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中透出赵炜同志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史料征集工作的忧虑，更透出她的关心。她从二十三岁就到西花厅工作，跟随总理十年，跟随大姐也已二十六年，对总理和大姐有着深厚的感情。待征集组的同志赴京，她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珍藏的一身周恩来穿过的全毛花呢中山装。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在北京北太平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征集组的同志提出购买一部该厂刚刚拍好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的拷贝。不巧的是，拷贝刚刚发行完毕。“还有办法吗？”看着史料征集组的同志满脸企盼的神色，五十多岁的生产处长说：“既然纪念馆需要，哪能让你们空手而归？”他当即下达生产任务，破例为一部拷贝开机生产。

一年多的资料征集、布展，处处精打细算，到开馆时，计划拨给他们的经费整整省下了十六万多元，全部移作了纪念馆的其他建设。

铁皮箱是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的。箱底的英文字母说明，它原来是美国陆军的饼干箱。一九四七年春天，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前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后来，胡宗南在蒋介石指挥下，调集十几万大军，“闪击”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瞻远瞩，不和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动放弃延安。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又坚持留在陕北，以稳定全国军心、民心和拖住胡宗南。在转战途中，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需要一只箱子盛放文件，于是，这只美国佬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用的饼干箱就派上了用场。为了运输方便，又请木工给铁箱加制了一个木质围框。周恩来还用毛笔在箱上写下他当时的化名“胡必成”，只因铁皮箱容易生锈，多次擦拭，这三个字终被擦掉。周恩来使用它，直到搬进中南海西花厅为止。

中共淮安市党史工委的青年工作者李军，在一次临出发前，他的孩子突然生病发烧，妻子产后身体还未复原。但他想着越来越近的开馆日期，希望爱人照顾好孩子，让他按时出发，妻子含泪点点头，因为她爱周总理，理解丈夫的工作。李军低下头，吻别妻子，放心地登程上路。

得悉周恩来纪念馆筹建的消息，周恩来的亲属都很兴奋。他们为纪念馆的文物和史料征集工作，也掏出了自己的一片赤诚。

征集组的同志跨进了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病逝于北京。宋庆龄认为北京是她最伤心的地方，而不愿去北京。周总理十分体谅、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为邀宋庆龄北上建国，亲笔写了邀请信，藏书网还在北京亲自选了一块地方供她居住。周恩来的这封邀请信，宋庆龄故居一直视为珍品。当征集组的同志说出来意，管理处主任郑万兴爽快地表示：“周恩来纪念馆要的文物，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那还是一九六三年，周总理要出国访问了，可他身上的衣服却很破旧。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总理，怎么能穿这样的衣服出国呢？总理的秘书们先做通了邓大姐的工作，再由邓大姐说服总理，这才到北京红都服装店做了这身衣服。平时，总理总舍不得穿，只有出国访问和举行重大国事活动时才穿。周总理穿着这身衣服，先后访问了二十多个国家。一九七四年，重病缠身的总理也是穿着这身衣服参加了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拍摄史诗巨片《周恩来》时，著名演员还曾穿着这身衣服走上银幕，摄制工作结束还舍不得脱下来呢！

奠基仪式的鞭炮声犹响于耳，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史料征集组随即成立，与建筑工程同步进行。

几年来，史料征集组的十几位同志兵分三路，北上南下，跋山涉水，足迹印在南京、上海、南昌、绍兴、天津、沈阳、北京、西安、呼和浩特、延安等二十多个省市，行程二十余万公里，走访了五十多个单位和一百五十多位知情人，先后征集到史料照片三百八十四帧，实物及参考品一百五十二件，其中三十多件为周恩来生前使用过的珍贵文物。

得悉淮安筹周恩来纪念馆的消息，远在老区的江西省吉安市的一位金融工作者戴仁和心情十分激动，他本是位古今钱币的收藏爱好者，可是当他发现一份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由周恩来、张爱萍联合发出的《告少年儿童书》时，当即花钱从那位农民手中买下，毫不犹豫地献给了周恩来纪念馆，这是一份存世五十八年的珍贵原件档案。

洛阳拖拉机厂送给纪念馆一张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到该厂视察的照片。民族出版社向纪念馆赠送了该社出版的所有关于周总理的书籍。童小鹏同志向纪念馆赠送了《童小鹏摄影画册》。出生于淮安的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过去曾多次受到周总理接见，还专程回到故乡淮安，送来了当年周总理接见她时拍下的照片。

一九九一年春天。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筹建步伐大大加快。总理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文物史料征集工作的重点。史料征集组的同志心急火燎，一直把电话打进了中南海，找到了九_九_藏_书_网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

