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外事系统内部并不一致。许多老干部、党团员和业务骨干等对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十分反感，明确指出这是“政治性错误”。但在某些造反派组织当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炮打”周恩来，其“根据”是：1、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2、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3、（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总理主管外事，很多东西违反毛泽东思想；4、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不会和总理没关系（即副总理们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5、运动以来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6、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毛泽东的批示虽十分简短，却极不寻常，可称得上字字千钧。首先，他明确提出了“极左派”这一概念。几个月前，毛泽东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当时指的是搞“打、砸、抢”的造反派。而这次毛泽东又亲自将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炮打、攻击周恩来的言行，均属“极左派”之列。这样一来，不论明里或暗中支持、怂恿这类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极左派”的支持者和后台。这无疑是对江青、康生等一伙人的沉重的一击。此外，毛泽东又特别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们“做说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
总理：“有鬼”是你们的看法。可你们想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把陈毅同志揪去，这又像什么样子？
总理：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这是正常的，何必多问！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总理：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总理（气极）：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九九藏书大会还是不能开！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然而，在“后台老板”的鼓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们却一天也没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对陈毅等老帅和副总理们大兴问罪之师之际，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也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所使用的口号也越来越升级，由原来“批判”、“火烧”，发展为“炮轰”、“打倒”，直至最后竟使用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最极端的口号。一时间，对陈毅“问题”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口号，都成为划分某个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的标志。由此，不少群众组织内部出现分裂，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相互不服，纷争不已。最后，只要坚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陈毅的组织，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中”的大帽子。
总理：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交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总理：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至于批判“错误”，还要创造条件。现在，我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总之，开大会时我一定要陪陈毅同志来，不光是他，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代。
总理：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总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的方式。
造反派：陈毅不到群众中来，是心里有鬼。
尽管真真假假，阳奉阴违，来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毕竟不容抗拒。这一年六七月间，炮打周恩来的言论有所减少，非难周恩来的行动也有所收敛。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当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藏书网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斩钉截铁，寸步不让：“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批件后有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永远是个历史之谜了。但在此前对所谓“伍豪事件”（注：这是30年代初，由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地诽谤周恩来的事件，当时的中共中央曾采取措施进行揭露和批驳）完全知情却装聋作哑的康生，这时就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写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称：我建议由文革小组来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毛泽东抨击“极左派”之后虽顾虑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后也在一些场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称“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却一直缄口不言，若无其事，置毛泽东批示于脑后。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
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账，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做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陈毅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陈毅在对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参加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并未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总理：那也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众人：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
造反派：总理，是不是把陈毅99lib•net交给（批陈）联络站？
对以上情况，周恩来并非没有一点预感。5月15日凌晨，他在对外事口造反派讲话中曾发人深省地道出这样一段话：“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总理：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造反派：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竞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已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权”。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并为一直拖延不开的第二次外事系统“批陈”大会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反复周旋。下面是周恩来同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众人（命令式地）：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果然，从5月16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贴出矛头对准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总理（生气地）：我说过，还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要创造条件。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岔开谈开批判会的方式）
众人：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众人：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众人：好几个月了，他（指陈毅）总也不露面。
今天看来，当时的造反派们也并非一味只知打、砸、抢的狂热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颇有些“头脑”的。然而，和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所有造反派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极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才会不惜将矛头对准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的人民的好总理！
总理：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总理（激动地）：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随便哪个人就推翻了９９ｌｉｂ•neｔ，还有没有民主啊？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一造反派（狂妄地）：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一造反派：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太懂，请您讲清楚些。
“批陈联络站”：应交给我们先批判，然后再交（外交部）联络站。
众人（和缓下来）：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我们相信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取”。
10天之后，5月29日，毛泽东也从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特别是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因陈毅“问题”而每每对周恩来进行非难和攻击。毛泽东挥笔批道：“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1、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3、“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4、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5、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造反派：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外交部“联络站”（理直气壮地）：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支持我们的还有外事系统的9个组织。我们发起游行的主要一点是要求陈毅
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他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我们的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九九藏书”
次日，周恩来在该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这是周恩来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名义，在同江青、康生一伙对抗的“棋局”中，变被动为主动，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将军”！
一造反派（突然地）：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外院造反派）？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总理：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刘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你不能这样提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就没有领导了！
众人：什么条件？
总理：外交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他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总理：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总理：现在还不能交给你们。（气愤地）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对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不要在这里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我说了，陈毅同志现正患肠炎，等肠炎好了，我再陪他参加大会。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好过。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40年前，反动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屠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那时，26岁的陈毅曾亲自组织参加了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当然，陈毅的这句“牢骚”话是私下里说给身边工作人员听的。
以上是这一年的5月间，周恩来连续数次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谈话的一部分。与“二月逆流”前比较，很明显，造反派的口气变得更加强硬，其来势也更加凶猛、更加无所顾忌、咄咄逼人了。从中已不难看出，总理本人当时的困难处境和暗藏的某种危险预兆。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