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只要对中国资源和电力负荷分布特点稍稍作些了解，就会发现，在中国发展特高压输电技术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它就像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一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国的一次能源在地域分布呈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格局，这种格局刚好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水平成反比。所谓一次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以原有形式存在的、未经加工转换的能量资源。一次能源也称天然能源，包括化石燃料如原煤、原油、天然气等，核燃料、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潮汐能等。一次能源又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前者指能够重复产生的天然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这些能源均来自太阳，可以重复产生；后者用一点少一点，主要是各类化石燃料、核燃料。中国的一次能源分布以煤炭为例，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以北，煤炭资源的保有储量占到了全国的90.3%；而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以西的煤炭保有储量占到85.98%。那么中国的用电中心负荷区，也就是通常的负荷中心则集中在环渤海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的华东六省一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这些地方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最活跃的地区，但是它们的煤炭保有储量全部相加也只不过是7.0%。再来看水电资源，90%以上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西部12个省区所占的比例是全国的79.3%，仅四川、西藏和云南三省区就占了57%，而东部沿海12个省市只占了8.9%。从一次能源的分布特点分析，把中西部的一次能源转换成电力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输送，应该没有人会持异议。

林一山在“长江”号军舰上与毛泽东主席一起度过了三天三夜。毛泽东的那次长江之行和中国后来先后开工的三峡工程与南水北调紧密相连。1953年初春在朝鲜打的那场战争差不多尘埃落定，毛泽东可以腾出一些精力关心国家的水利事业了。这一年的2月19日中午，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带上必要的资料跟随毛泽东从汉口登舰，然后起航沿江而下。毛泽东和林一山在军舰上的一些对话在很多年以后依然被媒体所津津乐道。那些对话除了说明林一山对长江的认识与理解深度有别于常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林一山作为早期最著名的三峡工程主建派地位在那时就开始得到了确认。林一山一生中有7次与毛泽东专门面谈水利问题，这还不包括在其他场合见面时所涉及到的类似谈话。很显然毛泽东一方面看重林一山的见解，另一方面心里也一直放不下长江水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后来林一山有一个响亮的外号“长江王”就是毛泽东给起的。

所谓西电东送，是指开发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西部省区的电力资源，将其输送到电力紧缺的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和京、津、唐地区。“西电东送”工程不仅是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之一，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骨干工程。根据规划，西电东送将形成三大通道。南线是将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和桂、滇、黔三省区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以及黔、滇两省坑口火电厂的电能开发出来送往广东，形成西电东送的南部通道；中线是将三峡和金沙江干支流水电送往华东地区，形成西电东送的中部通道；北线则是将黄河上游水电和山西、内蒙古坑口火电送往京津唐地区，形成西电东送的北部通道。

选择特高压作为“西电东送”的骨干输电线路，是由特高压输电线路的特征和中国的环境现状所决定的。具有陆上高速公里之称的特高压，顾名思义，它是一种电压等级高于超高压的输电线路，它的英文缩写是UHV。在中国，特高压的定义是指交流1000千伏和直流正负800千伏的电压等级。如果从专业的技术层面解释，对于普通电力客户来说，特高压似乎离他们很遥远。其实不然，在理解了陆上高速公路的好处后，就会发现，特高压对于提高电网输送能力所产生的作用，与陆上高速公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刘澜波所力荐的李鹏即使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也始终关注中国的水电事业。从李鹏第一次去三峡到他第15次去三峡，前后相隔正好20年。1949年8月，离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已为时不远，正在苏联留学的李鹏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后来李鹏说他之所以选择水电专业的最主要理由是因为列宁说过“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是他知道中国有一个大的水电工程设想。李鹏所说的这个工程其实就是长江三峡。从李鹏跨入水电行业那一天起，那座后来确定为185米高程的大坝就成了他心中一个梦寐以求的理想。以后李鹏每到一个拥有大型水利枢纽的国家访问几乎都要考察所在国的大坝。

观念的转变带来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因此，中国在优先发展大江大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乌江、怒江、黄河上游等十三大水电基地，占全国装机容量60％的十三大水电基地汇集了诸如三峡、葛洲坝、溪洛渡、向家坝、二滩、龙羊峡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推进了中国水力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对带动西部大开发和实施“西电东送”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年毛泽东在听到陕西省的反映后焦虑不安，但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毛泽东说出这句重话时心里的矛盾可想而知，是他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但第一次出手即遭遇失败。据史料记载，自周定王五年至1938年的2500年间，黄河在下游决口1590次，大规模改道26次，洪水波及范围北抵天津、南达江淮，达25万平方公里。民间有“三年两缺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共产党执政后有西方学者曾经断言，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但没有能力治好黄河。而对于河南人和陕西人来说，治理黄河虽然说是同一个命题，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解法。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劈开山峦，疏通河道，使万里黄河水奔涌而出秦川，无论过多少年这可能仍然是陕西人的治水方式。但对于一马平川的河南来说，天上奔来的黄河来水，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秦川，可能就意味着灾难。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重要项目之一的三门峡水电站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上马，承载的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当邓子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后，三门峡工程是以全票通过的。

在水利部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23年的傅作义，从小目睹黄河泛滥成灾给两岸百姓带来的苦难，所以，当他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黄河进行治理时就选择了水利。在部长任上，傅作义将每年的四分之一时间安排在水利工程工地上度过。中国主要的几大流域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与海河都留下了傅作义的脚印，他尤其对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倾注了深厚的感情，这或许与他从小在黄河之滨长大有关。当时，正值酷暑，傅作义带着技术人员从黄河下游逆流而上考察，晚上则宿在三门峡附近的沙滩上。

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

香港媒体对李鹏的关注要广泛得多，他们的记者发现李鹏口袋显得有些鼓囊，后来才发现袋子里面装着三样东西，分别是钢笔、本子和计算机。李鹏每到一地参观考察，就掏出钢笔和本子边记边提问，如果遇到一些数字需要换算时立即从口袋里取出小计算机。在美国密西西比河第十四号船闸李鹏问了超记录的几十个问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顶推船队等于一艘万吨轮。”陪同李鹏参观的一位美国官员私下对记者说，他还没有见到过一位国家领导人参观时看得那么仔细并且亲自记笔记。

巍巍昆仑，不尽长江，滚滚东流。望巴山蜀水，沃野千里，人杰地灵，满天星斗。夔门天险，巫峡奇峰，山川壮丽冠九州。出西陵，看大江南北，繁荣锦绣。却惜无情风雨，滔滔洪水，万姓悲愁。众志绘宏图，截断波涛，高峡平湖，驯服龙虬。巨轮飞转，威力无穷，功在当代利千秋。展宏图，恰逢新时代，万丈潮头。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教课书与童话故事中，读到过这样一个从古到今，依旧流传不衰的古代神话：尧舜时，洪水泛滥，下民其忧。尧用鲧治水，鲧用壅堵之法，九年而无功。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由此可见，对水患的治理成为中国百姓几千年来萦绕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今，人们仍然在关注江河的治理问题，也在关注水能的利用问题。可以说，化水患为水利，变水流为电流，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

半个多世纪的求索与图强，中国人对光明的渴望与等待依然望眼欲穿。莫非石龙坝果真只能是一条石龙，永远高昂着龙首却又永远不能矫健地腾飞？历史在1949年那个秋天漂亮地拐了一个弯，他轻轻一挥手，就给石龙插上了飞翔的翅膀。熟读史书的毛泽东主席从延安撤离东渡黄河时，看到浑浊的黄河水，感慨地说：“看来黄河上游水土流失很厉害，若干年以后，要整体规划和治理。”毛泽东在1948年3月23日下午东渡黄河时离天安门广场上那面旗帜的升起已经为时不远，他一定已经看见紫禁城即将被那面鲜艳的红旗所覆盖。他牢记自己在黄河边说过的那句话，在新政府成立不久，他又开口说话了，那是后来几乎成为治理黄河最经典的一句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如何将中西部地区相对丰富的一次能源转化为电能后外送，国家决策层早有考虑，西电东送就是主要的运行方式。因为无论是现有电量消费能力，还是若干年后全社会用电消费水平，华东、华北与华南都将毫无争议地坐上前三把交椅。预测的结果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但应当相信它的相对准确性，大约10年后，上述三个区域的新增用电量将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二以上，可是，这些地区缺乏一次能源也是人人皆知，即使不考虑运输能力，仅仅从环境保护考虑，在人口密集、大型特大型中心城市集中的地区建设大量煤电机组来满足社会用电需求显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而实行大容量、远距离的水电和煤电的输送，是优化中国能源资源配置的最佳选择。西电东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次能源分布不匀的问题，但是，现有西部大型电站送出的距离和容量已经超出了现在正在运行的500千伏线路的能力，换言之，由500千伏线路来承担西电东送这样浩大的国家工程，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1000公里左右的输电距离，最好的选择就是进行特高压输电，这种输电方式看起来很有竞争力。此外，特高压输电在节省输电走廊，改善中国电网结构，以及促进中国输变电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如果从宏观面认可特高压输电，在技术上实现特高压交流输电其实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葛洲坝工程在开工两年后因为设计问题推倒重来。葛洲坝出现的问题其实在毛泽东批示时留下的那个尾巴上就已显露端倪。毛泽东说，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葛洲坝工程施工被毛泽东不幸而言中，2.6亿元人民币付之东流。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周恩来在面对前来述职的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张体学时气愤不已，就是这个张体学在工程开工前信誓旦旦地向周恩来立下军令状，说如果葛洲坝出问题，他就把脑袋挂在天安门城楼向全国人民谢罪。周恩来很清楚，如果葛洲坝放在那儿阻断航运就只能炸掉。面临残局周恩来想起了林一山和李锐，两个人一个反对葛洲坝，另一个反对三峡。那时周恩来已经身患绝症，在会上他听人说李锐关起来了，周恩来说关起来干什么，放出来嘛，发表点儿意见也是劳动嘛。林一山在那次会后由周恩来指定替换原先的设计单位和工程领导去了葛洲坝。

