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朝代，皇帝已做出的决定，臣子是断不敢再提出疑问的，如今这三位高官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可谓不胆大至极。正常情况下，三位官员应当会丢官甚至危及性命。但很奇妙的是，康熙帝竟然语气很是温和地对此事做了一个解释：“该藩以精力日为消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今地方已平，若令王复理事务，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

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他上疏朝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康熙帝未表任何挽留之意，御示：“王久镇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倚毗方殷。览奏，知两目昏瞀，精力日销，皆因事繁过瘁，深轸朕怀。云贵两省事务，应作何管理，著该部（指吏部）议奏。”

不过到目前为止，双方都在尽量克制自己，不激化矛盾，尽最大努力消除对方对自己的疑惑。但双方同时也明白，这种平衡关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大家都在尽量拖延到对自己有利的时刻。

从理论上来说，吴三桂把这些权力一上交，他就基本什么都不剩了，只剩下了有名无实的平西王封号。吴三桂从不是一个莽撞的人，所有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他不慌不忙，很是撑得住。而他的部下，因不知他真实的想法，所以显得惶惶不安，他们暗自揣度，平西王莫不是真的老糊涂了，这样下去，他们吴氏利益集团的人怕是要末日来临了。这些资深将领深知无论官职多高，封号多尊贵，手上没有兵权，你便什么都不是，朝廷想怎么拿捏你就怎么拿捏你。方光琛等人急切地询问：“亲王还不明白朝廷的意图吗？”面对众将的急切询问，吴三桂并没有给出答复，只是说，老夫心里有数。

吴三桂看到儿子的书信，极为生气。他只恨自己的儿子在这件事上竟是如此的糊涂，他理解儿子迷恋荣华富贵，但儿子恐怕并不明白，若不是吴氏家族还掌握着那么一支重量级的军队，只怕荣华富贵享受的也不安心。没有军队的权贵只是皇帝面前案板上的一块肉而已，什么时候想剁，全看皇帝的心情。手握军权，世守云南，便是他老吴家最可靠的保险。他召集亲信，商量此事，部下也都不同意撤藩。但大部分意见，认为此时不妨上一道请求撤藩的奏疏，试探一下朝廷的底线，也好早做打算。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康熙帝亲派一等侍卫吴丹、二等侍卫塞扈立前往云南，慰问吴三桂，并携带他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裘、青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条，赏给吴三桂。另派两名侍卫前往广东，向尚可喜颁赏，其赐物略比吴三桂低些。

在这道奏疏之后几天，七月九日，靖南王耿精忠也给朝廷写了一份撤藩的奏疏：

朝廷此番调动，引起了吴三桂的密切注意。这么多年来，由于年老或健康原因，吴三桂的许多部将都相继离开军队，而现在朝廷又如此频繁调动，不能不让吴三桂担忧。不过为了不过多地刺激到他，他身边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夏国相、方光琛以及他的亲属等都还没有触动。此时吴三桂敏锐地觉察出，自己该采取些行动，否则以后会越来越被动。康熙十一年六月，云贵总督甘文焜因母病故，准假回京处理丧事。吴三桂请以云南巡抚暂管总督事务，私自将总督所辖的标兵（总督及巡抚手下，都直接有一支部队，供其调用，总督手下的叫督标，巡抚手下的叫抚标）从贵州调到云南，受他节制。

此时的这个结果，双方都很满意。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尚可喜在未与其他两位藩王沟通的情况下，首先提出了撤藩的申请。看到老尚如此善解人意，康熙帝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他心中迫不及待地当即就想批准，但撤藩是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他还是得和大臣们商议商议。

收拾那些弹劾吴三桂的官员虽然顺了吴三桂的心，但那只是做给这位平西王看的，清廷从来就没有，也没打算真正信任这些汉人王爷。归根结底，这些汉王们只是清廷手中的一柄利刃，清九九藏书廷无时无刻不在提防这些利刃哪天一不小心就割到了自己。

