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会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

江西根据地时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被称为苏区三大赤色跳舞明星，有很高的声誉。李伯钊天性乐观、能歌善舞，曾经赴苏联学习，看到在苏联闯荡的美国现代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的《国际歌舞》，心底极为震撼，在舞蹈艺术上受到了苏联艺术的深刻影响。她回到中国后，为苏区人民表演苏联歌舞，还积极进行了歌舞创作。她们仨人创作演出了《工人舞》、《红军舞》、《农民舞》、《大刀舞》，在根据地受到欢迎。《国际歌舞》常常得到观众的高声喝彩。

“红色戏剧”的繁荣和壮大，引发了群众性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根据地各个地区纷纷建立起来的各级蓝衫团和工农剧社的分社、支社，把红色歌舞的演出活动带人了一个高潮。1931年11月，瑞金召开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举行了盛大的“万人提灯会”，表演了龙舞、鲤鱼灯舞、狮子灯舞等，以及各村各乡演出的富于江西民间特色的舞蹈，使得整个演出气氛热烈，直至通宵达旦，创造了红色歌舞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演出记录。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

长征途中的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合后，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战士剧社演出了黄镇创作的话剧《破草鞋》，歌颂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红军二、六军团转战云贵高原时，创作演出了4幕话剧《我当红军去》，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扩大红军队伍起了积极作用。甘孜会师组成了红二方面军时，贺龙委托李伯钊组织培训出了战斗剧社。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苏区的文艺战士分散到各部队、各地区，由此“红色戏剧”的火种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宣传鼓动棚”就是在行军途中用布扯起棚子，上插红旗，内设茶水，在招待战士们进棚喝水的片刻，由宣传队员们唱歌、说快板，或贴上标语和宣传诗，鼓励大家行军战斗。在过雪山之前，宣传队还事先找到老百姓询问上山情况，有的群众反映说：“山上有妖风，变化快的很，要过雪山等于难上难。”一些同志为此产生了恐惧的心理。为此，宣传队及时进行破除迷信的工作，讲气候，讲地形，还编着歌子来演唱：“大雪山，算个啥，最高不过七十八，比比哪个本领大，看谁最先登上它。”或者唱：“同志哥，听我说，前面还有十里多；过九九藏书网了十里就宿营，支上钢锅煮青稞。”有时，宣传队员就跟着队伍前后跑着打快板，有的要提前跑到山顶上插个小红旗，队伍在山下就能看见了，你追我赶，很快便翻过了一座山；有时，还在沿途上画出风趣的漫画，哪怕是画两个红军的头像，或画几朵正在怒放的山花，对战士都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那天的演出，让斯诺记忆深刻。第一个短剧是以满洲一个村庄为背景的《侵略》，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另外一个节目是《统一战线舞》，接着是《红色机器舞》，还有活报剧。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喊叫，要请别人即兴唱歌。斯诺在苏区的采访中，对红军的宣传感受很深。他在《西行漫记》写道：

红色剧目的演出形式是多种多样：有载歌载舞的表演，也有歌舞参与表演的小话剧，更有被称作“话报舞蹈”的小型演出等等，在当时都十分流行。《扩红话报》、《统一战线话报》等节目就反映了当时文艺演出，以及宣传共产党时事与政策的情况。当然，歌曲是易于流传的形式，比如著名的革命歌曲、苏联红军歌曲、根据地民问歌曲歌谣、小调以及当时流行全国的著名儿童歌曲等，不仅成为红色歌舞的音乐依托，而且还为之提供了艺术水准的基本保证。《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取自江西民歌《八段锦》，还有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都成为红色歌舞的最重要创作基础。《俄罗斯舞》、《海军舞》、《乌克兰舞》也是各种晚会上经常见到的苏联歌舞节目，给从事艰苦卓绝斗争的人们以最大的精神支持。虽然这些歌舞在艺术上还比较稚嫩，限于条件而简单、粗糙，但是它们为后来陕北的歌舞艺术奠定了发展基础。

长征初期，“宣传鼓动棚”和“飞行演出”两种形式十分活跃。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指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红一军团宣传队和部队一起行动，按照军团政治部编发的《宣传提纲》进行抗日宣传，张贴以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这些抗日救国、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标语，很快就流传开了，家喻户晓。在山西洪洞县附近的万安镇，宣传队耐心做长工的工作，发动他们起来揭发，没收了一户恶霸大地主的当铺，把一些金银首饰、衣服等财物分给了一些贫苦的群众，得到他们的拥护。在扩红中，宣传队一马当先，每到一地，就用文艺演出吸引许多人，好多青年围着宣传队报名，要求当一名“演戏的兵”。那时，宣传队还开展了“扩红竞赛”，看谁扩红最多。结果，平均每人就扩红30多个。樊文烈、崔宝珠、孟成义、田东海、王宗垄等同志就是这时参军补充到宣九九藏书传队里来的。