黄万里不仅反对建三门峡，也反对建长江三峡。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十分罕见。很大程度上，因为有黄万里，包括李锐的据理力争，甚至竭力反对，所以长江三峡的立项与建设都获得了充分的论证，上马时间也一再延后。潘家铮在2007年9月27日致李锐的信中，虽然不赞同李锐一直反对在三峡建电站，但潘却承认：李锐“在上世纪50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现在看来，共产党虚怀若谷，听得进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对圆满实现三峡工程这样国人的百年梦想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他们都是可以写进中国水电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在中国水电历史的长廊中，另有一些人物同样熠熠闪光，他们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呕心沥血，才奠定了中国水利电力在世界水利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刘澜波与傅作义在抗击日本侵略军方面有相同的背景。傅作义指挥的长城战役、红格尔图战斗及绥远抗战作为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历史，而他在太原保卫战中“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更是惊天动地。刘澜波后来与傅作义同处一城。他尽管没有像傅作义那样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兵戎相见，却领导了驻北平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被史学家们认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规模最大、开展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众组织。刘澜波也因此而成为共产党在东北统战工作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与刘澜波先后被委以水利部长与电力部长的重任，刘澜波晚年则以开明在党内著称而受到邓小平的赞扬。

从这个发展趋势和速度来看，规划到2020年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电网输送容量超过2.6亿千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到那时，国家电网将建成覆盖华北—华中—华东的交流特高压同步电网，同时建设西南大型水电基地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送出工程，共同构成连接各大电源基地和主要负荷中心的特高压交直流混合电网。这个规划如果能够获得实现，那么东部地区将减少发电装机约2500万千瓦，每年减少东部地区煤炭和铁路运输量4.8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3.7亿吨、二氧化硫约1075万吨、氮氧化物约140万吨。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在中国东南部的负荷中心，例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天空，每年四季将呈现更多蔚蓝的色彩，市民所呼吸的空气将变得更加清爽、新鲜，这些城市居民的视线所及，万物花开、姹紫嫣红。

考察伊泰普表现出李鹏对水电站特殊的情感，那时他已贵为一国总理并且三峡议案刚刚通过，更令他的工作人员难忘的则是1985年7月随李先九*九*藏*书*网念访问加拿大与美国。在主要访问任务完成后，李鹏坐加拿大政府提供的“战斗”号喷气式小客机从魁北克到詹姆士湾水电站参观。在美国也同样，李鹏离开李先念的访问团单独对密西西比河与胡佛大坝进行考察。与中国西部相似的美国西部原来也是干旱不毛之地，但由于胡佛大坝水库的修建改变了整个美国西南部的面貌。李鹏对胡佛大坝的赞叹是由衷的，他甚至于还写了一首顺口溜来表达他的感受：

诗人郭沫若在1971年9月的某一天到了刘家峡电站，他看了已经建成的电站大坝与机房，也看了尚在建设中的其他机组。当晚，诗人罕有地失眠了。文思泉涌的诗人夜半起床点亮台灯，他站在窗前眺望大坝方向，纵横的电网从他眼前姿态优雅地越过，他几乎看见电流就那么迅捷地淌过自己的窗外奔向远方，他诗情激扬，回到桌前一气呵成一首《满江红》：

【陈富强：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秘书长】

“三峡水电照亮半个中国”。这句话曾经在一些网民中产生过疑问，在许多人看来，尽管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以1820万千瓦的装机规模傲视群雄，冠盖全球，但也不至于照亮幅员辽阔的中国之半壁江山。况且，以中国目前超过8亿千瓦的电力装机，三峡电站的份额还是有限的。事实上，这里有一个计算上的技术划分问题，我们通常所称的“三峡水电照亮半个中国”，主要是指三峡电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如果以三峡大坝为圆心，直线距离1000公里为半径，全国除了7省区外，都在这个输电范围内。三峡水电站地理位置适中，将成为建立全国电网的中枢和支柱，各地将利用全国电网的调度，错开电网的高峰时间，拉闸限电的时间将大大缩短。从这个角度讲，“三峡水电照亮半个中国”完全成立。

作为国家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骨干电源，设计装机容量1260万千瓦的溪洛渡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的云南永善县与四川雷波县接壤的溪洛渡峡谷。事实上，溪洛渡只是金沙江下游河段四座梯级电站的其中一座，它将与后来开工建设的乌东德、白鹤滩与向家坝一起组成金沙江下游水电资源开发的主要版图。溪洛渡与向家坝是规划中滚动开发的梯级电站中最先建设的，它们的机组容量相加达到了1860万千瓦，也就是说，它们将超过长江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将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到华东与华中地区。

1935年1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3天3夜的顽强战斗，强渡乌江，击败黔军，向遵义挺进。毛泽东渡过乌江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自己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遵义会议，被认为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非同寻常的扩大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中共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而后来对乌江水电资源的开发，使乌江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最早提出“改变过去完全依靠国家资金建设的办法，要用水电开发自己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思路的是一个叫罗西北的人，罗当时任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很显然，罗的思路具有前瞻性，符合中国水电开发的方向。于是，在1990年，经国务院同意，由原能源部、国家计委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按流域组建的水电开发公司，即乌江水电开发公司。这等于是说，中央高层认同了罗等提出的有关水电开发的思路。

由傅作义领导的中国第一任水利部班底中有一位29岁的女子特别引人注目。这位新政府最年轻的副部长名叫钱正英，也许从她跨进水利部大门的那一天起，她就注定要成为中国水利界叱咤风云的人物。钱正英的诞生地嘉兴地处杭州湾畔，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停泊在南湖烟雨楼下的那艘红船，后来成为一个执政党起航的标志。嘉兴既可观钱塘狂潮，也可看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所以，千百年来，在这座被潮、湖、河、海润泽的锦绣城市里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如沈钧儒、王国维、茅盾、李叔同、丰子恺、徐志摩等等数不尽的风流人物。钱正英出生的时候，曾经因曾祖父是清朝军机大臣的钱氏家族已经败落。从小体质虚弱、多愁善感的娇小姐钱正英学习成绩优异，她的家人以为她或许会沿着故土前人曾经走过的道路而成为一名忧郁的诗人或者勤奋的学者，因为在她身上似乎没有丝毫预兆后来居然会投笔从戎，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3年后去了淮北解放区。钱正英不仅实现了曾留学美国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硕士的父亲对她提出的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工程师并且成长为中国治水女帅。

王炽富敌半个云南但时刻不忘家乡父老冷暖。所以在石龙坝水电站建成后，云南人也依旧要将这项义举安在他的身上。石龙坝水电站投产那年离王炽去世已经9年。在王炽去世6年后的1909年，由王炽儿子王筱斋出巨资并出面组建的“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石龙坝水电站建设也由此启动。担任云南商会总理的王筱斋子承父业，在石龙坝水电站建设一事上为其父也为自己在中国水电史上留下了一份无价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后来石龙坝水电站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就证明了这一点。石龙坝水电站的水轮机作为中国水电建设的象征已经运转了100多年，这是一段值得尊敬的时间长度，它用水能提供的电力最先照亮了滇池的上空，并且成为高悬在中国电力历史长河中的一盏灯，光芒四射。

傅作义后来担任了新政府第一任水利部长。这个职务似乎与傅作义此前出任的军职相去甚远，却是他自己的选择。傅作义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去了西柏坡，毛泽东对这位昔日的对手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就在那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征求了傅作义对自己未来的考虑。傅作义的回答也许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却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傅作义首先排除了在军中任职的可能，只是希望自己能回到从小长大的黄河河套做点水利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显然觉得让傅作义从事黄河河套的水利工作是大材小用了，他说，将来你可当水利部长。毛泽东还对傅作义说，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毛泽东没有食言，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如愿以偿出任水利部长。毛泽东还在他的头上安上了几顶看起来相当耀眼的军帽，其中就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绥远军区司令员。这段史实后来在《解放》，以及《北平战与和》等长篇电视电续剧中得以重现，我们看见，在西柏坡寒冷却有雪白的芦花飘荡的土地上，毛泽东与傅作义相谈甚欢，那一刻，在毛泽东的治国方略中，共和国治水统帅是最先确定的人选。

西藏拉萨夺底水电站成为中国第一批建设的水电项目后来让许多史学研究专家吃惊不已。西藏幅员辽阔，有纵横的山川，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它的水能资源可开发容量在全国排在了前三，特别是它的地热能与太阳能资源更是首屈一指。但是以西藏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而言，水电的利用居然在全国先行一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夺底水电站的建设要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大吉岭说起。出逃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觉察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时作出了一个在史学家们看来依旧先声夺人的决定，他要在西藏贵族中挑选一批年轻聪明的子弟，把他们送到英国受训。1913年赴英国伦敦诺裴里大学学习的四位西藏贵族子弟中有一个青年叫强俄巴·仁增多吉，他所学的专业是电业。夺底水电站的出现在强俄巴·仁增多吉返回西藏后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了。

