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日的自我生活中，父亲总是以追求平实为主。他一生不穿皮鞋，原因是他的两只脚受不了皮鞋的“管制”，不能顺其自然地舒展。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授课、讲学、参加会议、出国访问，总是一双布鞋陪伴着他，他觉得这样才走得平稳踏实。父亲也从不穿西装打领带，而是家里家外都以便装为主。他的穿着打扮完完全全就像他的为人，来得那样实在而毫无虚假。

当父亲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可是90年代的事情了。那时父亲执教多年的大学里为一批老教授特意建的几座现代化的教授楼，父亲很幸运地分到了四室一厅的住房，于是，父亲多年希望拥有一间书房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书房虽不大，但却布置得清新高雅，让人耳目一新。书房里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书柜及一张大书案。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父亲多年的藏书，以及他自己的多部著作。

写到父亲，我的笔就变得笨拙起来，总有着一种不知从何处下手的彷徨。我的父亲今年七十有余，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从容幽默、思想丰富、雄才大略。如果把父亲比作那浩瀚无边的大海，我则是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父亲比作连绵不断的山峰，我则是山脚边的一粒碎石；如果把父亲比作那一望无际的蓝天，我则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所以，用我的这支笔，来勾画父亲那不平凡的心灵的轮廓，我是力薄才疏的。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从父亲平日的点滴小事写起。

父亲很少，或是说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玩具，他对于儿童玩具总是不屑一顾。对儿童图书他却看得很重，因为他的童年是在图书伴随下长大的。他坚持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必须来自于书本。为我买书读书成了父亲的专职。印象中他买给我的第一本书是《木偶奇遇记》。那时我还不识字，只会看画。父亲每次来外祖父家看我，就是很耐心地绘声绘色地为我读故事，一步步地领我走进了那美妙的童话世界，让我童年的思绪随着父亲的故事此起彼伏。其中有很多故事，我都是百听不厌，而且能够倒背如流。每每读到伤心处，我便会泪水涟涟。

我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发现父亲的内心有着一块属于我的地方，我居然是那样兴奋可见我是渴望父亲爱我的，而父亲的爱是有着独到之处的。

父亲也是一个有血肉之躯、吃五谷杂粮的人。无论他在外面是怎样一个伟大和杰出的历史学家，回到家里，却永远是那个待人厚道、平和慈祥、幽默风趣的人。

父亲今年七十有余，到了这个年龄的人，大多因为吃力地活了一辈子，举手投足之间，渐渐地蒙上了“灰尘”。然而，他却不！他的所作所为中仍旧透着一种清新、智慧和乐观。父亲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伟大的，这种伟大是有别于母爱的一种伟大，是近乎于神圣的一种伟大，是父女之间的、你心知我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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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着爱与理解的一种伟大。我相信女儿绝对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爱我的父亲，我为今生今世能做他的女儿而感到无限的自豪和骄傲。

父亲烧的菜总是跟着季节走的。冬日时节我们用涮火锅来暖身，夏令时分我们有凉面来消暑。一年四季的节日，大到春节，小到中秋节，父亲从不会忘记，而且总会做出许多花样翻新的庆祝餐。让我最感动的、也是最难忘的是，每年三八妇女节的那一天，父亲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从买菜、做饭到刷盘洗碗，都由他一个人包了。不为别的，只为这一家四口中，他是唯一的男人。而母亲、我和妹妹又是他一生的最爱。

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可是父亲却不为世俗所左右。他以豁达的人生态度，持之以恒地走在他教书育人、学术研究的路上。他最终成了一名硕果累累、弟子成群的知名历史学家。

父亲的学生们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张静如学术与教育思想研究》的书，里面记述了许许多多有关父亲一生的卓越贡献。然而，作为女儿，我想用一种极轻松的笔调，告诉人们一个实际生活中的父亲张静如。

