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零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停发了“新旅”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用，想堵死他们的生路。“新旅”遵照党的指示，精减了人员。在桂林文化界和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援下，组织排演了舞剧《虎爷》，以此来筹集经费，把“新旅”的母校新安小学恢复了起来，作为应付国民党政治迫害的二线基地。在演出的二十多天里，座无虚席，有人甚至从柳州、衡阳赶来观看。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又一次破产了。

当前，“新旅”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正走向世界，让笔者用德国诗人贝尔格在“新旅”历史陈列馆的题词作结吧：“衷心感谢您们能使我了解到解放战争中国外寡为人知的有趣一章。这些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英勇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事迹应让全世界都知道。”

不久，蒋介石看到从武汉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已逼近长沙，公然不顾长沙数十万人民生命财产，竟以“焦土抗战”为借口，秘密下令火烧长沙，制造了空前的长沙大惨案。

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热情地欢迎这批战士的到来，给他们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以后，“新旅”投入了更加波澜壮阔时斗争生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培养出一大批党的干部。

当时的武汉，由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文艺活动和各项宣传工作，对那里的人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市人民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奋力抗战。但在国共合作的背后，始终有一个驱之不散的幽灵，时隐时现地威胁着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业。这幽灵也没有放过新安旅行团。“新旅”一向是以一个自发的民间抗日儿童文艺团体的面貌出现的，但国民党当局始终怀疑它和共产党有联系，因此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吃掉。于是，在“新旅”到达武汉不久，以陈诚为首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就利用“新旅”在经济上的困难，提出要把它收编为政治部的一个下属组织，以便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加以控制。如果不接受收编，那就得解散。“新旅”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坚持作为民间抗日团体，保持独立自主，为向国民政府要求经费补助，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了合法的斗争。有一天，陈诚亲自出马，他说：“新安旅行团的成立，那是为了抗战；现在已经抗战了嘛，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可以编到政工队去……”

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投降活动日渐猖狂起来，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形势开始逆转。周恩来同志给“新旅”小朋友分析形势时说：现在有人不想抗日了，要妥协了；我们就要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要收复东北三省以及一切失地；全部驱逐日寇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解放。这话给“新旅”全体成员敲了警钟，也增强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力量和胜利的信心。

林伯渠同志非常喜欢这群在风雨中锻炼成长的孩子们。他理解他们的心情。这几年，他们一直渴望到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学习、战斗，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献身。但是，根据当时的抗战需要，他向孩子们分析了斗争的形势，并依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新旅”党支部负责同志说：“新安旅行团在汪达之同志率领下，克服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困难，在全国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有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工作十分有利的条件。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任务还很重，非常需要你们。这是十分重要而光荣的任务。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的先进地区，有共产党的领导，也有许多先进青年在那里工作。所以你们是不是到武汉去，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去，继九九藏书网续坚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下去？周恩来同志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秘密的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团工作，全团就不要到延安去了。”

在长沙大火时，周恩来同志和八路军长沙通讯处的同志们都处在极危险的景况中。“新旅”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通讯处的全力协助下，安全地经过衡阳，最终撤往广西桂林。

在长沙，他们遵照周恩来同志关于到群众中去的指示，又展开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在街头，演出抗日节目；在医院，对伤兵作慰问演出；在学校，教儿童唱抗战歌曲。“新旅”很快受到群众的颂扬，到处都有人欢迎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

在“新旅”建团三周年庆祝活动时，陶行知先生刚从国外回来，曾即席赠诗一首，赞扬“新旅”的革命精神。诗中写道：

周恩来同志当即用不容置辩的口气对陈诚说：“这些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之前就自己组织起来，宣传孙中山先生遗嘱了，跑了几万里路，走遍大半个中国，到处唤醒民众共赴国难，工作很有成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大家都很钦佩他们的爱国精神。诚然，现在抗战了，可宣传抗日的人，还怕多吗？你把他们整编掉，这对国民党又有什么光彩呢？！”他见陈诚哑口无言，就继续说道：“‘新旅’的小朋友不愿到政工队去，何必强迫呢？依我看，他们可以作为军委政治部的一个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工作和生活费用，他们定期向政治部作工作报告，这样不好吗？”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终于击破了陈诚吞并“新旅”的阴谋，最后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新旅”作为军委政治部一特约宣传团体，由政治部按四十五人的编制发给生活费，并按照一般宣传队的惯例，兼电影放映队，发给活动经费。这样，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新旅”既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又赢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在武汉，“新旅”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团员发展到二十多人，并开始有了女团员。“新旅”的孩子们活跃在武汉街头，活跃在大江两岸。他们同孩子剧团共同发起建立“武汉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参加宣传抗战献金活动，发动武汉市儿童参加“写三十万封慰问信”，慰问保卫武汉的前方将士。