就尚可喜撤藩之事，朝廷向各省军政官员作了通报。吴三桂、耿精忠两藩得知这个消息，非常吃惊，虽然只是尚可喜撤藩，但朝廷的态度无疑是一个风向标。

为了打消朝廷的猜忌，吴三桂此后一段时间，很少干预政事、军事。每天跟自己的侄儿、女婿等至亲在一起宴乐。闲来无事，就跟他们到“箭道”演武场比箭。远处悬一铁甲为目标，凡箭能射中、穿透铁甲的，“罪函人”；箭矢弯曲而不能穿透铁甲的，“罪矢人”。后又改为赏赐。此事不久便被朝廷知道，康熙帝派侍卫吴丹携带弓箭数千副，前往昆明，代表朝廷，赏赐给吴三桂的将士。其用意一方面是表示关怀，另一方面是暗示吴三桂，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朝廷的监控之下，你要老老实实，要听话。吴三桂心中暗笑，自从胡心水死后，他陆续又在京城安插了新的眼线，这朝廷的一举一动，又何尝不在他老吴的眼皮底下。

具体撤藩的计划中，吏部、兵部认为，尚可喜有十五佐领的兵员，可携带两佐领官兵家口迁居辽东。但尚之信统兵留镇，将使父子分离，况且藩下将士早年就与王共甘苦，如今因撤藩，造成他们两地离析，是不合适的，应全迁为便。兵部特别提出：平南王藩下有绿营官兵共六千名，原驻广州府，今平南王父子迁移，这六千绿营官兵仍留在广州，由广东提督统辖，至于一切夫马舟船，等尚藩开列人口、马匹确切实数，在离广东之时，即遣官拨给。

朝廷的这些举措，其真实用意，自然瞒不过吴三桂的眼睛，他心中很是不安。他手下有一名叫吕黍子的浙江人士献策：“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这一计谋在熟读兵书的吴三桂看来并不新鲜，历史上用的人多了，不过此计虽不奇，但还是值得一试。当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了事，还需加点料配合一下。他清楚清廷之所以对他不放心，根源还在于他手中的军队。反正是要裁军，与其等着朝廷下令，被动的裁，不如自己主动一些，适当裁剪一些他认为可以裁的部队，一方面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朝廷的疑虑。

这进一步，退一步，道理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但毕竟不是我们和邻居为犄角旮旯争一争，让一让。进也好，退也罢。明规则，潜规则，阴谋，阳谋，好不热闹。一幕又一幕精彩的大戏不断上演。

清朝的统治愈是牢固，对吴三桂等汉王的迁就幅度就愈是紧缩。过去平西王想提拔谁，只要他自己看中就行，到朝廷那儿无非就是走个过场，盖个章罢了。弄得很多官员心中只知有平西王，不知有朝廷。

愤怒的不仅仅是吴三桂一个人，他的部将此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愤慨、怒吼：“王功高，今又夺滇！”这些人中，有的与吴三桂有血缘关系，有些虽无血缘关系，却有着分不开的利益纠葛，他们是吴三桂政治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其主要成员有：吴三枚，吴三桂的弟弟，在昆明城，很有势力，“探凡胠箧之徒”，都投靠在他的门下；吴应期，吴三桂的侄儿，骁勇善战，官至都统，是吴三桂的得力战将；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卫朴，这四人是吴三桂的乘龙快婿，他们颇具才干，文武兼备；吴国贵，吴三桂的大将，早在关外时，便追随他，军功颇多，官至都统，治军严，敢争战，很受吴三桂重用；方光琛，字献廷，原明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善谋略；刘茂遐，字玄初，吴三桂重要谋士之一；马宝，字城璧，山西人，为人反复无常，号“两张皮”，狡黠善战，以勇著称。

