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图书(960~1368)
四、宋元的公私藏书与目录
目录
导言 汉字的发明和我国早期图书的产生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前770~前221)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图书(前221~280)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265~589)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265~589)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581~979)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图书(960~1368)
四、宋元的公私藏书与目录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图书(1368~1840)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图书(1368~1840)
第七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图书(1840~1919)
第八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1919~1949)
第八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1919~1949)
第八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1919~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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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视察“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馆址,见房屋简陋,地方潮湿,仅可遮雨挡风,感到对藏书和学者使用均不利,于是决定建“崇文院”,集中收藏三馆藏书。崇文院分六个书库,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经、史、子、集四库。六库书籍包括正、副本八万卷。后太宗又下诏征集图书,公布缺书目录,收集公私新撰图书和政府出版物充实崇文院馆藏,至建成后十五年,太宗再到秘阁巡看,“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宫失火,殃及崇文院,藏书大多被毁。
宋太祖建国之初,很注意收集图书,宋初皇室有书万余卷,到开宝年中由于对五代十国图书的征集,使朝廷藏书增至八万余卷。另外,宋太祖还广泛征集民间藏书,充实官藏。
宋政府除重视藏书外,还注意图书的校雠和目录的编辑。仁宗时由http://www.99lib•net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唐《开元四部录》,修撰《崇文总目》,至庆历年由王尧臣等编成,共六十六卷。将书分四部四十五卷,每类都写有序,每部书则有提要,共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多卷。原书已亡佚,现行五卷本《崇文总目》是辑自《永乐大典》等书。
两宋的私人藏书家还编修了不少私家目录,其中有书名可考的达30余种。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之一,开目录著录版本的先例。另外最受后人称道的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每类有序称为“总论”。每个小类形式上无序,但实际上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提要里,大都叙述了学术源流。书名之后注明作者生平、书籍内容大要。共著录书籍一千九百三十七部,是我国现九九藏书网存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全书分五十三类著录,虽无经史子集之名,但仍按四部法分类。在五十三个类目中,仅九类有小序。对每部书除了书名外,还著录卷数、作者姓名、官职、书的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在“解题”中,或记古书的款式和版刻,或说明善本书获得经过;既记载印本,也著录抄本、拓本。共著录图录五万余卷,全面反映出南宋以前的图书情况,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
《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藏书,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图书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宗、英宗两朝有图书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一千九百零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这些数字是独立计算的,不是累加的。而靖康之难,书籍损失惨重,“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建立南宋以后,经多九_九_藏_书_网方搜集,虽达到四万多卷,但仍只及北宋最盛时的四分之三。宁宗时藏书又增至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多卷。
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图书数量大增,私人藏书远超过前代,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和女词人李清照夫妇,穷搜苦访二十年,到赵明诚去世时,虽经战火,尚存金石刻词二千卷和图书二万余卷。叶梦得苦心经营数十年,藏书达十万余卷。另外还有晁公武、王铚、郑樵、尤褒等。
元朝早在1236年就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编集经史。攻下杭州以后,便将南宋的官印书局及各中央机关、江南各郡图籍及书版全部运往北方,使元政府藏书大增,当时藏书处所如奎章阁、崇文院九九藏书等藏书都很丰富。元代藏书虽丰富,但由于皇室不注意管理藏书,也没有组织校勘整理,故质量不佳,且利用也不够,仅编成宋、辽、金三史,没有再编其他大部头的丛书、类书。
宋元时期对于藏书非常重视,公、私藏书的兴盛,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郑樵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我国古典目录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类例”的概念,指出了图书分类的重要性,认为“类例已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失纪”。他创立了三级类目的新分类体系,针对汉唐两代两级类目的分类体系,鉴于宋代图书事业的空前发展,独创新的分类体系,包括十二类、百家、三百七十二种。这种三级分类体系,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著录方法,提出“通录”历代和当代的图书;“记亡”即编次时要记亡佚的书;“求全”即求其全录,不得遗漏。只有这样,目录才能究学术99lib•net本末,使学者易学,求者易求。在总结历代图书散亡的原因时,指出搜访图书的必要性。在《通志》中系统提出了“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求书八法”被后世藏书家奉为圭臬。郑樵在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后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开了辑佚工作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宋高宗时也积极组织人员整理图书,编修书目。孝宗淳熙五年(1178)陈骙等人仿《崇文书目》编次《中兴馆阁书目》,凡七十卷,又序例一卷,共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多卷。宁宗时,书籍增多,秘书丞张攀等人编修《中兴馆阁续书目》,宁宗嘉定十三年书成,凡三十卷,著录藏书一万四千多卷。两部书目合计近六万余卷,较北宋《崇文总目》所载数量还多。这两部目录后来亡佚,目前所见有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中兴馆阁续书考》可供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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