早在一九三三年十月，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为了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主张，将七名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到镇江、上海修学旅行，用演讲、卖报纸等方法取得经费，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参观工厂，访问“棚户区”，了解平民生活状况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他们在租界里生活，了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们参观“一·二八”战场遗迹，目睹日寇野蛮侵华的罪证，还到上海的沪江、光华、大夏等大学发表爱国演讲。这次旅行共五十四天，中外报纸均有报道，轰动了上海和江苏各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写诗赞誉：

“新旅”从淮安出发时的学生共十四人，他们通过“旅行”的方式，跋涉全国十九个省市，行程四万五千里，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经过十四年零四个月的战斗后，又参加了解放淮安的战斗，回到了周恩来故乡。“新旅”是植根于周恩来故乡土壤中的一株幼苗，在党九九藏书网的培育下茁壮成长，这每一朵花，每一只果，都饱含着周恩来的心血。

一九四一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林的政治形势遂发生骤变，全市一片白色恐怖，进步人士被迫出走，生活书店等进步文化机构相继被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这之前就被迫停止了公开活动。“新旅”原来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自然是他们必须铲除的重要目标。“新旅”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汪达之等被列入了黑名单。

孩子们听了关于抗战形势的分析，被说服了。当时，由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领导工作。当他们得知将要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开展工作，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们像扑向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直奔武汉了。

陶行知先生在讲话中还勉励“新旅”小朋友不但要学习真理，还要“骑到真理的背上去”！

原来，广西的地方势力提出了“广西自治”的口号，在抗战开始后，容纳左派人士进入桂林。一时间，桂林成了大后方进步势力荟萃的地方。

“新旅”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达桂林，并立即开展了有声有色、广泛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在烽火连天、弹痕遍地的苏北古运河畔，在周恩来的家乡淮安曾经出现过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群小好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

困难是有的，而且很大。当着亲人的面，他们多么想尽情地对反动派的迫害进行揭发和控诉呀！但是不能。因为“陪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国民党的特务。汪达之含蓄地讲了一下当时的处境，以及他们开展工作的简略情况。周恩来同志会心地笑了。他爽朗地说：“好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今后要把工作做得更出色。要求抗战到底的人民，一定会支持你们的！”周恩来同志接着说，你们把一个人的钱用来养活两个人，工作却做得更多了，影响也更大了。社会上同情你们的人越多，你们就越能站住脚。你们搞供给制，过集体生活，这对养成大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很有好处，但不要忘了，你们是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和生活，这里和陕北不同，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不同。要注意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也要让团员们了解并学会处理好在社会上的生活，处理好同各方面的关系，不要显得特殊。你们要注意“社会化”，以利于团结更多的人同反动派斗争。不要弄得衣冠不整，头发很长，让人一看就觉得你是个“左倾”进步分子。你们强调过集体生活是好的，但不要严格到连一文钱也不能花。要使“新旅”小朋友学会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你们还要“少年儿童化”，不要少年老成，要发挥你们少年儿童的特点和长处，才能更好地去工作。你们的生活艰苦朴素，也要注意小朋友们的伙食营养，使大家能经常吃到肉，现在你们的经费解决了，还可以吃点水果、糖果，组织大家看电影，苏联电影、美国电影都可以看看，让大家辨别好坏，不看就辨别不了。要组织小朋友学习文化知识，如果“新旅”个个小朋友都能达到高中水平，不但对你们工作有帮助，他们的家长也会高兴。你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把大家的身体锻炼好。周恩来同志慈父般的这些话，对“新旅”小战士们是多大的支持、多大的鼓舞、多大的鞭策啊！战斗！战斗！向一切阻挠前进的恶势力战斗！孩子们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

他来到“新旅”住地东江镇小学。他身穿中将衔的军装，神采奕奕，浓眉下的两只大眼睛，放射出威严而又慈祥的光芒。孩子们见周副主席来了，都高兴得涌出门去，向他问候、致意。周恩来同志拉着他们的手，抚摸着他们的头，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周恩来同志走到他们的宿舍，看了他们的内务，亲切地听取了汪达之的汇报后，又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藏书网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平山县西柏坡去中央团校作报告途中，路遇新安旅行团团长左林，通过他亲切地向“新旅”战士们问好。他说：“新安旅行团，我们在武汉就认识了。‘新旅’小同志在华东前线还好吗？你写信时，代我问他们好。胜利在望了，希望他们努力工作，还要努力学习，将来要担负更多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校长汪达之提出：以新安小学的基本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以实践生活教育、修学旅行的形式，宣传孙中山遗教，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亡，带领学生到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大学校里去教学做。这一倡议得到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的赞同和陶行知的支持。陶行知把母亲去世后的五百元人寿保险金全部捐出，作为筹备基金，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协助解决了电影放映设备和《民族痛史》、《抵抗》、《一·二八战地写真》等无声电影片，以及幻灯、唱片等宣传工具与部分生活用品。在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和陶行知的积极支持下，在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的热情关怀下，新安旅行团在国难深重的岁月里光荣地诞生了。