父亲一生尊重他人，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之多，范围之广，到了令我吃惊的地步，上到同行或非同行的知名教授，下到传达室看门送报的老先生，应有尽有。这完全是因为父亲不仅是一个研究理论的专家，同时更是一个生活实践的专家。他对生活的大事小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年轻因病长期住院时，曾对口表和腋下表的相差数值做过专门的对比研究。他在博士生的面试时，会突然问上一个问题：“市场的黄瓜卖多少钱一斤？”把只注重读书的学生问得目瞪口呆，而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谛。他以为一个搞社会科学的人，首先必须立足于了解社会，懂得生活，不脱离实际才行。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是一个能将理论和实际融为一体的专家。

1956年，父亲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迄今为止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父亲在教学和研究的两个园地中辛勤地耕耘，付出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智慧。

父亲讲课时，永远是严谨而不失风趣，悠然而又神采飞扬。他将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讲得出神入化、深入浅出。他总能让他的学生进入一个引颈张目、全神贯注、如沐春风的状态，从而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种子，播进了每个学生的心田，点燃了他们求知的欲望以及对于理想的追求。除此之外，他还指导过一百多名的硕士生、博士生、国内外访问学者。这些弟子，现在有很多已学有所成，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里成就非凡。

再后来，我们全家终于有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可是仍没有条件让父亲独占一室为书房。于是我们在客厅的一角，面向窗户、采光极佳的地方给父亲摆了一张专用书桌。为此父亲兴奋了很多天。他立刻对专用书桌作了全面有条有理的“规划”。尽管他的各类书刊杂志，堆积如山，父亲总是分门别类地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书桌的不同方位上，让人一目了然。一张书桌和一间书房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父亲仍是心满意足，一有时间，便守在桌旁，读读写写，乐此不疲。

两个月的光阴只不过是急景流年一瞬间。很快就到了我告别年迈的父亲返回地球那端的日子了。临别之时，父亲赠给我十条座右铭，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极普通的纸上，我拿在手中，却觉得有千斤重，因为那上面记录下的全是父亲对女儿一生平安的愿望。

在父亲身边生活的最大的感受是，永远有着一种可以做“我自己”的轻松感。父亲有着十足的幽默感。幽默不是人人都有的，从容自如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精神超脱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彻才能幽默。父亲的幽默是与生活同在的、实实在在的智慧和知识的结晶，他常常会一语惊四座，让人笑得前仰后合。父亲的许多幽默笑话，经常会潜入我记忆的深处，成为一种典故，让我每每想起，总有着一种难得的快乐。与父亲聊天，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他不但可以纵古论今，而且有着超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在我成年之后，和父亲之间的长谈短叙，又何止千百次。而每一次都能让我回味无穷。我喜欢和父亲讲我内心的苦与乐，凡是能让我愉快的事，父亲都能与我分享，并为我骄傲；而凡是让我困扰的问题，父亲又能及时地替我排忧解难，让我豁然开朗。和父亲谈心，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解释，省掉许多拐弯抹角的麻烦，永远是直来直去，一点即通。他真能称得上是我一生的名副其实的心理医生。

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父亲的书桌在哪里。等我14岁回到父亲身边时，时间已经飞跃到了上世纪70年代。母亲那时在她的单位，为我们全家四口搞到筒子楼里的一间居室。这间居室也就变成了多功能的房间，它集卧室、饭厅、书房、会客室于一处，是我家当时的全部。室内的布置至今仍是历历在目，两张双人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架，一个五屉柜，便将小小的房间挤得水泄不通。那张桌子，成了我家当时最有利用价值的家具。它既是餐桌，又是书桌。端上桌面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应接不暇。常常桌子的一边是书报纸张，另一边则是锅碗瓢盆。在桌子这样尽心尽力、繁忙非常的日子里，父亲总是等到一家大小都入睡后，才挑灯夜战。只有那时，桌子才属于父亲自己。而父亲仍旧一心一意地做他的学问。