相对于火电、核电而言，水电是清洁、安全、不会枯竭的能源。长江三峡水电站26台机组的电量相当于10座广东大亚湾核电站，10座装机容量20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厂。为此，每年可减少煤耗4000至5000万吨，少排放二氧化硫200万吨、一氧化碳1万吨和大量工业废水。老一辈水电人梦想的“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已经成为伸手可触的现实。

因为主动让贤而辅佐年轻干部担当大任。刘澜波因此被邓小平称赞为“党内的有识之士、开明之士”。事实上，刘澜波在中央决定电力部领导班子后召开的一次部党组会议上，再一次给了李鹏宝贵的支持。刘澜波讲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认为李鹏年富力强又懂业务，具备当部长的条件，所以希望大家要帮助他。在那次会议上，后来在三峡工程上与李鹏唱反调的副部长李锐同样给李鹏投了赞成票与信任票，李锐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党内论资排辈太厉害，要冲一下，李鹏同志不必担心，工作能做好的。但是，后来在李鹏力推三峡工程的过程中，李锐却站到了李鹏的对立面，成为三峡工程坚定的反对者。

远在欧洲的意大利曾有一座为汲取工程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碑，即瓦依昂水坝。这座造型优美、总库容为1.69亿立方米的大坝于1960年开始蓄水，但因为发生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一次水库滑坡灾难而使它最终变成了一座262米高的纪念碑留给后人思索。三门峡与瓦依昂水坝的问题没有绝对可比性，但是后来的事实是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损毁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三门峡水库成为一座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实际上，黄万里在他的切勿修坝的意见被否决后，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不要将江底6个施工泄水洞堵死。这个方案虽然得到与会者的同意及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施工时仍然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6个洞又以每洞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

作为西电东送的骨干电站，国家电网公司选择特高压输电线路将溪洛渡与向家坝的电能远距离输往华东地区。建设中的向家坝至上海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是眼下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电距离最长的直流输电工程。它西起四川复龙换流站，东止上海奉贤换流站，将新建正负800千伏换流站两座，额定输送功率为640万千瓦，新建的一回正负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其输电距离超过1900公里。这条罕见的银色巨龙将穿越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其间将4次跨越长江。作为金沙江流域水电外送系列超大容量特高压直流工程中的领航工程，它翻越万水千山，为西电东送架起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条线路与长江的走向相同，它们发源于西部，却止于长江出海口。相同的是，长江的源头溪流淙淙，到了上海崇明而百川归海；而无论是溪洛渡还是向家坝，它们深藏高山峡谷，那儿的夜晚也许只是星光点点，但是，它们的电能最终到达的地方，却是一片繁华世界。

石龙坝水电站的设计与建设者们从大禹治水和都江堰那儿得到启示，利用滇池水能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座水电站。然而主持工程建设的左益轩自从昆明德国礼和洋行订购了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的水电机组那一刻起，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这毕竟是第一次建造水电站，左益轩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左益轩最终决定从德国聘请专家协助石龙坝电站的建设，当左益轩带着来自德国的水机工程师毛士地亚和电机工程师麦华德骑马到达石龙坝时，中国电力建设最早的中外合作或许就略显雏形了。但是左益轩后来却因遭诬告而丢了官职，事情的起因与用电有关。昆明万钟街的用户因为缺乏用电常识而发生火灾，26间民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是1917年的春节，有人需要为这次火灾承担责任，左益轩的黯然去职就变得不可挽回。

再一次印证钱正英治水才华的是在1948年春天，当时，正在前线忙于为野战部队架桥铺路的钱正英奉命调任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并指挥了一场事关两岸百姓生命财产安危的防凌斗争。问题的出现并且越来越严重是由于山东境内的黄河尚未解冻，而纬度较低的上游河段却已冰雪消融，于是，河水下涌形成冰坝，水位越涌越高，若河水继续下泄，溃岸就势不可当。在没有大炮的前提下，钱正英决定在冰上凿窟窿埋炸药炸冰。随着一声巨响，被炸裂的冰凌拥挤着推搡着行进，黄河开河了，洪水警报也因此而解除。第二年，加固黄河堤防的工作全面展开，那一年的9月，也就是在新政府成立前夕，黄河再一次发了大水，但因为加固了堤防，所以没有决堤，也没有给两岸造成危害。当时，钱正英在办公室等候黄河水情报告，她第一次有了一种感觉，她仿佛是在倾听黄河的脉搏，并渴望医治她的创伤。从此，钱正英与水利有了割不断的情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已被黄河的巨大魅力所吸引，深深地爱上了她，也深深爱上了水利这门职业。1952年，被长者们称作黄毛丫头的钱正英从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的任上去了北京，担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与傅作义合作共事。那一年，钱正英刚刚29岁。

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

随着中国大陆境内首条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的竣工，接下去的特高压建设就势如潮水般不可阻挡了。四川向家坝至上海奉贤正负800千伏直流示范工程已经全线开工建设。紧接着，四川锦屏至江苏苏南正负800千伏直流工程于2008年年底也通过了国家核准。云南至广东第一回正负800千伏直流输电通道已经建成，这项工程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作为南方电网“十一五”西电东送的主要输电通道，它汇集云南小湾、金安桥等水电站的电力输送广东，输电距离全长1417公里。送端换流站选定在云南楚雄州禄丰县，受端换流站则选定在广州的增城市。

水能资源的利用终于在石龙坝后开始了虽蹒跚但不屈不挠的起步。在石龙坝水电站的水轮机孤独地转动了13年后，一位曾受聘于德国西门子电工厂的设计工程师税西恒回到了他的家乡四川泸县。他主持建设的泸县济和水电厂和石龙坝一样引进了德国西门子的机组，它的容量尽管不及石龙坝，只有140千瓦，却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小水电。作为全川首座水电站，1925年建成投产的济和水电厂虽然与石龙坝相比稍晚一步，但开了水资源大省水电的先河，为处于萌芽期的中国水电起到了示范作用。作为中国早期自己的水电专家，税西恒在完成济和水电厂建设后先后去了乌江、龙溪河、大渡河、岷江、长寿狮子滩、贵州二郎滩等地，他勘测过的这些水电资源实际上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就得到了陆续开发与利用。与云南巨商王炽不同，税西恒是以自己的专业，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双脚构筑“实业救国”的理想大厦。

但是黄炎培无法左右儿子的思想。他想起了自己从前的一段往事也与文章有关，只不过那时的孙中山并没有因为黄炎培的年少气盛而不悦，相反却对黄炎培的才气十分赏识。事情发生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在上海闭门写作《孙文主义》。有一天忽然召黄炎培到家里谈话。孙中山取出已经写好的一部分初稿与黄炎培谈了自己写这部书的初衷。令黄炎培意想不到的是孙中山居然语意诚恳地表示自己不长于写文章，所以要将已写的请你看一遍，倘若字句有需要斟酌的请你动笔。孙中山是贵为卸职的临时大总统与革命领袖，可谓名满天下，而黄炎培虽然是同盟会员，若论职务上不过是革命后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下民政司里的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无论地位与影响都不能望孙中山之项背。但黄炎培也竟然没有谦虚谨慎的表示，毫不客气地当真为孙中山改起了稿子。那一天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还留黄炎培共进了午餐。

黄万里没有父亲的好运气。因为反对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建设的黄万里在那时已经显得十分孤立了。黄万里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主要理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建立在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万里断言若在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就会在水库上游淤积，从而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结果是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黄万里发表这些意见的场合是在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准确地说，参加那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年轻工程师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则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他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这个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1957年6月由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的这个研讨会本意是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但最后会议的方向就逆转了，成了以黄万里为对象的批判会。

李锐与林一山的争论在南宁会议上彻底公开并且有了一个暂时的了断。1958年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年代，那年年初毛泽东坐专列去南宁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三峡工程在他心中沉寂了数年后又开始萌动。“大跃进”壮了毛泽东的胆，他不允许反冒进的声音出现，在神话遍地的年头赶英超美的口号让老百姓看到了美好生活的蓝图正在越绘越奇妙。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在南宁会议上会有一个人竟然敢于伸出手阻止实现他的理想。40岁的李锐官至副部级，但在毛泽东面前只能算是一个小人物，在他面前想要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并且得到毛泽东的认同，是参加南宁会议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然而李锐做到了。李锐与林一山同机抵达南宁。李锐一到南宁见到田家英和胡乔木，从他们那儿了解了这个会议的底牌，他们告诉李锐毛主席发脾气了，连周恩来和陈云也挨批了。他们紧张地对李锐说，你来了是很要命的，他要干你反对。田家英与胡乔木所说的毛泽东要干而李锐反对的其实就是三峡工程。

夺底水电站安装的是英国基尔斯机器制造厂生产的发电机。强俄巴·仁增多吉从英国运送这台发电机回到拉萨时，随行的还有一台铸造货币的机器。因此，1927年开始发电的夺底水电站输出的电力主要用于制造货币。十三世达赖喇嘛将这座发电厂命名为“无限美妙智慧宝库扎电机厂”，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夺底水电站的主要作用是根据噶厦政府的财政需要，为铸造银铜硬币和印制纸币的机器提供动力。事实上，夺底水电站几乎与货币铸造厂合二为一。这家厂甚至还仿造过英式步枪。至于住在拉萨八廓街的贵族与商民家里装上电灯，已是1935年的事了。那一年，强俄巴·仁增多吉将夺底水电站的电输送到拉萨新建的吉布岗小电站，拉萨市区的夜晚才真正灿烂起来。

