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些调查只是再次确认了东亚国家多数人基于常识判断可以得出的结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为什么东亚国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美国人一定会说，强调社会秩序会导致专制，但这是很幼稚的观点，专制可能带来社会秩序，但良政也可以带来社会秩序，就像言论自由可以是个人自由的体现，但也可以带来厮杀甚至战争。此外鉴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建设民主的最佳途径就不应该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

写到此，我不禁想起了当代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曾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1973年他被问及：“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他接着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应该说汤因比道出了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对于整个世界的真正意涵。

作为一个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强势文明，又在过去上百年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消化、转化、再创造，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标准，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话语是一定会影响世界秩序演变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小国。小国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吃便饭，搭便车，大国不可能，大国需要全面发展。大国的发展和变化影响世界格局，因为大国变化产生规模效应、标准演变、范式变化。

第三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有了这三条，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甚至会高于西方民主的品质。

“文明型国家”中国更像一颗恒星。它经历了无数岁月，一直守望着太空，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独立闪烁着自己的光芒。因为恒星太高、太远了，它的光辉需要很多年后才被世人所看到，但一旦人们意识到这是一颗恒星而不是行星时，人类对它的认识，对其他行星的认识，对整个世界和宇宙的认识，都会为之改变。恒星和行星是不一样的，大小不一样，质地不一样，组成不一样，运行轨道也不一样。恒星的光芒源于自己，也更为深远和明亮。

我们一些人老是担心西方是否“认可”中国。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会是自成体系的。我在本书的“引言”中已经这样说过：“文明型国家”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将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东亚社会应该努力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来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这样探索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才会是有生命力的、代价比较小的、效果更加好的。把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斗争文化”照搬到强调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和谐文化”社会中，总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搞得不好，就会引起社会的对抗和分裂，上述东亚民主政体面临的困境可以说明这一点。

（资料来源:2001—2003 Eas九*九*藏*书*网t Asian Barometer Surveys）

“民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的区域整合，甚至某种文明范围内的整合似乎是世界的一种大势。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跨越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更好地应对，需要相同文化国家之间的整合与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欧盟所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运动体现了一种努力。如果欧洲国家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欧洲的总体衰退的命运将难以扭转。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和分量。欧洲有远见的政治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欧洲国家其实都是小国，惟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有的国家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一些人总担心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必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会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我们的民情国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纵观21世纪过去的十年，我觉得世界大致目睹了三个潮流：一是宗教化的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大，这个潮流往往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遭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二是半宗教化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以小布什为首的美国，以一种基督教传教士的狂热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终于偃旗息鼓，整个第三世界也找不到美式民主成功的例子。三是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尽管这个潮流本身存有缺陷，但中国大力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建设，使得中国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明型国家”迅速崛起，也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而且，中国的力量还在不停增长。中美两国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美国感到弱势，中国感到强势。这不是一种暂时变化，好像一旦美国摆脱如山的债务就会逆转。更准确地说，这体现了两国间一种深刻和渐进的力量对比的转移，中国人的自信因此日益增强。西方一直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认为中国最终将变得像我们一样：比如，市场经济将导致民主化。这其中的问题不只是西式民主、人权那么简单。中国根本不像西方，且今后永远都不会像。

第二条是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的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结语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基于这些论述，我认为东亚社会，乃至整个非西方社会都应该大胆地探索如何结合自己文化传统来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许可以遵循这么一个探索的思路：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可以尝试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形式。

为了建立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体制，首先必须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的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亚洲不少人也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诠释能力？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非常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台湾地区和韩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鸟飞得低，但鸟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们在一些方面暂时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将很难达到中国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比西方飞得低了，现在通过自己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了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里再次鲲鹏展翅，鹰击长空，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中西文明在这场较量中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也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而其他文明都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处理，马上就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套新的坐标。这些坐标并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看，这些坐标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自己的进步甚至整个世界的进步，比如说办奥运会、残奥会、世博会，比如说修建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比如说消除贫困、抗震救灾、进行城市改造、建立开发区、吸引外资、推进国企改制、推动新能源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我们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标准。我们就这么做了，西方开始不理解，但最后还是受到了震动，甚至是很大的震动，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的文化基因太强了，你不想要中国特色，也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拒绝学习别人好的东西，而是要用中国特色来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潮流，它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并将改变世界政治文明的版图。

（资料来源：David Hitchcock,Asia Values and the United States:How Much Con.ict?,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4.)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09年11月22日也在美国《洛杉矶时报》撰文“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道出了西方老是误判中国崛起的原因。他是这样说的：

东亚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最大特点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那么东亚国家则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鉴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建设民主的正确途径应该是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及其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换血”从来不会成功。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几乎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我们可以从East Asian Barometer进行的调查中看到，东亚国家和社会，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着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

