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李白成果用顾君恩的建议，决定取关中为基地，然后占领山西进而进捣北京。李白成亲率大军从荆襄北上，九月，在河南郏县和明军对垒。时大雨连旬，起义军以轻骑切断了敌人的粮道，趁明军乏食自乱之际攻之，斩杀四万余人，大败时任陕西总督的孙传庭，十月，在潼关杀之，十一月攻克西安，势如破竹占领了陕西全境。李自成遂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此后，起义军攻势如潮。宁夏银川及甘肃兰州、武威、张掖等地也尽入其治。据清《耀州志》载，此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克耀州城，委杨鼎瑞为耀州牧”。药王山曾存有“畅鼎瑞题诗碑”，后署“耀州牧山人杨鼎瑞”，下押“鼎瑞”、“定同印”印章二枚。从碑文看，杨鼎瑞是陕西金明(今安塞)人。据民间传说，大顺永昌元年，耀州牧杨鼎瑞曾携州治百官，前往耀州北部照金锥子山中的老虎沟，祭悼反明殒命的文军将士。当然，遍翻各种史志，均末有只字记载。这一切，只不过是斯地世代居民，怀念农民起义军为穷人打天下义的丰功伟绩，演绎的美好传说而已……

从耀州城向西北99lib.net走，穿重重云雾。经几多逶迤，过沟梁峁壑，跨河桥村镇。大约行六十余公里左右，便被一座尖削陡削的山峰堵了去路，这座山峰就是堡子山。它即是桥山山脉余脉子午岭段长蛇岭堆垒出的一段龙脊似的山梁的最南端。这条山梁南北走向，横亘在照金街和文趟村之间，将公路也分为绕梁而通的二条干线，一条通照金街，一条通文趟村。在文趟村北头有一个漏斗状的山坡水面坡，可通往田峪村。文趟村背依一座尖削如锥的山峰，是照金东面的屏障，这就是锥子山。据史载，明崇祯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明末农民起义的豪杰好汉郝临庵、独行狼及其部属四百余人就被洪承畴“围剿”在了这里。

据《明史·卷二六八》载：崇祯四年“李老柴、独行狼陷中部，巡抚练国事、延绥总兵王承恩围之。五月，庆阳贼郝临庵。刘道江援之。”从这一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独行狼和孪老紫当时是关中一带的一部起义军。而郝临庵则是据守庆阳的一部起义军。两部起义军时常协作行动。且相互援助。又载：“可天飞、郝临庵、刘道江为王承恩所败，退保铁角城。九*九*藏*书*网独行狼、李都司走与台，可天飞、刘道江遂围合水”。这时候，由于各部起义军被明军追剿，此时才共同走在了一起。台兵一处，统一行动，进攻台水县城。“贼匿精锐，以千骑逆战，诱抵南原，伏大起。”“诸角望见，夹击，贼大败，僵尸蔽野，余走铜川桥。”可见，起义各部联军在进攻台水域时误入埋伏，被明军杀得僵尸蔽野，残余起义军不得不向铜川轿溃退。“……追及之，大战陷阵，贼复大败”。明军紧追这支起义联军不放。一路追击围堵，大有荡平起义军之意。“……复追贼安口河，崇信窑，白茅山，皆大获。总督洪承畴斩可天飞、李都司于乎凉，降其将白广恩，余贼分窜。直到明军追击到平凉，洪承畴擒获并斩杀了可天飞、李都司两员起义军将领，收降了白广恩一员起义军将领，起义联军此日寸已近乎溃不成军，四散奔逃，作鸟兽散。……追击之陇州、平、凤间。十月三战三败之，逐北有照金蹙贼耀州锥子山。其党杀独行狼、郝临庵以降。承畴戮四百人，余散。关中巨寇略平。”余散的起义联军被明军穷追猛打，辗转于陇州、平凉与凤藏书网翔一带，三战三败，最后从公邠豳经石门关逃到了照金东面的锥子山中。