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了4000年，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也在成都平原上一站2000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是为了根治岷江，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世界文化遗产。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郡守的李冰看到了纵贯蜀郡的岷江水量充沛但水患严重，平原沃野却常常颗粒无收，耳闻目睹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李冰悲从心来，治理岷江成为他郡守任上最重要的政务之一。李冰带领儿子李二郎与当地治水能手沿江实地勘察，直到岷江发源地四川甘肃两省交界部的岷山，那里丛山挺拔，终年积雪，是岷江水量丰盈的来源之一。岷江穿越崇山峻岭奔腾喧嚣着急流而下至川北灌县附近，却因地势受四川盆地影响而突然平坦，岷江水道也因此突然敞阔，于是，湍急的水流变得舒缓起来，上游带来的泥沙也开始在此淤积，将河床淤塞，岷江就开始放肆了。而灌县城外的玉垒山呈东西向挡住岷江使江水不能畅流，东岸因水无法流入而十年九旱，西岸则因水量过大而经常泛滥成灾。

在乌江干流上的梯级电站组建成后，全流域的灌溉、航运、旅游等条件也随之改善，惠及沿江30多个县、上千万人口。而大型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系统也极大地提高了水能资源的利用率，每年可以增发电量15亿千瓦时，相当于不增加一分钱投资，不淹没一亩土地，不迁移一户人家，便可获得一个装机容量20万千瓦的中型电站的效益。张志孝是乌江公司的董事长，张显然对乌江实行的滚动开发模式颇为满意，在张看来，乌江的滚动开发，实现了资金、人才和管理的滚动，形成了投产一个电站，开工一个电站，再筹备一个电站的良性循环、滚动增值的科学的开发机制。2005年，对于乌江水电开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党的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乌江索风营建设工地视察。在听取汇报后，这位曾经主政贵州的总书记很开心，对大家说：“我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就考虑整个乌江要综合开发。现在贵州境内8个点都已开发、开工了，到2010年几个点基本开发结束了，但是你们乌江的事业没结束，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围绕贵州能源优势这篇文章做大做好，这就是你们的下篇了。”

三峡工程的搁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一山与李锐的那场争论。那场争论在水利界十分著名，被称之为“林李之争”。争论的焦点自然是一方主建三峡工程，另一方反对建设三峡工程。林一山自担任长委会主任的那一天起就成了主建派的代表，而李锐在修建三峡工程的问题上则一直站在林一山甚至于更高层次的对立面。后来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林一山被造反派关进了“水牢”，还被打断了6根肋骨。但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后依然没有忘记林一山。很多人后来都说毛泽东想起林一山并将他“解放”出来是出于对三峡工程的情结。林一山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甚至于在很好的时机也可以为了水利工程而放弃更高的职位。最典型的要算1963年那一次，本来林一山有可能接任刘澜波成为水利部部长的，当时刘澜波要去地方履新，一向以举荐贤能著称的刘澜波向中央推荐由林一山接替他的职务，中央同意了但提出必须要经过总理同意，刘澜波在这一刻显示出他的诚意与古道热肠，他对林一山说我和你一起去见总理。然而林一山因为不忍心放下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而婉言谢绝了。

众所周知，大型或特大型水电站大多建在大江大河落差较大的山区，而这些水电站所在地却往往不是电力负荷中心，因此，需要通过输送将电送出去。比如长江三峡发出的电能就是通过15条超高压输电线路外送的。而国家授权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滚动开发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利资源，组织建设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4个巨型电站。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已先后开工，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的前期勘测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中。这4个电站装机总容量将达到3850万千瓦，年发电量1753亿度。无疑，这又是一个巨型水电王国。而无论是溪洛渡、向家坝，还是乌东德、白鹤滩，它们都远距电力负荷中心，它们发出的电力，都需要像三峡电一样通过远距离外送，输送到东南沿海与环渤海湾地区。所以，水电站的开发不是一项单纯的电站建设工程，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的电力输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缺少这个环节，西部电力，尤其是水电的外送，就无法实现。其经济与社会效益也就无从谈起。在国家层面，我们也称这项工程为“西电东送”。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禹贡》将金沙江称之为黑水。《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它利用了战国时期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超脱《山经》原始的地理概念，扬弃神话成分而专就人类力量所可及的治理水土方面来讲，也就是说，它突破原始的幻想阶段，以真实为目的，崇尚实地考察，对后世地理学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以至于清代学者李振裕说《禹贡》是“自禹治水，至今4000余年，地理之书无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而北魏的郦道元则在《水经注》中首次对金沙江水系作了详细描述，但遗憾的是未能言明金沙江与长江干流的关系。直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考察后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从而确认了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源的地位。金沙江之名的来历据称与黄金有关，宋代时，人们发现，这条有丽水、马湖江、神川之称的江中出现沙金，于是大量淘金者出没沿河两岸，此河也因此被冠以金沙之名。而在现代战争史上，中国工农红军横渡金沙江，也让这条江披上一层神秘色彩，所以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诗作《长征》中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可见金沙江地形之险要，也为红军最终顺利北上直至取得长征的胜利留下了重要的证据。

一片荒原处，烈日似火焰。寸草难生存，何处见人烟。大坝矗立起，山河换新颜。东部先开发，受益全西南。中华西北地，可以照此办。

刘澜波很喜欢一个叫“牝牡骊黄”的故事。这是一个记载在《列子·说符》上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说的是伯乐老了，他向秦穆公推荐九方皋接替他。秦穆公就让九方皋去找千里马。3个月后，九方皋回来说，在沙丘找到了，是一匹黄色母马【牝而黄】。秦穆公派人到沙丘去看到的却是一匹黑色公马【牡而骊】。秦穆公很不高兴地对伯乐说，你推荐的人连“牝牡骊黄”都分不清，怎能相得千里马呢？伯乐感叹地说，九方皋相马注重实质而不重外表，这正是他强我千百倍之处啊！等马牵到，果然是匹难得的千里马。故事里所说的牝牡意即雌雄，骊则是指马黑色。牝牡骊黄也是一个著名的成语，它受到了刘澜波的喜欢，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刘澜波给记者讲了这个故事，也可从中看出这位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胡锦涛提出的那个有关“下篇”的命题，现在也完成了。凡是到过贵州索风营水电站的人都会惊喜地发现，清澈的湖泊和电站两岸山坡茂密的植被，吸引了猕猴、藏酋猴在复植的果树间自由栖息，乌江流域的荒凉、闭塞、贫困逐渐成为历史，而乌江水电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形成的“乌江经验”，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流域梯级开发的一面旗帜。因为对于水电建设者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这种生态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水电开发“旗帜”能够飘扬在每条江河。如今，二滩、清江、小湾等流域滚动开发的成功模式也已经显现出了其巨大的综合效益，同时带动了整个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可能还没有一座水电站会像三门峡那样引起广泛甚至是非常激烈的争议。黄河水在河套地区九曲冲抵后，过华山，下潼关，行至陕县，去路遭太行山脉所阻，河水以巨力冲开三路，即“人门”、“神门”和“鬼门”，此乃为三门峡。20世纪60年代初期建成的三门峡水电站在我国水利史上有过众多第一：黄河上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第一座高坝大库、唯一一座成为人民币图案的水电站，三门峡素有“新中国大坝建设的摇篮”之称。客观地说，三门峡建成后，通过水库的调节，为黄河下游防洪防凌安全、沿黄城市工业和农业用水、下游河道及河口地区生态平衡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水库调度、机组抗磨蚀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多泥沙河流水库如何长期保持有效库容、长期保持水库寿命，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方法。因此，在电站竣工后引起全国性的轰动也在情理之中，以至于诗人贺敬之在看了三门峡大坝后，激情难抑，创作了著名的《三门峡·梳妆台》，在讴歌水电站的诗作中，贺诗显然是独树一帜的。其中一节如下：

1992年6月李鹏访问巴西时全国人大刚刚审议通过三峡议案两个多月，他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巴西伊泰普水电站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令电站所在地巴拉那州长雷吉昂喜形于色。主人显然知道这位中国总理的水电专家背景，所以当李鹏在观察水轮机组运转情况时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并用画图的方式询问有关情况时，电站方面就显得十分轻松，因为彼此都是行家，几个简单的标记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平时似乎总给人严肃感的李鹏在那次考察中表现出来的幽默令随行人员印象深刻。在大坝底部，主人让李鹏一行参观水电站梯级洄游道工程。这个工程使鱼逆流而上产卵，保证了鱼的产量。李鹏对主人说：“你们的鱼是登台阶步步上升，我们打算用电梯把鱼送上去。”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水电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水电开发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水电坝工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水力发电设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高，水电的开发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水电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仅为36万千瓦，而到了2008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1.72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眼下，水电在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22％，是中国总发电量的16％，水电在整个电力结构的比例中仅次于火电，在众多可再生能源当中，水电在电力结构中比例最大，毫无疑问，在能源平衡和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水电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众所周知，水电站拦河或拦江筑坝，兼具治水、发电与航运功能。就石龙坝与稍后屈指可数的水电站建设而言，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发电，只有在进入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时代，水电站的多重价值与功能才得以真正实现。然而在中国水利史上，最先治理江河的目的却非发电而是治水。可以说中国人对江河的认识与治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而这个辩证过程从我国古代的治河防洪工程技术中就可见九-九-藏-书-网一斑，古人从“障洪水”到“疏九河”，又从“疏九河”到“筑堤防洪”的治水方式经过实践的检验延续至今。传说中的大禹就是中国治水的先驱。