“红色戏剧”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7年冬到1929年冬，是初级阶段，它从化装演讲发展为活报剧，又发展为初具话剧格式的“话剧”。第二阶段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强调重视演剧活动开始，逐步出现了专门的编创人员，组建了俱乐部，专人筹划话剧演出，很快出现专业化的剧团：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还筹办了戏剧学校——蓝衫剧团学校，后又正式定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培训了约1000名学员。

斯诺在苏区采访时，拍下了很多极为珍贵的照片，尤其是为我们留下了红色剧社的演出剧照，成为罕见的历史记录。并且通过他的文字，我们读懂了那个年月的激情和奋发向上的昂扬。

红军西征时，约有30个剧社和文艺宣传团体到前线巡回演出。一次，宣传队在毗邻国民党控制区的集镇上演出，吸引了很多东北军士兵，这些士兵还把宣传队员请到一个连队里，唱了歌、表演了舞蹈，他们开始时很高兴后来一个个伤心地哭了。有的愤怒地咒骂：“国民党宣传红军是‘土匪’，你们这么年轻，又会打仗，又会讲话，还能歌善舞，懂这么多的道理，天下那有这样的‘土匪’呢？”有天晚上，敌工科长芦仁灿请宣传队分队长黄星和新战士杨晋桃到东北军的一个王师长家里去演出，这是师部的一个宽敞的瓦房，梁上悬挂着手提汽灯，师部的勤杂人员和军官太太都来了，挤了满满一屋子。演出开始，黄星同志跳了《海军舞》、《高加索舞》、《乌克兰舞》又和杨晋桃合唱了《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一些东北籍官兵深受 感染，牵动了怀乡之情，当场流泪了。演出结束后，他们请宣传队员吃糖果。师长的姨太太见黄星穿着草鞋，找了把尺子，量了他的脚，取来一双新胶鞋，硬要他穿上。

危拱之穿着干净的红军服装，而且像一切苏维埃妇女，她剪了头发。从较远距离看来，你或者以为她会是一个整齐的红军军官。但是仔细一观察，发觉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带着一种媚人的笑，和一种很胜任的能办事的人的态度。我以为她可以是一个露茜·司脱恩诺，就问她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她摇着她的头笑了。指着她的学生说：“一个丈夫能供给比我这里更多的小孩吗？不！我还没有结婚，革命没有胜利，日本没有打倒以前，我不会有时间考虑这样的一种奢侈品的！”

“飞行演出”是一种抢时间、又危险的演出形式。由于部队长时间的强行军，得不到休息，极度疲劳。如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同追击而来的敌人展开历时一个月、1300里的大回旋战斗，宣传队就选择渡口边、半山腰或狭隘路口等处，进行十几分钟一场的“活报”剧表演。这种演出所付出的不光是热汗，也同样有鲜血。在一个名叫野马川的阻击战中，宣传队同战斗队在一九九藏书网个山头上掩护山下的部队安全行军，坚持了两个多小时，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炮开花，胡琴都被炸飞了，月琴也被炸成了两半，一个同志的左手被片削断了，可是大家从硝烟和泥土中爬起来，接着再唱，继续演出。那时经常演出的节目有一军团的歌曲：《渡金沙江胜利歌》，词作者是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作于向金沙江皎平渡奔袭的行军路上。还有《打骑兵歌》，词作者是陆定一、李伯钊，该歌曲是反映袭击马步芳骑兵团的情景，而且李伯钊还编导了《打骑兵舞》，舞蹈具有很强的战斗风格。尤其是，在长征路上出现了民歌形式的《长征小调》，一路一段地唱开，全曲十二段，每个月一段，再现了长征岁月的全过程，到1935年7月时，再经陆定一、贾拓夫整理，成为我军文艺史上第十首歌颂长征的歌曲。

对苏区各种人民剧社的演出活动，斯诺先后在志丹和西征前线都看过多次，感慨不已：

1936年8月，斯诺和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在黄华的陪同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豫旺堡。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了他同彭德怀司令员一起看宣传队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文艺演出：

危拱之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定都志丹时期，她以中央人民剧社社长的身份出现在文艺活动中，并数次跟随中央领导到前线慰问战士，联欢演出，而且以她为主又培养了一个剧社。

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定都志丹时期，凡遇重要节日，或有重大活动，城南的龙王庙滩就会有文艺演出。斯诺来志丹采访时，抗日剧社特意演出了一台文艺晚会。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说：