锥子山山峦北部以田峪洵与长蛇岭张累老崖隔河相望，西部以雷神庙河与长蛇岭的余脉相间，山峦绵延四十余公里，南至九里坡及阿子乡。山间沟壑纵横，溪流密布。与长蛇岭山脉不同的是，锥子山山峦积土深厚，土壤肥沃，森林茂盛，易于藏身。郝临庵，独行狼率部众进入锥子山后，盘旋于山林之中。游走在群岭之间，也使明军兵吃尽了苦头。由于几乎弹尽粮绝，兵士衣不蔽饰，还要忍饥挨饿，致使起义联军的整体战斗力明显下降。鉴于起义军中坚战斗力量皆由分布于各地的劫匪强盗而来，又匪性十足，在锥子山中狼狈逃窜近一个月余后，难捺艰苦异常的逃窜生活，两个小头日终于任一个夜晚，趁着月黑风高，在锥子山老虎沟，袭杀了酣睡中的起义军首领郝临庵和独行狼。之后，两个残忍的小头目，率领五、六百人残众向三边总督洪承畴请降。被农民军拖苦了的洪承畴，对起义队伍恨之如骨。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洪承畴遂残忍地将起义军中匪气十足的四百余人杀戮于郝临庵、独行狼遇害处的老虎沟，又九九藏书特别把那两个暗杀郝临庵、独行狼的小头目。挖心剜眼，弃尸于两位争雄的陋冢旁。邀功请赏的势利小人也没能苟且偷生，面对狡黠奸诈的三边总督洪承畴，成了老虎沟中出没的虎狼的一份丰盛的大餐。据民间传。洪承畴为郝临庵、独行狼在锥子山浑处的老虎沟草殓尸饰，还修筑了墓冢，英雄的魂魄也算安息在了这里，只是故冢的具体位置今天已不可考。

据《明史·卷二六八》载。明崇祯二年：“七月，陕西贼炽。”可见陕西是农民起义首先爆发并形成燎原之势的地方。这不外乎几个原因：首先陕西地瘠民贫。生产方式落后，而封建剥削却不比别的地方轻，反而更见沉重。如以厉民最甚的赋税加派来说，明统治者只规定按地亩加收赋税，而省份的贫富不为区别，田土的贫瘠不分等级。陕西地广人稀，特别是陕北，赋税加派反而因地广而课重，百姓不堪重负，生活异常维艰。其次，陕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陕北。旱灾肆虐，土地干涸。如万历(公元一五七三一一六二零)的四十八年间，有灾荒记载的竞有二十五年。而天启(公元一六二一一一六二七)、崇祯(公元一六二八一一六四藏书网四)年间，又是灾荒连绵，甚至奇荒大作。如陕北延安府，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一年无雨，乃至草枯木焦。是年八、九月间，百姓已食山间蓬草。至十月后，蓬草食之殆尽，百姓只好剥食树皮，而到年终。树皮又已尽，百姓又只好挖掘山中石块而食。食不数日，则大部分百姓腹胀下坠而死。饿殍遍野，死者比比，枕籍山谷，其状惊心惨目。成群的饥民不甘等死，因而灾荒便成为起义的导火索。此外，陕西又是边防重地，明府在此驻屯有重兵，兵饷短缺，常有叛兵叛卒出现。天启年间。数日无饷或经年无饷。崇祯初年，有的驻兵缺饷达三十六个月之久。因至相率而逃或聚众反叛的事件层出北有照金不穷。这些叛兵叛卒，平时从事劫掠，而当农民起义发生时，又纷纷相从揭竿而起。最初在陕西揭竿起义的有府谷王嘉允、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肤施(今延安)张献忠。另有点灯子、孪老柴、独行狼、郝临庵、刘道江、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神一魁等等，所部数万之众，出没于陕西和山西一代。这时的起义军基市无统一组织，以逐粮为目的，各自为战，分台无定，遇见官军胜则进，败则逃进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