金沙江水电基地的地理划分是指长江上游自青海省玉树至四川省宜宾，这段江面通称金沙江，河道全长2320公里。宜宾以上的控制流域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包括通天河在内的水势落差达到了惊人的5280米，其干支流水能蕴藏量为1.13亿千瓦。而玉树以下段的落差也达到了3280米，它的水能蕴藏量为5551万千瓦，如果以18个梯级进行开发，它的总装机容量可以接近5700万千瓦。从水电开发的技术层面讲，金沙江水量丰沛，落差集中，动能指标优越，淹没损失小，多数梯级规模大，具有单独远区送电的能力。因此，开发金沙江不仅可弥补西南缺煤、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用电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与华中联网，实现西电东送，担负我国能源平衡的战略任务；此外，一个显著的效益是可为改善西南航运状况，发展沿岸灌溉，开发流域国土资源等创造条件，并可分担长江中、下游防洪任务。

钱正英终于没有成为一名诗人而成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她的确在修复淮河大堤时写过一首被她自己称作打油诗的诗歌。那一年她只有21岁，她的指挥才能第一次崭露头角。淮河泛滥，两岸一片泽国，钱正英所在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和淮北行政署组织修复北岸堤防，钱正英负责修堤的技术领导工作。就在那场修复淮河大堤的过程中，钱正英写了她一生中颇为难得的一首诗：

在如此强大的民意面前，黄万里的声音显得微乎其微是必然的结果。他躲在书房里借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写他的《花丛小语》将心中的郁闷宣泄了一番：“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黄万里此言一出即埋下祸根，当清华大学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黄万里的回答仍然充满了一个科学家的风骨：“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林彪、罗荣桓、聂云臻率人民解放军东野、华野主力兵临北平城下，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审时度势，作出虽艰难但明智的抉择，古都北平终于免遭兵燹，紫禁城因此完好无损。只是令傅作义意料不到的，自己致电毛泽东竟是通过最亲的女儿傅冬菊。共产党已经打入最高司令官的身边，傅作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和平起义也算是殊途同归。其实，在傅作义决定抛弃蒋介石之前，蒋介石已经有所察觉，曾派蒋纬国带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去北平找傅作义，信中虽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表示对傅作义的倚重，但大势已去，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破局。傅作义在开启城门的同时也给自己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子。

毛泽东一语破天惊。走下“长江”舰的林一山回忆在舰上与毛泽东有关三峡水库的探讨依旧心情激荡。但是林一山更清楚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水利工程，专家们普遍担心的因泥沙淤积而导致水库淤死带来的水库寿命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尚未解决的难题。毛泽东专门就这个难题征询过林一山的意见，毛泽东给了林一山一个假设，如果三峡工程建成了，能使用多少年？林一山的回答是200年。毛泽东似乎对这个数字不太满意，他在沉吟片刻后说了让林一山终身难忘的一句话：千年大计呀，200年就淤死了。三峡工程在经过那次长江航行后暂时没有再被提起可能与毛泽东考虑的千年大计有关。“长江”号到南京时毛泽东对林一山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然而第二年长江流域暴发的那次自20世纪以来最大的洪灾动摇了毛泽东“现在不干”的想法。而林一山主持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没有停止对三峡工程与长江流域的规划与设计。1956年毛泽东再次到武汉视察时见到林一山时心情不错，他问林一山，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替我当主席，我来做这个三峡大坝的坝长？在场的李先念也高兴地说，这个坝长啊，我也想当。

作为西电东送必需的一次能源规划中的中国十三大水电基地与十三个煤炭基地值得一说。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没有这些基地，也就谈不上西电东送。已经成为历史的国家电力部曾对国内水资源进行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排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水能资源居世界首位，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6.94亿千瓦，其中可开发装机容量为3.78亿千瓦，年发电量1.92万亿千瓦时。大约在1989年，中国第一张水电基地规划蓝图初显轮廓。从这张蓝图上可以看出，全国范围内的水能资源以地区划分构成十三个基地，这些基地几乎囊括了中国境内除台湾省以外所有具备一定规模的水能资源。按照蓝图的分布，这十三个基地依次是黄河上游、南盘江、红水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乌江、长江上游、澜沧江中游、湘西和闽、浙、赣以及东北及黄河中游北干流。现在，我们选取其中一个基地进行剖析，看看这些大江大河究竟蕴藏着怎样丰沛的水力资源。

成绩辉煌，叹人力真正伟大；回忆处，新安鸭绿都成次亚。自力更生遵教导，施工设计凭华夏；使黄河驯服成电流，兆千瓦。绿水库，高大坝，龙门吊，千钧闸，看奔腾泄水，何殊万马。一艇风驰过洮口，千岩壁立疑巫峡。想将来，高峡出平湖，更惊讶！

中国初期的水电站发展没有因为偏远地区西藏的加入而一鼓作气，相反却犹如一盘散沙而发展缓慢。电力史学家们作过一个统计，自石龙坝水电站到1934年间，水电所发的电量在全国年发电量中所占的比重不占百分之一。对于一个以水能资源丰富著称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是颇为让人汗颜的。尽管日军在占领东北后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组建“伪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先后修建了水丰、丰满与镜泊湖水电站，但是，这三座由中国劳工白骨堆积起来的水电站却更多地刻上了屈辱的印记。日本军队最后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狼狈地回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他们在留下三座水电站的同时也留下了惨绝人寰的“水丰万人坑”与“丰满万人坑”。林木葱茏、明净碧绿的镜泊湖终于恢复了她昔日的峻奇神秘，吊水楼瀑布也如银河般倒悬坠落，轰声如雷、其势磅礴，仿佛是对那段不堪历史的愤怒泣诉。

200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一条题为“我国自主研建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投运”消息，消息称，国家电网公司15日在北京宣布：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建设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近日顺利通过试运行，正式投运。该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运行电压最高、输送能力最大、代表国际输变电技术最高水平的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它的建成在我国乃至世界电力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在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UHV】核心技术和设备国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对优化能源资源配置，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电力可靠供应具有重要意义。由《人民日报》来发表这样一条消息当然是颇为合适的，因为就新闻价值而言，“世界第一”就足以吸引读者眼球。而美国电力公司电力输送服务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在读到这个消息后告诉他的同事：“从经济学和可靠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想法确实走在了前面。”

这一年的昆明4月依然花红柳绿，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半年的昆明街头冷冷清清，市民习惯了相安无事的日子，他们甚至于都不关心正在滇池下游那条有一个怪名的螳螂川畔在建的水电站是怎么回事。但是某一天的街上却突然热闹了起来，锣鼓敲得震天响，鞭炮把人的耳膜也炸裂了。一列百余人的队伍举着布标彩旗宣称他们是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为首的那位名叫左益轩的则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左益轩不厌其烦地告诉市民，螳螂川畔的石龙坝水力发电站已经在4月12日那天竣工了，34公里长的23千伏高压输电线已将电流输送到昆明小西门水塘子的转电机房。但是市民对左益轩满腔热情所说的每句话都似懂非懂。石龙坝水电站发电跟我们有关系吗？电灯有油灯煤气灯方便省钱吗？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修三峡，但李富春与薄一波都持保留态度。薄一波说有个李锐是个搞水电的，他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李锐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毛泽东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谈一谈。李锐和林一山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搭乘同一架飞机到了南宁，而这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了。李锐单刀赴会，带了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往桌上一摊一目了然。有关那天会上双方的争论在许多史料上都有详细记载。相比林一山方面，李锐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但最终的结果却势均力敌。毛泽东没有表态，只是让林一山和李锐各写一篇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不怕长，三天交卷。”林一山奋笔疾书，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写出了洋洋洒洒两万余字提前一天交了卷，李锐只写了8000字到第三天交卷。看过这两篇文章的人众口一词都说力透纸背，是难得的佳作。

第三天晚上会议继续讨论三峡问题，林一山与李锐的文章则已分发到与会者手里。讨论最后有了结果，毛泽东的决心动摇了：“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的事情我还是有兴趣的。”在此后不久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三峡工程作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批示，而在那个会议上中央通过了数十个“大跃进”路线的决议，只有对三峡作出了几年之内不上马的决定。虽然到了60年代，湖北省曾几次报请上马三峡，但都被毛泽东挡了回去。毛泽东只是淡淡地说：“武汉头上顶一盆水有什么好嘛。”这个结果正是李锐想要的。后来许多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三峡工程没有被卷入“大跃进”的洪流都暗自庆幸。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下的显然是深谋远虑的一个决心，竟然因为一个年轻水电专家的质疑而动摇，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相对于库区移民能够以新的视点构筑他们的未来相比，技术官员们更加注重的是电站产生的综合效益。众所周知，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一直是三峡工程的心腹之患。金沙江是长江主要的产沙河段，长江三分之一的水量、二分之一的泥沙来自金沙江。经过论证和计算，专家们认为，作为长江上游金沙江干流上的两大水电站，向家坝和溪洛渡两大电站以联合运行60年匡算，可为三峡水库拦沙120多亿吨，从而延长三峡水库的使用寿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国宝一直主张应有序开发和利用金沙江水电资源，后来，在国家能源部呼之欲出，又一时难产的大背景下，张兼任了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在接媒体采访时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张说：“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在当年论证三峡工程的时候就被很热烈地讨论过。论证的结果是：先建三峡电站，同时一定要尽快建设溪洛渡和向家坝电站。”

