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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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第二章 中国的1+1大于2
第二章 中国的1+1大于2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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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开头的那场讨论吧。我说中国要大胆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这位美国学者则坚持民主国家就要遵循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提出的六个要素(选举产生官员、自由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独立社团、公民参与),否则就不能算民主国家。我说:“您这叫民主教条主义,南斯拉夫这样搞,国家就解体了;苏联这样搞,国家也解体了;东欧这样搞,失望多于希望;第三世界这样搞,一个比一个糟糕……中国的民主建设会参考西方的经验,包括这六个要素,但也会大力发掘自己的政治资源,包括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选贤任能’制度。”他问:“你所谓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还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内容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他摇头说:“西方不会承认这种民主。”我笑了,并对他说:“这没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验和实践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谁承认谁呢。”
吗?这不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吗?资本开路,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像)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连奥巴马总统在其《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也坦承:“竞选需要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这种美国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了。以笔者之见,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www.99lib•net
持平地看,比较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但首先是“实质民主”,即体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民主的内容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愿,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这个探索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将具有世界意义。
此外,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实际上是民主异化的表现,这导致了许多颇为99lib•net荒谬的情况。比方说,冰岛人投票选出了哈尔德政府,但这个政府治国无方,把国家搞得破产了,这是不是代表了冰岛人民的意志?希腊的情况也一样,民选的政府只知道花钱,搞民粹主义,结果国家也破产了,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希腊人民的意志?陈水扁执政八年贪腐泛滥是不是也代表了台湾地区人民的意志?法国思想家卢梭两百多年前对这一类民主曾作过这样的评述:“英国人民自认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但是卢梭自己提出的民主设计也过于理想化,实践中难以操作。
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名言: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他所看到的问题都是钉子。西方手里就只有一把榔头,它的名字叫“民主、自由、人权”,当然其定义只能由西方一家来界定。西方用这把榔头到处敲打别人,想以此摆平世界,实现自己政治、经济等战略利益的全球整合。只是一路敲打过来,被击倒者无数,但砸到中国这根钉子的时候,他的榔头折了。为何折了?一是因为这把榔头本身的质地不行,钉子还未砸下去,榔头却裂开了;二是这根钉子太硬,是五千年历史铸成的,还吸收了不少西方的稀有金属。这根钉子就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就是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那份底蕴和自信。其实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好东西,但如何界定这些概念,中国人有话要99lib.net说,不能随便被西方忽悠。
我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国家,如泰国、蒙古、菲律宾、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另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出现这样的结局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至今还是部落国家,即人们对自己部落的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而多党选举制度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强化部落冲突,导致族群分裂,甚至杀戮。阿富汗也是这样,“民主”选举出来的中央政府形同虚设,人们对自己部落的支持远远高于对中央政府的支持。伊拉克人对教派(什叶派与逊尼派)和族裔(如库尔特人)的忠诚也超过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伊拉克是一个只有2 300多万人口的国家,但这场以推动“民主化”为名义的战争已造成了至少十多万平民丧生(美国至今拒绝公布多少伊拉克平民丧生,一个“民主”国家怎么会如此缺少透明度呢?)、八分之一的百姓流离失所,美国自己的阵亡人数也早已超过4 000,美国鼓噪一时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最终也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但留给伊拉克人民的是流血和灾难。
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也相差甚远。比方说,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花这么多钱不就成了“钱主”吗?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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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驱动的民主
“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内斗不断,国无宁日,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国家经济濒临崩溃,2010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亚努克维奇重新上台,标志着这场橙色革命黯然褪色;“玫瑰革命”后的格鲁吉亚为了南奥塞梯问题竟贸然开战,迄今尚未从战败中喘息过来;“郁金香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坛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国家南北分裂加剧,民生非常艰难。2010年4月的暴动和内战又使这个500多万人口的小国前途不定。海地也是一个例子。海地曾被“民主”的法国殖民,又被“民主”的美国统治了二十年,过去二十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后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海地2010年大地震带来的伤痛绝不只是肉体的,也是政治的。环顾整个发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通过实行西方模式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例子。
如何界定民主,世界上一直很有争议。西方主流话语一般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例如,在讨论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时,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几乎没有例外地把民主界定为多党选举制度。只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发现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品质普遍低劣,选来选去,选出来的几乎都是投机政客,没有优秀的政治家。这些国家有了名义上的“宪政”和“三权分立”,但无法遏制腐败,民生得到改善的也不多,陷入混乱动荡的国家则很多,西方国家对这拨“民主化”也大失所望。
我曾在比利时一个99lib•net国际论坛介绍中国对民主建设的探索。当时,一个美国学者不容置疑地对我说:“实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竞选,否则就不是民主国家。”我回应他:“如果您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美国1965年黑人获得投票权之前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表情有点惊讶,显然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我担心的并不是您对民主的这种过分狭隘的解释,而是担心您这种民主教条主义的态度。难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怎么破产的?难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条主义给世界带来多少灾难?”他不服气,问我:“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您不知道吗?”我说:“丘吉尔这番话是他1947年在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讲的,他本人则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他一直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这就像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泥泞的小路汽车就没法开。另外,比汽车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很多,如高速火车、磁悬浮、飞机等,人类还会有新的创新。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后面还应加上一句“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中国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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