御前会议上，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绝大多数人，力主撤藩，唯独大学士图海持不同意见。见绝大部分重臣都力主撤藩，康熙帝当即拍板决定，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神奇的事情在九月底终于发生了！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奏疏都写的很巧妙，都说自己原本并不曾想提出撤藩，一个说，要报答世受“天恩”，只想竭尽心力镇守疆，不敢贸然请求“息肩”引退；一九-九-藏-书-网个说，东南沿海形势捉摸不定，不敢猝然罢兵而闲居，并且特别强调，他们是在见到尚可喜撤藩的奏疏后，才敢提出撤藩的。奏疏虽然写的很恭顺，但其实态度却很鲜明，表达他们根本就不想撤藩。

十二天后，五月三十日，吏部议定：“应将该藩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督、抚管理，其大小官，亦照各省例，臣部题授。”康熙帝当即批准。

要说朝廷与吴三桂，双方都难。作为一个中央政权，地方上有这么大一个实力诸侯，如同一个独立王国，怎能不让人担心。而作为吴三桂，虽然实力雄厚，天高皇帝远，过得好不快活，可毕竟是臣子身份，无时无刻不在担忧，中央政权会裁撤自己的权力。

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琛忽然联合上奏，力陈平西王的功劳，要求朝廷仍命吴三桂总管云贵事务。

康熙五年二月，朝廷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职务由原“忠勇”左营总高启隆担任，并将“忠勇”中营总兵马宝调任曲寻、武霑总兵。

朝廷终于踏实地迈出了那一步，他们一直想迈，也必须要迈的第一步。吴三桂很清楚，朝廷的那一步是必然要走的，他拦不住那一步，他也不想拦。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大师，他退了，退的很高明，看上去虽然他退了，但实际上他的双脚仍然还在他身后那条底线之内。

康熙四年五月，在平定水西、乌蒙之后，吴三桂上奏朝廷，请撤云南省的额兵，计划员额为七千二百人，其中将一千八百人调广罗、蒙景两镇和云州、马龙两营。除总兵官以下将领另行改任外，实裁将领副将一员、参将一员、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在奏折中，吴三桂同时提出，将“忠勇”等五营全部裁去。兵部在讨论了他的奏疏后，表示同意，康熙帝御准。

在天下太平后，清廷便开始采取积极有效的步骤，不露声色地削弱汉王们的实力。其中云贵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张勇调为宁夏提督，王辅臣调为固原提督，马宁调为山东提督，李本琛调为贵州提督，吴得功调为湖广提督，严自明调为广东提督，刘进忠调为潮州总兵，王进功调为福建提督。这些人原本都是吴三桂得力的心腹将领，他们的调离，对吴三桂不可不谓有重大影响。吴三桂的“眼珠子”——忠勇营、义勇营，在康熙四年五月，也被朝廷重新调整。云南广罗总兵赵良栋调任为贵州比喇总兵、云南“忠勇”右营总兵刘之复调为贵州大方总兵官，云南“忠勇”前营总兵李如碧调为贵州水西总兵，云南“义勇”中营总兵王会调为广罗总兵，“忠勇”后营总兵塔新策调为贵州定广总兵，贵州思南总王平调为安笼总兵。康熙五年九月，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六年二月，将塔新策调任为威宁总兵。康熙八年三月，贵州平远（比喇）总兵赵良栋远调任山西大同总兵。

撤藩的诏书到了云南，吴三桂怒不可遏，虽然是他主动请求撤藩的，但朝廷的决断还是让他很是意外。在他心中，朝廷撤藩无疑是一件极其愚蠢的行为，就像当年李自成的部下拷打他父亲，抢走他家产及爱妾一样可恶愚蠢。他吴氏家族从未有过要造反的野心，全家老小只是想过有安全保障的富裕生活罢了，可这些愚蠢的当权者却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他。不过对于自己主动提出撤藩的请求，他丝毫不后悔，现在早点摸清朝廷的底牌，对他吴家是有利的，以他的年纪和身体状况，还来得及为整个家族做好安排。