都江堰的重要工程是凿开玉垒山以宝瓶口引水入灌，再筑一道飞沙堰则将岷江水通过鱼嘴到达玉垒山前分流。从都江堰分水口鱼嘴眺望，眼见岷江从高山峡谷间苍茫而来，到达鱼嘴，岷江驯顺地一分为二，江水引入连接宝瓶口的内江河道，浩浩荡荡地向引水口汹涌奔去。外江则是一座雄伟的水闸，当水量超过警戒线时就开闸放水，让洪水从溢洪道分流至外江，以减轻内江的压力。而内江水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广袤的成都平原，灌溉着万顷良田，延续着“天府之国”的美名。无数修筑都江堰的堰工名字随着滔滔江水流进了成都平原，当时光过去2000多年，人们来到都江堰，来看堰工们留下的艺术，但无论是宫殿还是楼阁抑或是东西两岸，都不见它们的一丝痕迹，堰工们的灵魂已经筑进都江堰的每一块砖石，为他们的郡守李冰光耀千秋。

李鹏在三峡工程开工那天写了一首名为《大江曲》的自度曲。李鹏的三峡情结在这首词作中表露无遗。平心而论，李鹏的这首《大江曲》比他在参观美国胡佛大坝时写的那段顺口溜要专业多了，而且充满深情、荡气回肠：

1912年发生在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是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而在西南腹地的云南人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因为中华民国的成立而有所改变，与昆明紧紧相挨的五百里滇池夜色苍茫，大观楼沉重的轮廓在风中无语挺立，那副天下第一长联隐入黑暗只在月色中依稀可读最后一行“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如此漆黑却无比安宁的夜晚在滇池上空延续了几千年，终于在这个春天因为螳螂川畔一台水轮机的旋转而轻轻击碎。石龙坝没有龙，但是这个听起来颇显雄性的地名却由此在史料上代代流传。喜欢游历的徐霞客也没有放过石龙坝，1638年徐霞客沿滇池下游河道螳螂川且行且吟，用文字记下水的腾挪姿态后继续北去：“峡中螳川之水涌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

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

熟悉钱正英的人都知道她最喜欢林则徐的两句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她请人书写了并挂在书房里。钱正英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有她的视角，在她看来，水利工程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人和自然直接关系的事情，一定要容百家之言，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要慎重决策，尽量避免失误。在钱正英水利部长任上，她指挥了葛洲坝截流，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与长江较量并且获得了成功。后来，钱正英又负责了长江三峡的论证。对于她参加三峡论证，其实她的家人是反对的，在她的孩子们看来，母亲已经搞了不少可以光照千秋的水利工程了，为什么要再搞一个挨骂的。孩子们对他们的母亲说，这次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也不足以谢天下。但是，钱正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的，搞了那么多年，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闹清楚。

熟悉中国当代水电史的人其实都清楚，有关三门峡工程的争论，早在建设之初就展开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黄万里。黄万里，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父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藏书网始人和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追随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黄炎培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黄万里在庐山会议上会得到与彭德怀一样的评价，当时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庐山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遇见黄炎培显得有些不高兴，他对黄炎培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毛泽东又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骂共产党。不过，他的诗写得好，我要看。”毛泽东所说的《花丛小语》是指黄万里发表在1957年5月号《新清华》上的一篇3000多字的短文，这篇文章使黄万里成为右派有了再充分不过的理由。黄炎培面对毛泽东的质问颇有些诚惶诚恐，对儿子的舞文弄墨当然也就深不以为然了。

1934年初赴美国留学的黄万里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伊利诺伊大学工程院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黄万里除在诺利斯大坝上以工务员身份实习4个月外，他还自己驾车行驶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的各大水利工程。从黄万里这个履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大坝有独到见解的人。然而黄万里的见解似乎并不被看好，那次研讨会本来是个机会，又有温善章因为焦虑淹土移民而提出的低坝方案建议，但是1964年6月周恩来说：“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做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周恩来也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水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中国算得上风起云涌。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类似于长江三峡、溪洛渡、葛洲坝这样的巨型电站，可归入交响乐，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而更多的中小型水电站，则犹如旋律优美的单曲，不可或缺。在距离广东梅州市区大约42公里，一个叫梅县松南镇的地方，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水电，当地人称它为单竹窝水电站。这座电站是梅江干流，也就是梅城以下河段规划中的四个梯级中的第三个梯级。可不要小瞧了这座装机3.4万千瓦的水电站，它的坝址以上控制集雨面积居然达到了12636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径流量98.4亿立方米，总库容1.5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位59米，日调节库容635万立方米。单竹窝水电站由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4.3亿元。电站按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原则设计，全站实现全自动计算机监控系统监控、配置了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微机保护系统、工业电视监视系统。与梅州市电网开通了最先进的光纤通信系统和远程系统。全站运行、管理人员仅15人，生产管理完全体现了“梅雁”的高效模式。

郭沫若以诗抒发豪情的刘家峡水电站是黄河上游在建的三大水电站之一。同一时期在同一流域兴建的还有盐锅峡水电站与八盘峡水电站。地处兰州以西54公里的刘家峡水电站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关于治理黄河的重要工程之一。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全称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通过后，以刘家峡为代表的一批水电工程掀起了中国水电史上第一波建设高潮。就其建设时间而言，1958年9月27日动工兴建的刘家峡水电站并非处于领先，但是它在水电史上的地位却可与一年前开工的新安江水电站媲美。刘家峡水电站是我国第一座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的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水力发电站。也就是说，刘家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要大于新安江水电站，正因为如此，刘家峡水电站成为西北电网的骨干调峰电厂也就名副其实，而郭沫若的《满江红》中出现“新安鸭绿都成次亚”的诗句也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在钱正英的心头，也有抹不去的伤痛。她和同事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尽管后来经过了改建，但是效果依旧不理想。面对这个顾了发电灌溉却造成上游渭河河道淤积的问题工程，钱正英坦承：“在新中国水利历史上，应当讲教训最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三门峡。如果当年三门峡没有建，现在我们解决黄河的问题，就不会选择修建三门峡的方案。当然三门峡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如果以现在的认识水平考虑黄河第一期工程，我们可能选择建小浪底，而不是建三门峡。如果建也不用当年的设计。”

熟悉中国电力变迁的人普遍知道刘澜波在电力部长任上做了一件后来受到广泛好评并加速中国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事情。1981年3月，中央调整九个部委的一把手，李鹏任电力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刘澜波则任国务院顾问。那一年李鹏52岁，在被任命的部长当中属于年轻一辈。关于李鹏的任命有过争论，在1979年中央确定的电力部领导班子成员中，除部长刘澜波外，配备了12位副部长，外加3个党组成员，也就是说，这一届电力部班子成员有副部级领导15人。而李鹏在副部长排名中并不靠前。最后刘澜波力排众议提名李鹏接替自己出任部长。关于这一点，陈云在当年7月2日的一次有关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刘澜波一定要提李鹏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李鹏年纪轻而且搞电是内行。刘澜波还专门为此事给陈云打招呼，要他注意一下。陈云在那次会上说，像李鹏这样的人，52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陈云举了李鹏当部长也有争论的例子显然是想说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步履有多沉重。

对于水电资源的开发，张国宝主张“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张提出这个观点是有感而发，因为在怒江水电开发问题上，曾有反对者提出要“敬畏自然”。张回应这个说法时站得显然要更高一些。他肯定水电开发引起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对生态产生何种影响应当进行认真评估，并且在建设中予以重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于一切改变河流原生态的行为都不赞成，甚至提出人要敬畏自然。所以，张国宝认为，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蛮干，但是倘若人完全听任自然的摆布，在自然面前完全无所作为，也是不对的。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人改变自然现状而获得有效生态的例子，能说都江堰没有改变当时河流的状态吗？但都江堰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现在建设的很多水电站，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利大于弊。张国宝以浙江的新安江水电站为例来支持他的观点，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成为优美的景区，而且还优化了周边的小气候，降低了夏季的温度，加大了冬季的降水。张还列举了四川二滩水电站，当初二滩在建设时也有不少非议，但现在很多到过二滩的人都说，那里的山变得比以前更绿了，因为水电站的建成使得周围降雨更加均匀。