父亲在“文革”中下放农村，闲来无事，便自学中医中药学和针灸学，到了后来，父亲居然可以为当地的老乡开方治病，并为农村的一位瘫痪老人针灸治疗，且初见成效。父亲的这一手中医的本领，同时也歪打正着地用在了我身上。我是那种自幼就体弱多病的孩子。最让我受苦的是过敏性哮喘的毛病。每次犯病都很严重，我那时就懂得了何谓窒息的恐怖。父母带我访遍了名医，但效果甚微。每次犯病，必得由父亲开中药来为我医治。说也奇怪，当时的哮喘，无论吃什么药都无效，只有吃父亲的药最灵。或许父亲开的中药里，除了那根根草草以外，还加进了父亲的许多爱和期望。到了我上初中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变态反应科才刚刚成立。又是父亲四处托熟人，才将我这个年仅14岁，却有了10年哮喘病史的病人交给了医生。在几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一边在医生的指导下做脱敏治疗，一边服用父亲开的中药。在这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下，我的哮喘居然一点点地减轻，以至于最终达到了“斩草除根”的效果。九-九-藏-书-网

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家做饭的日子。当年，父亲为了支持母亲的工作，同时又不耽误了正在长身体的两个小女儿，毫无怨言地一人挑起了做饭的重任，精雕一日三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父亲一生很少离开北京。他的一切都是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得到的。

诚然，一只巧克力兔子是不能永久保留住的。但是父亲的爱却随着那只巧克力兔子，深深地、永久地融进了我的心，让我的心永远地被爱着，被包容着，像是裹在层层的巧克力糖浆里，甜蜜得永远都化不开。

父亲边做教授边做大厨的日子，一过就是很多年。直到后来，我和妹妹都先后成家，母亲退休，父亲的大厨生涯才算暂告一个段落。然而昔日父亲做饭所付出的辛苦、操劳和爱心，却绘成了一幅永恒、温馨的画面，久久地留在了我们全家人记忆的深处。

是的，父亲烧的菜里，全是爱。他清楚地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口味的轻重以及饮食的习惯。若是家中有人生了病，父亲总会精心地做出一些营养丰富的、清淡可口、易于消化的病号餐。吃下去，会让我们觉得，病已经好了一大半。

父亲自幼就是个历史迷，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幼年时候的他，从酷爱历史小人书起步。读书识字后，便更加如饥似渴地读史书。上初中三年级时，他已通读了二十四史，从而更坚定了要走研究历史学这条路的决心。1950年，父亲高中毕业，为了能作他最崇拜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考入了辅仁大学历史系。大学生活带给父亲最快乐的事是有一个书源丰盛的图书馆，那里的所有的史书，父亲都一一浏览过。他在大学求学期间，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图书馆和旧书店里。很快，在名师的指导下，父亲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近代史上。1953年，父亲被调入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作资料员。父亲对此项安排，心满意足。原因是资料室不仅藏书丰富且资料繁多九九藏书网，父亲由此有了一个博览群书的好环境。那时的父亲干脆住在资料室中，终日与史料为伍。1954年，父亲被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短短的几年中，父亲通读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上百种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期刊杂志。

如果说，古往今来，人们总是把“严”与“父”连在一起，我家则没有“严父”，有的只是“慈父”。慈父的爱是平实而厚道的。我于2005年春节时分，回京小住两个月。不幸的是，刚下飞机的第二天，父亲就因高血压而不得不住院治疗，为期整一个月，其间正好是合家团圆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年。我和妹妹几乎天天往医院跑，父亲见了我们，除了高兴以外，别无要求。他是那种从不愿给女儿们增加心理和身体负担的父亲。他坚持不让我们给他送饭，说是医院里伙食很好的。其实，大凡住过院的人都知道，医院的伙食十有八九难以下咽。可是拗不过父亲，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在京的第二个月，父亲出院了，回到家的父亲仍带着一脸的病容和疲倦。他却一定要自己下厨，为我烧几个他的拿手菜。他做的红烧肉，肥中带瘦，油而不腻；他做的焖牛肉，既嫩又鲜，美味十足。而他最拿手的是素烧豆腐，则是外焦里嫩，且清淡可口。为了让父亲高兴，我总是一改淑女的风范，狼吞虎咽地吃，心里却一阵阵地发酸。

