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住房腐败的内涵、性质和形式进行准确界定的基础上，除了对官员实行住房登记申报制度，还应建立和健全官员住房监管体系。”李成言认为，“从国外的反腐成功经验看，官员住房公开是一种可借鉴的成功模式。”

据报道，2007年年初，开发商在某沿海大省省会城市建起了面积严重超标的经济适用房，最小的160平方米，最大的295平方米。面积严重超标的经济适用房一共是8栋楼房，全部被省直机关买走。

“要尽快建立官员住房腐败预防制度，按各地的住房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制订不同级别官员在住房方面的标准。”汪玉凯认为，“同时也要规定严格的官员住房监察制度，防止某些官员超标建房、以权谋房。对官员购买或建造私有住房，要建立严格的申报审批或备案制度，对官员住房进行动态管理。”

实施官员住房申报制度，这并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而是官员公权性使然，也是反腐倡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据介绍，我国中高级官员住房实行“属地化管理”，基本是中央管中央，地方管地方。但是，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官员住房标准差异还较大，也缺乏有效的官员住房监管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从反腐败的角度而言，必须实施官员住房申报制度，但不应是简单地向上级部门报告，而应在明确官员住房标准的基础上，把官员住房情况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从根本上抑制官员住房腐败现象的发生。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随着我国异地交流和任职官员人数日益增多，可尝试推行官邸制，九*九*藏*书*网即官员对住房，只享有使用权，而不具备所有权。当官员调到异地任职时，其官邸还可继续留给下一任官员使用。

但是，我国官员住房情况一直不公开，更谈不上有健全和完善的官员住房监管制度。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一些中高级官员严重超标建房、以权谋房，甚至占地建造“官员别墅”等现象屡见不鲜。

这是一些典型的案例。原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因为利用职权低价购房24套，其中8套已经出售，获利达1600余万元；原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共接受开发商贿赂29套房产，并将其中28套房产出租，被称为“炒房处长”；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案发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搜查出十多本房产证，等等。

一个人到底该住多大的房子？这对在市场法则下奔波的普通百姓来说，似乎无须回答——如果手里钱多，就去买大房子，要是钱少，就买小房子或租房子。

针对官员住房腐败问题，中央和地方曾出台过一些文件加以规范。1999年8月16日，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干部的住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科级以下，60平方米；正、副科级，70平方米；副处级，80平方米；正处级，90平方米；副司（局）级，105平方米；正司（局）级，120平方米。

“官员住房腐败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等特征，查处难度比较大。”李成言认为，“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我国没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住房消费不公开、不透明，同时对官员违规行为的查处，在制度层面上的相关规章，九九藏书虽可供借鉴，但可操作性差，处罚也缺乏威慑力。”

据介绍，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的住房情况，基本上和普通百姓一样，却很少出现官员住房腐败现象。一个重要的经验是，这些国家规定官员住房、薪酬等待遇，必须向社会公开，对住房面积标准作严格限制，建立完善的公众监督机制和政府监督机制，严查各种以权谋房等官员住房腐败现象。

从公开报道情况来看，“坦言”买不起房的官员，除了上述三位官员外，还有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广州市政协前主席陈开枝、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等等，他们都曾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声称“买不起”房。

记者调查发现，经此政策演变，口子越开越大，一些地区有条件的党政机关争相仿效。

为此，汪玉凯建议：“需要重新审视目前的官员住房制度，并尽快加以完善。避免由于制度方面的缺失，造成公众与政府的冲突。”

20世纪90年代末“房改”之前，我国官员就是住房条件相对较好的群体。尽管后来停止了福利分房，但各级机关以种种名目操作的“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和“集资建房”却从没有停止过。

近年来，我国各地房价一路飙升，多数普通百姓唯有“望房兴叹”。但有趣的是，有些中高级官员，也声称“买不起”房。

可对官员来说，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他们的薪酬与纳税人有关，房子也不例外。所以，官员该住多大的房子，需要有一个明晰的答案。

“单纯拿工资来与房价衡量，这些官员确实买不起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中高级官员的住房感受，却显然与普通百姓的感受有很大差别。在高房价时代，很难看到这些官员有做房奴的压抑，更看不出有房藏书网价飙升带来的焦虑感。”