北京的初春，寒意未尽，路上的人们行色匆匆。史料征集组的同志几经打听，来到了和平里兴化西里的一幢普通的居民楼。

大雨滂沱的一个晚上，北京一家小旅馆，征集组史桂香和李潇两位女同志，正在和女老板讨价要价：把一包文物资料从旅馆送到北京南站。会挣钱的女老板望着门外毫无停歇之意的大雨，又望了望两位身体孱弱的女同志，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那只有二三十公斤重的塑料包上，“反正你们报销，五十块钱给你们送到车站，给你们正规发票。”“五十块？您别开玩笑、能不能少一些。”老史和小李试了试沉甸甸的包，那语气近乎请求了。“要不是熟人，一分钱也不好减，好吧，四十块吧，”女老板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又朝门外瞅了瞅，“要不，你们就自己抬到火车站去吧。”说罢，扬长而去，她以为两位女客人会哀求她帮忙，谁知从她身后传来的一句话却是：“想发周恩来纪念馆的财，没门！”待女老板转过头来，老史和小李已抬着那只大包走进了雨中，很快就在她的视野里消失了。

门开了。门内立着一位杖朝之年的老太太，根根银丝白发，凝结着几多岁月的风霜。她是周总理胞弟周同宇的夫人，叫王士琴，满族旗人，在校园躬耕了大半辈子，曾教授英语、俄语和日语，法语、德语也不错。屈指数来，现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都有她的学生。她在会客室里拉起了一根绳子，大凡弟子们赠送给她的贺年卡、节日祝福卡都一一挂在绳子上，以至于人们走进她的会客室，犹如来到了挂满旗帜的联合国总部门前。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晚，已经九点多钟了，史料征集组的王旭馗、咸勇两人再一次摸出住地，登上了北京六十路公共汽车，因为他们要去北京车站退掉一张车票，这已经是第三次前往了。到退票窗口去，退票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何苦要跑三趟呢？原来他们在订票、购票的忙乱中多了一张北京——徐州的卧铺票。如果到退票窗口退，那就得收十多块钱的退票费。他们想到周总理的一贯廉俭作风，想到尹金鹤多次要以总理精神去搞资料征集的嘱告，决定把那张多余的票举在手上，让顺道的旅客购买，可一趟、两趟都没成功。这一次咸勇动了一个点子，一个人举票、一个人举起一张牌子，纸牌上用钢笔描下了几个粗粗的蓝字：“北京——徐州卧铺票”，这下果然奏效，票被一位旅客全价购买，为建馆省下了这十几块钱。回到住地之后，已近夜间十一点钟。待王旭馗同志脱掉鞋袜后，脚上已走出好几个大水泡。

待史料征集组的同志坐定，王老太太沉默片刻，终于打开了自己记忆深处一个从不轻易开启的闸门。“总理在世的时候，他的‘家规’很严，亲属们都难得和他合个影。即使和你拍了照片，顶多也只给你一张留作纪念，并且再三叮嘱：‘不要拿给别人看，不许在人面前炫耀。’因此，有关他的东西，无论在他生前、生后，我们都很难得到。他过世的那一年，（邓）大姐分给每位亲属两件东西作为纪念。我分得的一件是总理漱口用的搪瓷杯，被孩子们念书上学时用破了，虽然很可惜，但这样才最符合总理的意愿。现在收着的，还有一个他桌上的文具罐，现在决定献给你们……”

在中南海八十一号中央警卫局的办公室，征集组的同志还找到了邓颖超的少将警卫秘书高振普。高振普同志是总理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中唯一还在职的同志。总理辞世，他经历和参加了为周总理治丧的全过程。给总理撒骨灰只有三四个人，他也参加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奠基，邓大姐还特意派他做代表。这位微山湖畔出生的汉子，有着山东老区人民的豪爽性格。听说纪念馆征集文物，立即从柜橱里郑重地拎出一只包，清点出六件周总理生前穿用过的衣服。

高振普久久地抚摸着这些衣服，片刻才说，总理去世的前后，“四人帮”正把持着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活动，丧心病狂地迫害周总理。总理逝世以后，他们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个个忧心忡忡，甚至做好了坐牢和杀头的准备。当时，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处理总理的遗物，特别担心“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毁掉。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先将总理的随身遗物编了号码，然后悄悄地送往一些同志在农村的亲戚家里分散保存。直到“四人帮”粉碎，这些遗物才重归中南海。谁能相信，一个身居我们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一个深受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领袖，他留下的遗物竟然还要担着这么大的风险！