父亲在照顾好家人的同时，最多的时间就是以书为伍。借书、买书、读书、教书、写书。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到了晚年才如愿以偿地有了间自己的书房。

父亲是个乐天派。世间万物在父亲眼里都有着它积极可取的一面。做饭烧菜，也不例外。父亲做菜永远像是在做学问，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反复实践，不断进取。常常是烧得好的菜，让全家人一扫而光，吃个底朝天。而欠味道的菜，自然无人问津，被无情地打入“冷宫”。父亲不会为我们的挑肥拣瘦而生气。他会将那道被冷落的菜，自己拿来就着饭吃了，边吃还会边自我作一些评定。不日，当那道菜重新上桌时，已经被父亲改造成一道美味佳肴。日积月累的使父亲逐渐形成了一套风味独特、技巧娴熟的烹调手艺。他做的菜决不会是千篇一律的，而是酸、甜、苦、辣各显风姿。

从小就没离开过北京的我，真的没听说过什么是复活节。我却有幸得到过一只巧克力兔子糖，那是父亲送给我的五岁生日的礼物。栗色的兔子，做得有棱有角，活灵活现，在一张玻璃纸的背后竖着两只耳朵、静静地望着我。那神态，至今回味起来，仍是历历可见。

我父亲的祖上从清朝初年起，就开始在北京定居了。父亲可以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从父亲平日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北京人的特征，它是将质朴和诚恳、执著和热情、谦虚和宽容、开朗和友善融为一体的协调的人性特征。

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小小书房已默默地伴着父亲走过了许许多多快乐又难忘的时光。它像一片小小的知识乐园，任由它的主人在这里辛勤地耕耘。一个跨越时空的书房是父亲今生的骄傲，一个属于自己的“图书馆”标志着父亲今生今世的执着。

父亲不仅专心一意教书、搞研究，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共历史学界的发展和变迁。为此他又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诸如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党史学会会长等等。父亲忙，忙得心甘情愿。

父亲的第一本书《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发表在1957年，从那时起到如今，父亲的杰作层出不穷。其中著名的论著有《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以及八十万字的《静如文存》等等。

真正回到父亲身边生活的那一年，我刚好14岁。从那时起，到我结婚为止，大约和父亲一起朝夕相处的日子，也不过只有10个年头。时间不长是最珍贵、最温馨、最难忘的日子。在那屈指可数的岁月里，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我当时口水“纵横”，可是仍舍不得吃那一只“兔子”。我把“兔子”放在全家我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从早到晚，我无数遍地去看看它，且嘴里念念叨叨地告诉它我心中的秘密。天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兔子”居然就这样平平稳稳地摆着，好像放了一个世纪那么长。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兔子哭了”，这才意识到它会一点点地融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动嘴了！但那与其说是吃糖，倒不如说是舔糖更为准确。于是，可怜的“兔子”从胖到瘦，从没了耳朵到没了鼻子。经过我为期一周的“奋战”，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小的时候和父亲并不亲。父亲对于童年时的我，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我长年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父亲在我的生活中总是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

父亲在做饭的事上，还经常发明创造一些由自己命名的饮食，光是将煮好的面条，加上不同的卤汁，就可形成名目繁多、口味丰富的美食。一次，父亲问我：要不要试试“光头面”？我问什么叫“光头面”？父亲笑笑说：顾名思义，“光头”就是什么都没有，清水煮面条。不多时，父亲给我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看上去，一碗无油的清汤里，含着纤纤细面，面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几粒绿色的葱花。吃下去，却味道鲜美、别具一格。原来，父亲是用鲜鸡汤下面，简单、省时、省力，又可口。

小小书房，美好，宁静，温馨，来之不易。学无止境的父亲从此在这里继续跋涉在书山学海里。他在这间书房里给博士生们进行耐心地辅导，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们进行学术探讨，继续夜以继日地、呕心沥血地写下他的大作；为远在大洋彼岸的我写下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