“在单位自建房使用划拨土地上，对经济适用房的特殊优惠很多，不但免交大部分税费，还可享受免交土地出让金，因此这类住房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市场上的商品房。”接受采访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指出，“单位自建房，在商品房的价格还没有大幅上扬的情况下，问题还不很突出。但是当房价大幅度飙升，像目前北京房价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单位自建房的成本和市场就会形成很大反差。从而引发公众的不满。”

尽管如此，官员住房腐败问题，多年来一直为公众所诟病。更有甚者，有些官员还在公共区域大肆建造“官员别墅”。比如2007年，一些官员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在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江西庐山风景区的莲花洞森林公园内损毁国家生态公益林，违规兴建私家别墅，导致这一景区抢建别墅成风。

说来，官员住房问题与某些政策规定的“灰色”地带有关。如有红头文件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官员住房灰色消费方面，操作手段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翻新——内定开发商超低价拍地，建好房再以低价让官员“团购”；引入开发商进行开发，所建成商品房却按经济适用房、集资房核定价格，等等。

2005年11月，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厅以上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的通知》规定，正省级220平方米、副省级190平方米、厅级120平方米。

在受访专家看来，我国现有体制下，除少数腐败官员通过非正常渠道拥有住房外，大部分的中高级官员，还能享受机关在住房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不用像普通百姓九-九-藏-书-网一样，去市场上购买高价商品房。

有些中高级官员还利用个人职务影响，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向开发商购置限价房、商品房等。有些甚至要求本单位出资，为个人购买住房或者采用换房的方式，得到超标准的大面积住房，然后以低价格个人购买，从中牟取私利。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官员住房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恶化了党群、干群关系，助长了官员奢靡之风，而抑制官员住房腐败，也就成为了反腐倡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2009年12月23日，在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内举行的市民论坛上，南京市代市长季建业在回应市民问题时坦言：“说实话，以我的工资来算，大概也要十多年才能买到一个小房，还买不起大房。”

2009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中央台《面对面》节目中谈到高房价问题时，也声称“买不起”房。

2009年6月20日，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广州举行的“寻找中国经济新引擎”《财经》论坛上表示：“广州很多房子价格每平方米超过2万元，我是副厅级职务，每月工资8000多元，但两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此外，该文件还有一条：“有建房土地或对拥有产权的危旧住宅小区进行改建的单位，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经有关部门批准，近期可利用本单位现有土地自建住房，按不低于同等地段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向本单位职工出售。”

另外，有些受访专家还提醒，推行官邸制的前提，是必须要明确官邸制的主体资格、条件、建造标准、资金来源、使用权、所有权关系以及违规违纪责任等。“只9９liｂ•ｎｅt有这样，官员住房消费才能避免误入新的腐败怪圈。”

据知情人透露，随着近年异地为官现象增多，有些异地任职的中高级官员更是以暗箱操作手段多占公房。比如有些官员在原单位，就已享受住房制度改革的优惠政策。在交流异地后，他们又由现任职单位为其购买商品房，然后他们以各种理由，以便宜的价格买下。等再次交流时，下一个单位又为其购买商品房，再以低价购为己有。反复倒腾，几年下来，就占有多套房子。

2010年1月13日，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闭幕。这次会议通过的公报明确指出：“认真落实并抓紧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同时，汪玉凯还建议，加强对官员住房的监督和检查，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全国的身份证联网，建立官员住房登记、查询制度，搞清楚官员住房的基础信息，为监督和检查提供保障；二是对一些重要岗位上的中高级官员，可以考虑实行统一的官邸制。这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治官员在住房方面的腐败。

“对当前官员住房情况，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清理，摸清情况分类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建立和健全官员住房腐败的问责制度，明确住房腐败的问责对象、程序、内容、方法和责任追究范围，等等。官员多占住房，应当被视为诈骗公共福利。因为，这些公共福利的资金，完全来源于纳税人或财政收入，所以官员的这些行径，与贪污没有本质区别。”

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以往落马的贪官中，大多都有以下显著罪证，即包养情妇、受贿、多套住房，甚至还拥有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