近两年前，雷曼兄弟倒闭；不久之htｔｐ://ｗwｗ.9９lｉb•ｎｅt前，欧元近乎崩盘。这两件事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我们由此迈入了“后西方世界”。若想弄清楚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先回顾一下“前西方世界”，即英国征服印度、中国开始衰落以前的世界。在“前西方世界”终结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西方与“另一个”它认为低自己一等的文明并肩共存。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人口学家预计，到2050年，美国和欧洲将仅占地球总人口的12%。简言之，“另一个”文明现在已经和我们西方平起平坐。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方面更胜我们一筹——从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坚定信心。我们现在必须自问，新兴国家能教给我们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能教给它们什么。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来重新审视西方界定的所有其他观念和标准，如民主、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GDP、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该借鉴的借鉴，该丰富的丰富，该反诘的反诘，该扬弃的扬弃，该重新界定的重新界定，我们要把合理的东西吸收进来，把被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把许多被中国经验证明的成功理念和标准推荐给世界。今日世界所有的难题都需要中国人的智慧才能解决好，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为人类进步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我们现在倒是可以回头来看看西方的观念，看看由“文明国家”或“准文明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这种西方观念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会造成许多流血冲突。且不提历史上数百年的厮杀，单是过去二十年中发生的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今天印度内部纷乱不断的情况，就足以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偏执性。欧盟推动欧洲国家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但欧洲整合谈何容易，毕竟欧洲已经分裂了上千年。欧洲整合也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其整体实力还是面临严峻挑战，其整体的凝聚力远远低于我们这个“文明型国家”。

民主建设其实就像开门一样，门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喜欢斗争哲学；而东亚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张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现在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探索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的、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东亚国家和社会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应当仁不让。

美国学者戴维·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也曾对中国、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七国和美国的国民进行了民意调查，他发现东亚民众的社会价值排序与美国人的社会价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东亚民众更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东亚和美国民众社会价值认同中的优先顺序为：

中国的历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我们曾预言，这个国家会四分五裂，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中国的“一国两制”承诺并非真心，但我们对中国的预测和看法一错再错。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中国的未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理解其过去。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其身份认同感源自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历史。当然，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属于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国家的合法性因而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概念的局限。两百年来，先是欧洲，接着是美国，西方主导了世界。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终结。

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的，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西方其实已经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99lib.net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民情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才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所以好戏还在后头。我们千万不要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过去三十年间，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总体上看，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前途感到悲观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我们迄今为止处理得比它们当时处理得好得多，许多方面今天干得也不比它们差。我们的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项政策，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讨论民主建设也有启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新留下了无穷的空间。实际上，即使从西方民主理论本身来看，今天西方主要国家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是大量劣质民主的产生。今天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需要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从实现“良政”出发来探讨和界定民主。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三条经验十分重要。一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我们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像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记得一位欧洲哲人曾经把世界上的作家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影响只是转瞬之间。第二类像行星，影响更为长久。第三类像恒星，其光辉和影响是最为久远的。其实，世界上的国家分类也大致如此。很多国家像是流星，它们一闪即逝。某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会把他们偶尔推向国际舞台，但不久就销声匿迹。美国则更像第二类。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有不少卫星围绕着这颗行星转，但行星只能管它那个系统，而美国所管的这个系统正在走下坡路。美国具有现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缺少一种深远文明的智慧光芒。只因这颗行星离我们较近，其亮度看上去似乎比远处的恒星还亮，但这是假象。

我们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我们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成绩。换言之，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并使整个西方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那样。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待中国整体实力超越美国之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版图都可能随着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话语独霸天下的局面将寿终正寝，各种旧的指标体系将被修正，各种新的指标体系将应运而生，中国模式和话语将被全世界承认。如果说一个半世纪前，西方染指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世界可能正在目睹，并且将继续目睹中国崛起给西方、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到底，不是中国自己想要这样影响世界，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力度必然会产生这种冲击波和影响力。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种崛起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只要是改变你自己，世界就会因你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你的块头太大，你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成为世界级的规模，产生世界级的影响。在一二十年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时，这种局面可能会达到高潮。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看得似乎比我们一些精英要清楚得多。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10年8月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谈到了随着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他使用了“后西方世界”的概念：

西方那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治传统，在非西方社会很难复制，少数地方可以复制，多数地方很难复制，其实也没有必要复制。比方说，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特点是讲“合情合理”，而西方文化一般只讲“合理”，不讲“合情”，彻底改造这种东亚文化的成功概率不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了解双方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并在此基础上，取长补短，进行体制创新。再比方说，中国重视家庭及其衍生关系的文化特点之一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这个关系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朋友、同事乃至整个国家，这种文化传统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帮助下岗工人到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你一定要把中国家庭成员的弹性的亲密关系都改造成美国一样的刚性的契约关系，并认为这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在东亚社会都行不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两者之长结合起来，进行创新。

欧洲整合的阻力非常之大，非洲整合的阻力更大，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泛非共同市场。非洲大陆也从未实现过统一，所以非洲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和互补性很小。从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到非洲的泛非主义运动，再到拉丁美洲的各种新的整合倡议，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文明整合的理想和愿望，因为更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整合往往能使中、小国更为团结，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捍卫和推进自己的利益。但总体上看，除欧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外，其他地区还须加倍努力，所以中国人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型国家”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