对于中央政权来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皇朝，始终对汉人的民族情结很有顾虑。他明白在广大汉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中，对清廷的统治还是很不心甘情愿的。而三位大兵在握的汉人王爷，无异于三颗定时炸弹，如果哪天他们顺应民意，那后果很难想象。所以对于三藩，清廷必然是99lib•net有决心，最终一定要把他们清除的。而作为三藩来说，没有一个有做皇帝的野心，他们都十分满足自己目前的生活。虽然他们明白朝廷要撤他们的决心，虽然作为多年征战的职业军人，他们明白，最好的防守便是进攻，但他们并没有造反的决心，因为他们的理想从来便不是做皇帝，只是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和子孙后代过上荣华富贵的好日子。于是乎在撤藩这个问题上，清廷是完全的攻方，而三藩则是完全的守方。

在吴氏集团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人之外，还有一批子弟，这些人虽名不见经传，但都在吴氏集团中占有一定地位，形成一股势力。而在外省，也有吴三桂的心腹，如固原提督王辅臣等。这批人中，绝大部分都正值青壮年，可谓人生的黄金期。撤藩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比死还要难过。除了权贵以外，反对撤藩其实还是颇有草根基础的，广大基层官民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辽东人，他们是跟随吴三桂降清的原班人马或其子弟，其中老的经三十年的转战流徙，已不剩多少。对于青壮年，当初离开辽东时，他们年纪还小，故土在他们的心目中，仅仅是模糊的概念。如今他们已适应了云南的生活。二是黄河以北的人，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当年都是吴三桂战斗过或驻防过的地方，曾收编了大批农民军余部，这些人对辽东没有任何感情，去那块冰天雪地的地方，在他们眼里和充军发配没有什么区别。而那些四川、云贵等省的人，他们或是张献忠的余部，或是南明统治下的土著人，这里原本就是他们的故乡，让他们远离故土，自是很不合情理的事。康熙撤藩的圣旨就像一把利刃，无时无刻不捅戳着吴三桂部下们的心灵，火一般愤怒的情绪，飞速地在人群中传播。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康熙帝突然决定“叙征缅甸，获伪永历朱由榔及进云南、贵州、征水西功”，大赏吴三桂属下有功将士：授予都统何进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护军统领夏国相、副都统吴应正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高拱、参领傅其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杨珅之子杨延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李天植、傅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自护军参领杨奉元等以下一百二十七人，都各授给世职不等。

清廷当然知道这种状况的危害性，但当时迫于全国形势还不是非常稳定，对这种现象也只能隐忍不发。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清廷终于可以改改规矩，敲一敲被惯坏了的汉王爷们啦。从康熙五年开始，吴三桂发现，他要求提拔的官员，在朝廷那儿，竟然大多无法通过。恰逢此时，吴三桂安插在京城的心腹胡心水偏偏死了，失去了耳目，让吴三桂一时对朝廷的动态有些把握不住。胡心水的侄儿，同时也是吴三桂爱婿的胡国柱和谋臣方光琛向吴三桂建议：“朝廷明显已是不再信任王爷您，您该早做些准备。”吴三桂笑道：“朝廷又何时信任过我，以前只不过是需要用我，所以才对我恩宠有加，如今虽然还是需要用我，只不过对我的依赖没以前那么强了，所以有些规矩就得由朝廷来定。”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六十大寿，朝廷恩准吴应熊携妻儿前往昆明祝寿。吴三桂大感欣慰，对方光琛等人表示：“看样子朝廷短时间内是不会动我们的，不过我们自己还是要谨慎些。”

为了控制最为关键的军队部分，朝廷开始调整云贵各总兵官人选。康熙十年二月，调广东右路水师总兵官杜辉取代“以病乞休”的陈德，任云南永北总兵官。康熙十一年十一月，广东饶平总兵官吴启丰被调为贵州安笼总兵官。十二月，云南前镇总兵官马宁被调出，升为湖广提督。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吴三桂藩下长史卫朴，被提拔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

