整体，两者本来完全可以互补，就像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树木，这样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中国已从西方强调个人的理念中获益匪浅，西方其实也可以从中国强调整体的理念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客短视的问题。西方政客往往只关心部分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视民众和世界的整体利益；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选票和任期之内的事，而忽视更加长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短视继续有增无减，那么处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就会非常困难。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一些的整体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人做事讲究通盘考虑，讲究一个度，讲究动态平衡，讲究解决问题的最佳火候和时机。这些智慧对于解决西方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民生为大”还意味着在所有人权中，应该优先推动与民生有关的权利。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大大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在认知上的这种巨大差别。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常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中央政权的每次更替往往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频繁的政权更替，人们普遍憎恨动乱，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国运长盛不衰。政权更替一般发生在中央政权彻底失去“民心”之际。否则的话，期待国家长治久安、渐进改良总是民意的主流，这与我们“文明型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紧张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传承有关，这也为我们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

更为宝贵的是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比方说，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我们保持了国家对主要银行的控股，我们在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结果是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同时避免了国际金融浩劫。我们拥抱了信息技术革命并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我们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实事求是”理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的明清时代又形成了“实学”，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则，英文则把这个概念翻译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毛泽东把这个理念定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理念，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就实行了郡县制，各级官员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袭，科举制度也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比欧洲早了1 500、1 600年，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强势政府有其内在的动力，有数千年历史的传承，也有数千年的实际操作经验，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