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是我重点关注的企业之一，目前来看，我对华为所做的研究还太少，太浅薄，这将是我今后继续的工作之一，诚挚地欢迎更多前辈批评、指点。
我给自己定位为关注、记录、研究中国本土企业及本土商业思想家的成长，以经济的视角书写中国历史。
转眼，《华为真相》出版已近两年了，期间，有很多朋友追问我为什么要弄这样一本书，我一直没有机会很好的说明，今受吴晓波先生嘱咐，对该书背景作个回顾。
——发现中国的商业思想家
曾经有记者问，你认为华为还能走多远？这是我极力想探讨清楚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尽管华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华为整体上还是非常优秀的，在中国企业尤其是国内民营企业中算是第一流的应当之无愧。有“生生不息的文化”（任正非语）的华为，再生能力是很强的，即使哪一处受到损伤亦会在适当调整后很快修复。因此，我丝毫不怀疑华为走向世界，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公司的能力。如果华为倒了，整个中国的企业就没有希望了，如果整个中国的企业没有希望了，整个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2后来找到的企业中有少数的例外，比如个别的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
当然，作为一家发展迅猛且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有
一些不足甚至弊端并不足为怪，发现和总结这些弊端形成的深层原因，探讨解决的方法，无论是对于华为的成长还是其它企业来讲亦都十分必要。
九-九-藏-书-网总之，选择华为是因为华为的特殊。
华为因为任正非而成功，任正非因为思想而杰出。中国历来都不缺乏政治家、企业家，但从来都缺乏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应该算是一个。
当然，限于当时的水平，《华为真相》仅描述了华为内在规律的一小部分，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尚需进一步挖掘。
我们可能没有经济学家看问题更专业更深刻，但记者的职业特点决定了，记者可能比较适合写一些调查研究性的文章和书籍。
刚开始是华为独特的存在方式吸引了我们，比如高薪、企业文化、比如异常低调而让人感到神秘，这个时
候我纯粹是因好奇而关注华为的。但当我更深入的了解它以后，发现这个企业值得研究，我就开始探讨它发展壮大的内在规律，以期对中国企业的成长有所帮助。在当时，关于中国本土企业，尤其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管理案例研究的书并不多见，充斥书店的多是诸
九*九*藏*书*网如《松下幸之助》之类的外国案例。发现和总结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成长经验，成为我开始这项工作的初衷。当然，作为一家发展迅猛且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有一些不足甚至弊端并不足为怪，发现和总结这些弊端形成的深层原因，探讨解决的方法，无论是对于华为的成长还是其它企业来讲亦都十分必要。
因此，在《华为真相》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们谨小慎微，惟恐无意中伤害到了华为，毕竟，能够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容易。华为不但是两万名华为人的，更是中国的和世界的。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本书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对中国最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命运走向的关注，对民营高科技公司发展过程的深层次解剖，对中国最具争议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人文关照。
通过采访一大批华为人及20多位海内外传媒朋友、研究民营企业的专家学者。华为的发展脉络在我面前逐渐清晰，透过华为发展过程中纷繁复杂的事件，隐藏于表象背后规律性的东西亦逐渐被挖掘出来。所谓“真相”主要就是指这些不被公众所广泛了解、曾经被人误解的东西。我努力通过对华为全景式的描述，告诉公众一个真实客观的华为。
现在看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选择华为还是正确的。其一，时至今日，“巨大中华”中惟有华为和中兴通讯发展势头最为良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九九藏书商的发展水平和方向；其次，华为是唯一一家发展到现在还比较为人看好的民营企业，且是非上市公司。在一定意义上，研究华为就是研究中国的民营企业，研究中国的民族高科技产业。
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规模之争，不是新老之争，不是快慢之争，而是先进与落后之争，观念的先进与落后、执行力的先进与落后、管理的先进与落后……落后是永远的，先进则是暂时和相对的。
1参见《隐形冠军》（中文版）第6页，赫尔曼·西蒙著，邓地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文/程东升
除了一些极其偶然的因素，诸如幸运外，我们不得不承认，成功者大都有成功的内在原因。探询这些成功的因素，虽然不能直接让学习者取得成功，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很多可以避免的失误，向成功又迈进一大步。
在采访过程中作者除了正常渠道外，还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甚至是冒着一定的危险。在采访几名华为前任高层的时候，作者总是自告奋勇的请他们吃饭，甚至连他们的停车费用都是作者执意带交的。这些各个都是身为老总、身价不菲的华为前任高层当然并不稀罕作者提供的饭菜，但却为作者的诚意多打动，与作者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一位老总与作者先是在深圳五洲宾馆谈，从白天谈到晚上，之后又转移到作者的办公室继续。就是凭着这股真诚和永不言弃的毅力，作者突破了多位华为前任高层。其次，到华为公司总部也是一大难题，华为大门口有严密的保安措施，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近。作者利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多次跟随省市领导前去参观。后来又以一些借口，独自前去，当时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
写作过程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采访过程。由于华为一贯低调，任正非一般不接受任何媒体记者的采访，在内部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员工都与华为签署有保密协议。因此，即使是离开华为多年的华为人，面对关于华为的询问，一般都保持沉默，在任的华为人更不愿与记者配合采访。采访对象难找，找到后又难以让对方充分的信任你、顺利采访、了解到核心的内容，这是采访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于是，就有了我第二本关于华为的书——《华为的经营管理智慧》。到这个时候，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出现了——原来我在探寻中国商业思想家的成长轨迹。
需要指出的是，华为走向真正国际化步伐的快慢以及步伐是否殷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自己过去的扬弃。
作为媒体中人，有接触和采访华为人的便利条件，尽管这种便利在实际操作中并非那么便利。记者的职业敏感性让作者觉得华为是一个极有价值、值得好好研究的企业案例。但是，华为一贯低调，甚至刻意远离媒体，导致媒体对华为的报道少之又少，更没有一本书完整的讲述华为的发展过程，这更激九_九_藏_书_网发作者对华为的追踪和探询。
商业思想家与企业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中，发现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商业规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企业管理理论；后者或者仍旧局限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中，没有理论上的突破，或者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心得体会，但难以系统化、理论化。与之相对应，前者是通过自己的商业思想驱动、驾驭企业的运作；后者则依旧是通过所控制的金钱资本约束企业行为。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借鉴国际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任正非在企业管理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思想。
《华为真相》出版后，香港《亚洲周刊》和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都问过我同一个问题：其他企业家能从《华为真相》中学到挽救企业于危难，或成就企业于卓越的方法吗？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能。因为，每家企业都有不同的问题，企望照搬别人的成功经验是不可行的。但是，成功者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这就是全球那么多商学院存在的原因。《华为真相》以及《华为的经营管理智慧》，都试图通过剖析华为这个典型企业，找到解决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发展难题的方法。但这种目标显然是极为奢侈的，因为，能否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还在于企业家本人，其它都是一种辅助的工具。我更希望《华为的经营管理智慧》及《华为真相》让处于迷茫中的企业家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灵感，果如此，写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