吴三桂在试探朝廷，朝廷也在试探吴三桂。这一时刻九_九_藏_书_网，无论是吴三桂，还是朝廷，都深知，要想局势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的妥协，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而康熙帝的解释，就是这种妥协结果在文字上的反映。首先朝廷的话说得很客气，从爱护关心吴三桂这位大功臣的身体出发，所以才批准了他的请求。同时又提出，虽然平时兵权已收回朝廷，但如果遇到战事，仍然还是由吴三桂统帅军队。

在笼络、分化吴三桂嫡系的同时，康熙帝也开始将自己的心腹安插进云贵。康熙十年（1671年）初，康熙帝任命吏部右侍郎曹申吉为贵州巡抚（不过讽刺的是，此人后来投靠了吴三桂）。调原贵州巡抚佟凤彩出任河南巡抚。同年四月，云南巡抚李天浴“疏请终养”，康熙帝批准。五月，另派原任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云南巡抚。原云贵总督卞三元是吴三桂的人，现在他提出“终养”老母，朝廷也未慰留，而是马上提升直隶巡抚甘文焜为云贵总督，补了这个缺。康熙八年初，又加他兵部尚书衔，以重事权。康熙十一年五月，陕西陇右道，道台李兴元被提升为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

其实耿精忠也不是真心想要撤藩，只是见其他两藩，尤其是三藩中最有实力的吴三桂都提出撤，他也不得不被动地应付一下。若是吴三桂真心愿撤，那他耿藩也没什么好指望的，若是吴三桂此番只是权益之计，那日后他也可见机行事。

朝廷从两藩的奏折中自然明白他们在想什么，但此番康熙帝权衡利弊，最终还是下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决心。

吴三桂命幕僚刘玄初起草奏疏，刘玄初是四川人，原先在蜀王刘文秀府中担任幕僚，颇善谋划，刘文秀失败后，他投了吴三桂，其能力颇得吴三桂欣赏。这道奏疏是这么写的：

康熙九年，朝廷恩准吴应熊前往云南探望吴三桂，表现出朝廷“温情的一面”。而同年八月初，吴三桂向朝廷奏报：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应熊自滇赴京。哎呀，平西王很识大体啊！嘿嘿，双方场面上都做得很漂亮，这出戏越来越有看头了。

艰苦时，危险时，汉王中，倒是有想撂挑子不干，回家享福的想法。可是如今天下基本平定了，他们的想法也悄悄开始改变，这完全可以理解。在他们心中，有着这天下便是老子打下的想法，好不容易战乱结束了，有谁能从容地扔下那诱人的荣华富贵呢？他们现在的想法很现实，那就是好好经营自己的藩地，好好享受这美丽的人生，将那荣华，将那富贵，一代代传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即使对那段历史不熟悉的人，现在也可以看出，这三位官员的举动已很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吴三桂的人，他们的命运与吴三桂是捆绑在一起的。他们的大胆举动，完全是吴三桂在背后支持的，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吴三桂的意思。

他下旨：

朝廷的态度当然不会让吴三桂痛快，但对于吴三桂来说，痛快那点儿事，算得了什么？他此番的做法可不是为了发泄点私人的小脾气，他的用意很明确，那就是彻底摸清朝廷的用意。见朝廷收了文官的选任权，吴三桂干脆又上奏朝廷，要求把武将的人事权一并上交。朝廷倒也痛快，很快便批准。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很想笑，因为此番封赏的理由其实发生在十几年前，过了这么多年，却突然拿出来说事儿，实在是很做作。这份做作康熙帝自然明白，被封赏的人也明白。不过在政治上，是不是做作，从来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作所为是否能起到作用。

就在康熙帝赏赐和慰问吴、尚两藩后的一个月后，即三月十二日，尚可喜突然提出撤藩申请。尚可喜在奏章中写道：

在京城的吴应熊秘密派人前往昆明带去书信：“朝廷素来就怀疑父王，尚藩、耿藩都已提出撤藩疏奏（康熙十年春耿继茂曾经因病提出过撤藩），唯独父王从没有提出过撤藩，朝廷对父王必然会有所猜忌。若父王此时赶紧写奏疏，派遣使者送来，还来得及。”