秉宜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告诉征集组的同志，她妈妈王士琴献出的文具罐，是野檀木的，原先是斗蟋蟀用的“蛐蛐罐”。五十年代时，她曾在伯伯的办公桌上见过。秉宜献出的是一件总理穿得很破旧，已经换了衣领和衣袖，肘部还打上补丁的白衬衣。舒理间，衣服里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周总理拉着一位小女孩，正在观赏盛开的牡丹。这是一张总理什么时候的照片呢？照片上的小女孩又是谁呢？秉宜告诉征集组的同志，那还是一九五二年，我们国家刚刚从废墟中矗立ｈｔtp://www.９9ｌｉb.ｎｅt起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帝国主义者却互相勾结，对我们政治上实行孤立，经济上实行封锁，还悍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西花厅的灯光彻夜不灭。工作人员都担心总理的身体，可是谁也无法劝说他休息。于是，大家设“计”，利用一个星期天，把秉宜请来。秉宜小名叫咪咪，当时只有七岁，刚刚上小学。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点”，她走进西花厅，就扑向总理喊道：“伯伯，您好！”正在忙碌的总理见是小侄女，大悟似的说：“哦，今天是星期天，咪咪放假。”“伯伯，我要你带我去看牡丹！”“不，你看，伯伯正忙呢，你自己去看吧。”总理说着，又去看文件了。“不嘛，我要伯伯陪我去”，秉宜一边说一边装出要哭的样子。总理的侄儿侄女虽住北京，平时却很少到他这儿来，他自然不愿让他们伤心。这才放下手中的工作，挽起秉宜的右手，来到中南海的瀛台，观赏盛开的牡丹。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却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回忆到这里，泪水悄悄地从秉宜的眼中流了出来。征集组的同志听了，禁不住眼圈也红了。

老韩还告诉征集组的同志，刚进北京，大家都是单身汉。随身的只有几件换身的衣服和学文化的几本书。为了放置这些简单的物品，经负责警卫工作的领导同意，他才拿回了这两只闲置的箱子。因为是总理用过的箱子，后来条件好了，也一直将它保存在身边。总理逝世以后，每当看见这两只箱子，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我太爱周公了。只要是宣传他的精神、品德和业绩，我都将义无反顾地为他奔走、呼号！”

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的副主任周中玉，抽到史料征集组工作后，正碰上家中盖房子，年逾古稀的父亲和妻子怎么也不同意他出发，他反复掂量后，感到征集资料的工作已刻不容缓，他只好召开家庭会议，一一做通父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工作，并请来亲友帮着照应。在那个家庭会上，周中玉说；“周总理为国为民操劳一辈子，现在馆快建成了，布展需要资料，我不能拖纪念馆工作的后腿，因为征集工作更需要我。”

听征集组的同志说明来意，老韩转身拿出两只箱子：一只是黄色的木板箱，一只是擦得干干净净的铁皮箱。木板箱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时用的。当时，新华广播电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播出。周恩来每天都要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收音机都使用干电池，木箱就是盛干电池用的。有一次，周恩来收听广播时，见播音员态度鲜明，言辞锋利，情不自禁地笑着说：“这姑娘骂起敌人来好厉害呀！”

征集组的同志走进了北京西黄城根南街的一所宅院。一位年逾花甲、体格健壮的老人接待了他们。老人叫韩福裕，是周总理从西柏坡进驻北京后的贴身卫士。他原籍山东。三十年代，贫穷逼迫着他背井离乡，跟随父辈们闯关东，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进了革命队伍。两年后，被挑选到周总理身边，成为第一个陪着邓大姐走进中南海西花厅的人。

“有关纪念周总理的纪念馆全国已有好几座。他们都先后来征集过文物，剩下的已经很少很少。你们纪念馆建得晚，征集工作恐怕是很难的……”

征集组的同志虔诚地接过了这两只箱子，也接过了当年曾经跟随周恩来的革命老同志的一腔深情和宣传周恩来的责任。

那征集来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件实物，几乎都凝结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当征集组的同志向著名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征集了有关总理的资料后，提出还想见一下夏衍公。荒煤老说：“夏公最近身体不好，一般情况下不接见客人。这样吧，我写封信给夏公，让你们带着。”到了夏公家，征集组的同志还未掏出怀揣的荒煤老的信，一句“周总理纪念馆来的”比什么都顶用，夏公不仅抱病接待了他们，而且还深情地回忆了和总理交往的许多场面以及细微末节。

在从十几家单位抽调来的同志组成的史料征集陈列组，大伙深知肩头的担子分量，然而心头却都掩不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的喜悦。这个组的组长、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尹金鹤在向每一个同志交待任务时都要叮咛：我们是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组，一定要以周恩来的精神为榜样去收集资料。他还身体力行，东奔西走。一幅由已故“草圣”林散之先生亲自作诗、亲笔书写的《悼周总理》的书法原件堪称我国书法瑰宝。尹金鹤同志得悉线索后，冒着暑热高温，顶着炎炎骄阳，紧追不舍，终于从扬州征得了这份很有价值的文物。

与王老太太一样，周总理的亲侄女周秉德、周秉宜和周秉建也都献出了她们当年分得的纪念品。秉建献出了总理在“文革”时穿的军用大衣，秉德献出了一件衬衣和一身灰色法兰绒中山装。由于总理穿用太久，“绒子”都已磨平、磨光了。

作为周恩来的终身伴侣，邓大姐也以个人名义向纪念馆寄赠了五本书。这五本书是：彩色影印本《周恩来手迹选》、画册《周恩来的青年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和《不尽的思念》，以及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与回忆》。大姐原本想在每本书上签个名、题个字，无奈她年事已高，握笔的手抖个不止，只好遗憾地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