公认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回路特高压直流电网可以输送600万千瓦电量，它相当于现有500千伏直流电网的5至6倍，而且送电距离也是后者的2至3倍。此外，据测算，输送同样功率的电量，如果采用特高压线路进行输电，就可以比采用500千伏超高压线路节省60%的土地资源。这个计算方法与输电线路的走廊有关，所谓输电线路走廊是指线路路径的通道，线路走廊宽度一般由地面电场强度满足有关要求来确定。按照我国环保标准规定，邻近民房的地面电场强度不大于每米4千伏的要求，500千伏线路走廊宽度为40至48米，而1000千伏线路走廊宽度为81至97米。由此可见，一回1000千伏电压输电线路的走廊宽度约为五回500千伏线路走廊宽度的40%，也就是说输送同样的功率，譬如500万千瓦，采用1000千伏线路输电与采用500千伏的线路相比，就可以节省60%的土地资源。因此，特高压输电不仅节省走廊的土地占用、减少土地的征用，也可以减少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但是，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陕西全省的连降暴雨，使三门峡工程再一次引起热议。当时，渭河流域洪涝成灾。据统计，陕西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是渭河流域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然而却有专家指出，这一年的渭河洪峰最高流量每秒37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这显然是典型的“小水酿大灾”。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栏目在某一天播发了一部名为《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的专题，把这一年渭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原因的矛头直指三门峡水电站。张光斗认为：三门峡水电站为了发电，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渭河上游的泥沙流不到黄河下游河道，导致渭河的河床抬高，从而导致渭河一发洪水就冲出堤坝的情况出现。事实上，在此以前，国家水利部就曾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史称郑州会议。在郑州会议上，国家水利部一位副部长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关于修建三峡水库的话题首先是从长江的水患挑起来的。毛泽东问林一山长江洪水的成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林一山而言不难回答，他几乎是脱口而出：“暴雨。”林一山列举了1935年7月1日开始下的那场暴雨来支持他的答案，那场中心在湖北五峰县的暴雨降雨量为1500毫米，一个晚上就淹死汉水中下游8万多人和澧水下游4万多人，而有“天漏”之称的川西，年降雨量则可达2000毫米。毛泽东又问林一山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长江的水患。林一山就把他，事实上也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向毛泽东和盘托出，这个想法被林一山称作综合治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规划方案。在这个规划方案中就包括修建一系列水库。毛泽东此时的思绪显然要飘得更远一些，他对林一山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要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如何？

走上昆明街头卖电的左益轩相信是中国电力史上最早的电力营销者。从石龙坝水电站两台240千瓦机组送出的电力可供3000余盏电灯照明，但一开始昆明人似乎并不领情。最先装上电灯的市民，熄灯时经常忘记使用开关而习惯用嘴去吹灭电灯，他们由此感觉电灯的使用不如油灯来得省事省力。有关昆明人包括更多的中国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阻止电灯进入他们的生活，一本德国的《西门子杂志》在1927年1月出版的第七卷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说得比较客观，在这篇题为《云南府，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后来被广泛运用：“在中国这个大国的内地，虽然有着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四亿多的人口，可是一般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守旧，墨守于祖辈的东西。因此很难接受新的能改善他们从祖辈以来就习惯了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在这个国家远离世界贸易潮流和西方文化隔绝的偏僻内地，也有那么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开拓者，他们将西方技术成就引进到自己的土地上。这些少数的勇敢者，却是对公众中的反对意见和偏见打开了一个缺口。”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李鹏唯一一次有文字记录的流泪是在他获悉母亲赵君陶去世后。1985年12月李鹏率团出访法国与东欧，15日晚上，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的李鹏参加完他在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回到宾馆，使馆就送来了北京来电，电文内容是他妈妈突然去世。想到老人家操劳一辈子，临终前自己竟不能守孝在床前，李鹏不禁悲从心来，一下泪流满面。无奈国事在身，必须得强忍悲痛完成余下的访问日程。李鹏父亲李硕勋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与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海口东校场就义时年仅28岁，李硕勋遗孀赵君陶含辛茹苦抚育烈士后代成长并且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却在临死前也不能最后见上爱子一眼。其实，李鹏在5天前动身出访时，母亲赵君陶已在重病中，但已定的访问如果临时取消，不但会给被访问带来不便，而且很可能在国际上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李鹏深知，中苏关系恶化以来，随之中国与东欧的关系也趋于冷淡，双方都无高层互访，所以这次李鹏的访问其实包含有改善与东欧关系的意思。权衡利弊，李鹏只好国为先，家在后了。

此时的林一山临危受命。他尽管反对葛洲坝工程但在国家作出重大决策以后却顾全大局，并且终于将一个陷于困境的工程引向了成功之路。葛洲坝作为长江三峡的试验工程，是一部雄伟交响曲的前奏，它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毛泽东的遗憾。晚年的毛泽东在中国一言九鼎，环顾天下找不到可与之抗衡之人，只有在面对长江时他才显出些许敬畏。毛泽东对葛洲坝工程的批示用李锐后来的话说是明显违反了基本建设程序原则。基建程序的常识是任何工程必须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才能施工，怎么可以设计都不完备就匆匆开工，边施工、边设计，干不下去了又推倒重来呢？但在当时有谁会对毛泽东的批示提出异议呢？幸运的是葛洲坝在经历巨大的坎坷后终于笑到了最后，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利专家在看了葛洲坝工程后都说中国人能够设计和建设葛洲坝工程，也就有能力设计和建设其他任何水利工程。林一山反对葛洲坝，最后又成全了葛洲坝，在长江上漂了一辈子的林一山将葛洲坝交付出去后也为自己的长江生涯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三峡在林一山的心里或许更多是以梦想方式出现，但是他的梦想因为他在葛洲坝的实践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1985年，潘出任三峡工程论证小组副组长兼技术负责人，开始参与到这项世纪工程。这其间，他先后担任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潘写作了《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一次，潘家铮就三峡工程接受中央电视台一个新闻栏目的专访，妙语连珠，潘说：“把全世界的水利水电工程，按照质量排个队，三峡工程质量也是排在前面。为什么大家对三峡工程质量谈得特别多呢？我认为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三峡那个地方不可能促发大的地震，它没有大断层。就好像一只鸡，养出来的鸡蛋总是有大有小，但是你无论如何养不出一个蛋比它还大。”“这比养孩子要保险得多了，你养的孩子可能他不赚藏书网钱，或者花天酒地就麻烦了，我这个工程肯定给你赚钱。”潘有一个理论，既然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为什么古人建造的大坝能用，我们现代人用高科技建的大坝就不能用了呢？所以，潘家铮相信，三峡大坝可以用上1000年。

历时10年的西电东送工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项目，它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工程一样，都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大工程，也是在经过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才组织实施的。就西电东送而言，就必须说到中国的一次能源分布，对中国能源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中国的水能资源分布极不均匀，90％的可开发装机容量集中在西南、中南和西北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上游的干支流和西南诸多河流，其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到全国可开发装机容量的60％。此外，中国煤炭资源也主要集中在山西、贵州、陕西、内蒙古西部。而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能源资源却非常短缺，从电力消费结构看，仅北京、广东、上海等东部7省市的电力消费就占到了全国的40%以上。毫无疑问，把西部的电能通过适当方式送往东部，既能把西部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充分利用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获得西部大开发所急需的启动资金；同时也为东部地区提供了清洁、优质、可靠、廉价的电力，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因此，把西电东送称之为东西部互补双赢的决策，估计没有人提出异议。

单竹窝水电站只是“梅雁”投资开发的10余座水电站中的其中一座。成立于1993年1月的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东梅雁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他们在公司组建的第二年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了自己的股票并上市流通。梅雁水电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杨钦欢显然非等闲之辈，他看准中国水电潜藏的巨大经济效益，因此，从1996年，杨就逐步将公司的产业结构朝水电行业调整。事实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杨就涉足水电，并出资建设了榕树坑水电站。杨之所以要建设这样一座水电站，并非因为有利可图，而是杨钦欢为了解决家乡防洪、饮水、灌溉、发电而建，作为梅州市第一个民营企业水利工程，得到了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朱振中的高度重视，破例拨款5万元奖励这座小水电站。榕树坑水电站至今仍造福乡梓，成为梅州民间投资水利建设的一座丰碑。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发展，“梅雁”的总资产已经达到56亿元，员工近千人，旗下的19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业务涉及水电能源、铜箔水泥生产销售。“梅雁效益，众人得益”是“梅雁”的宗旨，而大力发展水电能源及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更多的效益回报社会、回报股东，则是杨钦欢不懈追求的目标。可以预料，杨在熟练地演奏类似于单竹窝水电站这样清新优雅的单曲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紧盯气势恢弘的交响，成为其中的一个演奏者，估计没有人会怀疑。我们常说机会通常只给有准备的人，而杨钦欢，正是时刻准备着的那个人。中国的水利电力发展史卷上，将会毫无争议地留下像“梅雁”这样在江河上飞过的痕迹，他们的参与，使中国的水电开发与利用变得多姿多彩，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再后来，钱正英因为主持“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率中国工程院专家组去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在西大海子水库的大坝上，钱正英看到了一个令她诧异的景象，西看碧水盈盈，郁郁葱葱，东望却河道干涸，生命的迹象已经消逝。再走到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却因为长达8米的根系够不着地下水而一片片枯萎死去，天然绿洲已经变为沙漠。钱正英心如刀割，问陪同的新疆同行，西大海子水库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塔里木河下游又是何时断流的？经过询问，钱正英得知，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这件事对钱正英的触动极大，当初修水库是出于好心办好事，却无意中产生了副作用。钱正英主动在国务院承担了塔里木河下游断流的责任，她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所幸的是后来国务院批准了塔里木河综合治理的规划，具体来说是把水库的闸门打开，把水调下去，灌区的人工绿洲用一半，下游的天然绿洲用一半。钱正英把这种做法称为人类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分享水资源。当钱正英在2003年再一次来到塔里木河下游时，她看到那些死掉的树上，又长出了绿叶。