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②

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彭德怀）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祆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斯诺在红都志丹采访时，见到了危拱之，在《红旗下的中国》一文中写到：

宣传队在洪洞县河西石止村，遇到一个名叫崔宝珠的小娃娃，他父母双亡，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是个孤儿，靠亲戚、朋友抚养。红军来到村里开展工作时，他才12岁，红彤彤的脸盘，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新奇，部队出操、宣传、打土豪、分浮财，他都要围着看半天。特别是宣传队搭起戏台，一敲锣鼓，他就跑来看热闹。天还没黑，连饭也顾不上吃，搬个凳子坐在最前面。部队一动员扩红，他就报了名。考虑宣传队演出节目也需要个小孩，就把他收下了。后来，崔宝珠果然发挥了儿童演员的作用。宣传队排演戏剧，需要小孩做陪衬，他就上场。排演舞蹈，他更少不了。什么《儿童舞》、《东渡黄河舞》、《叮铃舞》呀，都有他的份。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有一幅题为《红色机器舞》的照片，前排身穿“红五星”服装的那个演员就是他。九九藏书网

当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合时，李伯钊得以进入红二方面军负责宣传工作，并一同北上，但是，她又无奈了，不得不随军第三次过草地。李伯钊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长出一年。

长征过程中，李伯钊一直把自己的艺术才能用在负责宣传和鼓动士气上， 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即兴创作了一些小故事来演出。1935年秋天，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决定北上，此时她正在距离总政治部较远的红四方面军驻地筹办文艺训练班。接到杨尚昆的信后，她往回赶，但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只得跟红四方面军回头过草地。

在演出中，现场气氛是极其热烈的，在上一幕与下一幕转换之间，场地上就会响起嘹亮的歌声，坐在一起的属一个单位的同志就会开始唱革命歌曲，直到节目再次开演时才会停止。

长征开始后，苏区戏剧队伍也分为两部分：一部随军长征，一部留在闽赣边、粤赣边地区参加游击战争。在瞿秋白领导下，留在苏区的工农剧社成员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师生，编成了战号、红旗、火星3个剧团，继续在艰苦环境中进行宣传演出活动。

舞蹈明星李伯钊，也参加了长征，却是走路最多的女红军。她是四川重庆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到上海，在共青团浦东地委任宣传委员。1926年冬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夏与杨尚昆结婚，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转人中国共产党，同年到闽西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后到江西瑞金，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轻易相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使他们对红九九藏书网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增进与东北军的友好关系，宣传队进行“送戏上门”。演出的节目一部分是长征路上创作的老节目，一部分是针对东北军现状编排的新节目。剧目有：《血汗为谁流》、《亡国恨》、《打回老家去》、《宁死不屈》、《一车子弹》、《放下你的鞭子》，还编排了一些歌舞。这些节目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博得东北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在湘鄂西苏区，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组建了著名的战斗剧社；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组建了火线剧社以编演新剧为主，在前线流动演出；在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领导组建了猛进剧社，并主持编演了许多活报剧、话剧。红一军团组建的战士剧社，是红军部队中创作演出活跃、影响很大的业余演剧团体，先后编演了《庐山之雪》、《八一南昌起义》、《亡国恨》、《杀上庐山》、《广州暴动》等剧。军团领导人聂荣臻、林彪、罗荣桓、李卓然、罗瑞卿、童小鹏等都参加了李卓然创作的《庐山之雪》的演出。《八一南昌起义》是军团政委聂荣臻主持、集体创作的，由罗瑞卿导演。此剧运用多场次的形式，从敌我双方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风暴，演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苏区最突出的剧目。

长征路上，战事紧急，各方面军中的红军剧社都已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师团中去，所以他们与基层宣传队结合在一起，进行随军宣传工作。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了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

危拱之，1907年生于河南信阳一个破落的士绅家庭，1925年考取了开封女子中学。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的政治分校。1929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7月回国后，在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奔赴瑞金后，担任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兼机关俱乐部主任等职。在此期间，她与李伯钊一起创办了红校“八一剧团”，组建“工农剧社”，被推荐为副社长。就在此时，她在王明路线的“肃反”中，被说成是“托洛斯基嫌疑分子”，被永远开除出党，还被监禁起来，似乎在中央苏区销声匿迹了。但是，危拱之参加了长征，受到九死一生的考验，终于到达陕北。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指示，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政治上没有动摇的，不管是马夫、伙夫，不管历史上受过什么处分，都可以入党或重新入党。危拱之被党组织和同志们一致评为坚强的女战士，终于恢复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