尚可喜这只老狐狸，原以为，以自己的温顺听话，积极配合朝廷的大政方针，还能让朝廷给自己点面子，所以才提出，自己要携带部分家口和兵丁撤回关外故乡，而把王爵传给长子尚之信，让他留镇广东，这样便可给他们尚家留些政治资本。现在让朝廷一口回绝，他不禁很有些失落感，但他同时也明白，政治上的事就是那么现实，以他的实力，朝廷给他面子固然好，不给，那也没有办法，他只是叹了叹气。

其实尚可喜是很不情愿交出兵权的，但是他毕竟年纪大了，精力已大不如从前。看到朝廷对吴三桂的动作，他已经很明白，撤藩是大势所趋，要反叛，他已是力不从心，且以他自身实力，也没有这个能耐，其他两位藩王的真实想法他也摸不准。他最宠爱的长子尚之信被留在京城为人质，这尚之信为人向来有点“二”，在京城闯了不少祸，吓得尚可喜只得用其他儿子把他换了回来，但尚之信回来后却暴横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横行无忌，引得天怒人怨。他酗酒好杀人，常常在父亲面前持刀比画。尚可喜觉得自己已经管不住他了。他已是黄土埋半截的人，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已没有太多意义，可偏偏自己的世子是这样子一个人，就算将来把王位传给他，只怕他也保不住富贵，且必祸及家人。与其这样，不如自己主动撤藩，讨得朝廷的欢心与安心，换全家人的平安。

吴三桂陈兵于校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将领，接受赏赐，遥向圣祖谢恩。仪式完毕后，吴三桂陪同吴丹检阅将士，比射箭法。老辣的吴三桂留了一手，将精壮士卒隐藏，专派老弱残兵上场比试。吴丹回京复命，朝廷自然不会完全相信这就是吴三桂的真实军力，但那些老弱残兵多少还是让朝廷心理舒服了些。

吴三桂所属绿旗援剿左右前后四镇官兵共一万二千人留下，分驻武定、曲靖、楚雄等地，令总督提督统辖。

几经朝廷调动，吴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已属有名无实。

吴三桂可谓是老谋深算，他知道自己的底牌，也清楚对手的底牌。打牌最重要的是什么？“天胡”是每个牌手最向往的结局，但这得靠天运，若是就想靠这个“过活”，那么只能像“守株待兔”中的主人公一样愚蠢！该放的放，该舍的舍，才能走活自己的牌，才能在牌桌上占尽主动！而吴三桂就是这样一个高手。

在当时，这可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

康熙帝派遣钦差持诏书，于同年五月三日到达广州。尚可喜遂陆续题报启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着手准备迁移事宜。

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朝廷封吴三桂的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同时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将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封为太子少师。虽是同时受封，但吴应熊的爵位比其他人要高，这是一种姿态，是做给吴三桂看的。在清廷的心目中，吴三桂仍然是有很大的价值。如果说先前朝廷杵了吴三桂一下，但现在就是在揉他。当然今天揉他吴三桂，也是为了明天能更好地杵他，甚至是用大棒对付他。吴三桂不傻，他很明白，他在心中微笑着，静观其变。

至于尚可喜在申请撤藩时提出的，让长子尚之信留守广州，由他承袭平南王爵位的建议，则被朝廷以“现有各藩王，子无移袭之例”，而被否决。

落水图命，上岸图财。这是人的本性！

应该说康熙帝是位“很有料”的帝王，五百年才出一个。虽然一想到三藩，他便恨得牙痒，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在具体动作上，他还是慎之又慎。在撤藩前的一两年间，即从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康熙帝有针对性地进行人事变动，多方笼络吴三桂的部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