当代水电，要选择一个工程，非长江三峡莫属。而要选择一个专家型的水电人，则非潘家铮不可。潘先后参加或负责和审查过的大中型水电站有黄坛口、流溪河、新安江、富春江、乌溪江、龚咀、乌江渡、东江、葛洲坝、磨房沟、龙羊峡、二滩和三峡等。这些水电站，在中国的水电版图中都赫赫有名。其实，潘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当一个水工结构和水电建设专家，而是文学家。潘出生在绍兴一个书香人家，用潘的话说，小时候家里面的古书多得不得了，诗词歌赋都有，从小潘就无师自通地看那些东西，并且非常关注那些东西。后来有机会考大学的时候，潘又填了一个中国文学系，结果，潘父不乐意了，潘父自己也是搞文的人。可能因为他一辈子吃了文字的苦，觉得念文科没有出路。因此，他坚决反对儿子再学习这个文学。但是，即使后来潘忍痛割爱放弃文学专业而选择了浙江大学的土木系，并且在水电学界声名显赫的时候，他对文学的迷恋依旧没有改变，他先后创作过科幻小说、报告文学和大量诗歌。

电力史学家们对截至1949年的中国电力现状有过一个描述，在总共67年的漫长过程中，他们吝啬到只肯用24个字：规模很小、发展缓慢、电厂凋零、设备残缺、电网瘫痪、运行维艰。上海南京路上点亮的第一盏灯要先于美国与日本，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统治之下，中国电力事业的起步也几乎与国外同步，但是缘何发展如此艰难？倘若要叙说其原因，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底蕴诸方面来分析，可以是一部鸿篇巨制，中国实在太古老了，要说清中国实在太难了。但是，有几点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各个门类的史学家们所共识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是导致中国电力坎坷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处于幼年时期，对于电厂这门新兴产业缺乏管理经验，再加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华资本输出，竞争异常激烈而导致企业亏本，不得不关厂停业或为外资企业兼并，昙花一现成为当时电厂经营的普遍现象。

和许多渴望根治黄河水患的人一样，傅作义对上马建设三门峡工程是发自内心拥护的，他毫不怀疑中央的决策和苏联专家的设计，他相信三门峡水电站的建成将给黄河治理带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尽管水电站建成后发挥的效能事与愿违，但傅作义为此做出的努力依旧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有一年，正在山西视察工作的傅作义突发心脏病，周恩来闻讯立即派专机送医学专家前往抢救。在共产党掌权者眼里，傅作义是真正意义上能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人士。后来尼克松访华，傅作义出席欢迎宴会，周恩来向尼克松介绍傅作义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人民立了大功。”那是1972年2月21日，两年后的4月19日傅作义在他1949年1月31日那天下令打开城门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时的那座城市病逝，城市名北京。

以三峡工程为标志，中国的水电开发已经从单纯的工程水电转变到生态水电，从纯粹的技术工程转变到社会工程，更加注重移民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如果要寻找以一个流域的开发作为典型的话，非乌江莫属。乌江系长江上游的支流，又称黔江。发源于贵州省北部和四川省东部山区，东北流至息烽县乌江渡始称乌江。乌江的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042.59万千瓦，可开发的水力资源有266处，装机容量846.01万千瓦，素有水电宝地的美誉。历史上，乌江发生过有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强渡乌江事件。

规划中的金沙江干流石鼓至宜宾段水电开发，专家们看好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这4座水电站址我们在上面已经不止一次提及，它们也是金沙江下游最先滚动开发的巨型水电站。唐荣斌是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唐毫不掩饰对这条大江由衷的赞叹，在唐看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条河流可以与之媲美”。金沙江年均水量1450万立方米，就是说，它的水量相当于三条黄河，它每公里河道下降1米多，使它拥有举世罕见的水能资源。然而，这条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河流，许多年以来，水电开发却一直是空白。直到西电东送战略实施，准确地说，随着溪洛渡电站的开工，这条沉睡了千万年的河流才开始苏醒、扬眉并且抬起它高昂的头。溪洛渡水电站位于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带，地处四川省雷波县与云南永善县接壤的溪洛渡峡谷段，其装机容量与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巴西的伊泰普水电站相当，也就是说，1260万千瓦的溪洛渡其规模仅次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国第二大水电站。溪洛渡与随后开工建设的向家坝电站一起，其发电装机容量可与长江三峡并驾齐驱，它们发出的电能将全部输往华中与华东地区。

装机600万千瓦的向家坝水电站建设改变了两座县城的命运。如果说宜宾将因此而从农业大县迈向工业大县，那么对于屏山县来说，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座县城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向家坝库区建成后，尽管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县城将沉入湖底，但是，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它的地缘劣势而与生俱来的缺陷，将随着新县城的搬迁而重新焕发生机。屏山县新址距离宜宾市只有30多公里，这为屏山实现经济重构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机遇。

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

很多人对于金沙江的认识，并非由于它丰富的水电资源，更多的是来自它本身的地形地貌以及发生在金沙江流域的历史传说与真实故事。小学的地理常识就告诉我们，长江江源水系汇成通天河后，到青海玉树县境进入横断山区，就开始称为金沙江。由于金沙江流经山高谷深的横断山区，水流湍急，向东南奔腾直下，至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附近突然转向东北，便形成著名的虎跳峡。虎跳峡一向以“险”而闻名天下。沿山崖攀援而下至峡谷，且见两岸高山耸峙。东有主峰海拔5596米的玉龙山终年披云戴雪、银峰插天，近眺山腰怪石嵯峨，古藤盘结，山脚壁立，直插江底。据说夜深人静可闻虎啸猿啼，能见狼豹出没。峡谷西侧是哈巴雪山，峥嵘突兀、悬崖陡峻。西岸山峰高出江面3000米以上。著名如长江三峡，其江面与峰顶高差也不过1500米，而美国的地狱峡谷，其最大高差也仅2400米，由此可见，虎跳峡的深邃。身入谷中，看天是一条缝，看江则是一条龙。头顶绝壁，脚临激流，令人心惊胆战。虎跳峡的水险是由山岩的断层塌陷造成的，无数石梁跌坎，加之两岸山坡陡峻、岩石壁立，随着山石风化，巨石常常崩塌谷底，形成江中礁石林立、犬牙交错，既多险滩密布，又可见飞瀑荟萃。从上虎跳峡至下峡口，落差达到210米，平均每公里14米，如此落差，看江水态势瞬息万变，无论它如何狂驰怒号，石乱水激，雪浪翻飞，或者漩涡漫卷，飞瀑轰鸣，雾气空濛都已不足为奇。在如此奔腾的江中拦腰筑坝建立水电站对于水电专家来说是最欣喜不已的事，而类似的江段，在金沙江不止虎跳峡一处。

专家们普遍肯定溪洛渡与向家坝是两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改善下游航运、环境和社会等方面巨大综合效益的水电站。它们向外输送的电能可替代1739万千瓦的火电装机容量，相当于每年节约燃煤4000万吨。长江有一半的泥沙来自金沙江，而溪洛渡与向家坝电站控制的流域面积占金沙江的96%以上，两座总库容为168亿立方米的水库对三峡水利枢纽具有显著的减沙作用。专家们根据泥沙数学模型计算得出一个结果，这两座水电站联合运行60年可减少向下游输沙125亿吨，是同期来沙量的80%以上。而由于两库的联合运行，还可使三峡水库入库泥沙颗粒变细，有效减少三峡水库库尾的泥沙淤积和对重庆港的影响。

林一山没有当成水利部长，后来却去了他不赞成上马的葛洲坝水电站。那是1970年12月，中央同意建设葛洲坝工程。对于林一山投葛洲坝的反对票不少人迷惑不解，他们认为你林一山那么主张建三峡，同在长江上建一座葛洲坝为何唱反调？林一山的反对理由是葛洲坝工程虽小但从未做过设计工作，三峡工程虽大但有很详细的设计方案。所以林一山得出一个结论，从技术上来说葛洲坝工程比三峡工程要复杂得多。但中央最终还是批准了葛洲坝工程上马。林一山十分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很显然毛泽东的心里还是牵挂着三峡工程，他是想用葛洲坝这个“小坝”，为今后修建三峡这个“大坝”打下基础。从后来披露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复杂心态。葛洲坝对于毛泽东来说可以说是三峡上马以前的一次小试牛刀。湖北省第二次报请中央希望先修三峡反向调节电站葛洲坝的那份报告颇为耐人寻味，报告开篇第一句就是：为了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说，既然是三峡的一部分，那就干吧。但是批示时却留下了一个被许多人普遍认为是底气不足的尾巴。

左益轩显然是文章中所称的勇敢者。事实上，真正开启中国水力发电之门的那个人名叫王炽。在云南素有“钱王”之称的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20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谁也不知道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有一个事实是他创设的“同庆丰”商号在鼎盛时期曾一度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就连李鸿章也不得不感叹：“犹如清廷之国库也。”王炽以德经商且富而不奢，以其诚信赢得同行的尊重。王炽为后人所敬仰还在于他面对民族和国家有难时能挺身而出。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时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但所需军饷巨大，当时唯有王炽一人借垫60万两巨款做饷银。曾受法国人支配的滇越铁路路权因为王炽回到了中国人手里。云南作为铜与锡矿业大省也是王炽出资与官府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筹办。至于那个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仓皇出逃的慈禧如果没有王炽开设在全国各地的“同庆丰”分行全力资助，恐怕下场会更加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