一九三五年辛亥革命纪念日，“新旅”从淮安出发，出发前举行了宣誓仪式。发表了《新安旅行团宣言》和《告全国小朋友书》。在《告全国小朋友书》中说：“亲爱的朋友，我们是手足，我们是兄弟，现在国家多难，世界多难，我们唯有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挽转人间狂澜，我们都有责任啊！”就这样，他们怀着挽转人间狂澜的凌云壮志，肩负着人民的期望，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时，周恩来同志通过李克农向“新旅”传达指示：党决定新旅分批秘密取道香港，转回苏北解放区，让他们在广阔的土地上，更加茁壮成长，迎接光明的未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新旅”的孩子们来到武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很快接见了他们。周恩来握着他们的手，说：“家乡出现了你们这个抗日儿童团体，我很高兴。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七月，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新旅”汇报后，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充分利用‘新旅’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动员更多的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你们的钱一定坚持要国民党出，但‘新旅’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必须坚持。”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使他们乐得雀跃欢腾，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新旅”的孩子们，在桂林的这一段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愉快的，有意义的，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作为“新旅”的战士，他们感到光荣、自豪。在走向“战场”的路上，他们经常唱着《新旅进行曲》，昂首阔步。那歌词是：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这是“新旅”建团三周年的纪念日。三年间，他们在战斗中成长了，队伍壮大了。周恩来听说他们要庆祝自己的节日，高兴地说：“我一定来参加你们的庆祝会。”临开会的那天，周恩来同志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实在无法抽身，但他不愿使“新旅”的孩子们失望，于是委托邓颖超同志去看望小朋友们，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邓颖超向孩子们讲了长征的故事，还为孩子们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说：“你们走了三万多里路，我们也走过二万五千里！”孩子们看到邓颖超同志，像见到久别的妈妈一样，围着她，九_九_藏_书_网接受她的抚爱，聆听她的慰勉。这一天，他们沉浸在幸福里；这一天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没有辜负周恩来同志的期望，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散传单，贴标语，画漫画，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肩负的任务。由于日寇的进逼，国民党文武官员纷纷向大西南撤退。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周恩来同志坐镇武汉，坚持斗争。对“新旅”，他嘱咐留下一个“新旅”武汉工作队（后改为第二团）在武汉继续战斗，安排其余的团员向长沙转移。留在武汉的“新旅”工作队，继续在街头做宣传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被放弃的前两天，才奉命撤到长沙。

当时，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向“新旅”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对于形势发展的估计，并作了相应的工作部署：要善于利用蒋桂矛盾，抓紧时机，扩大组织，打开局面；要坚持独立自主，学会合法斗争，在群众中生根，立于不败之地。“新旅”的小朋友们在漓江两岸、独秀峰下、七星岩洞……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不断壮大，团员发展到八十多人，并加强了思想上的教育整顿，战斗力更加坚强了。他们又组织了几支工作队，分别到工农兵学各个方面去开展工作，“西南工作队”到桂南前线，“伤兵之友队”到国民党部队的伤兵医院；“西郊工作队”、“东郊工作队”到桂林城郊乡村、工厂、难民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以热爱祖国的赤胆忠心，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赞扬和帮助，处处受到群众的保护。

回顾“新旅”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到一九五二年结束的十七年，全国约有六百个少年儿童先后参加。团员中，当时绝大多数只有十四五岁，最小的仅有八岁。战争年代，有的团员在战场上牺牲，有的因环境艰苦、劳累过度、缺医少药而病逝，有十二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建国以后，“新旅”的团员已成长为各种人才，有的成为著名的舞蹈家、著名的话剧演员，有的成为电影导演、歌唱家、诗人、作家、记者、美术书法家、将军、外交人员、高级工程师，其中还有一位科学家参与了卫星的设计。《中国当代名人录》一书中记载了“新旅”数名团员的事迹，有些“新旅”成员在解放后还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可见，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们仍然是一群“好汉”。他们正继承周恩来同志的遗愿，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发挥着自己的特殊作用。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周恩来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为“新旅”题词：“一群小英雄，长征五万里，炼成钢铁汉，真是了不起，亿万小朋友，都要来学习。”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一九七九年新安小学办的《新安旅行团历史展览》作了这样的题词：“新安旅行团曾经旅行全国，宣传民众，组织儿童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它的革命精神以历史展览形式展出，愿青少年学习这种精神，使它世代相传。”胡乔木同志在一九八五年为纪念新安旅行团五十周年的题词是：“新安旅行团的光荣历程永远是全国儿童的典范！”他号召全国少年儿童要学习“新旅”“为民族生存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新旅”“要把中国来改造”的远大革命志向；学习“新旅”“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的顽强战斗作风；学习“新旅”好学上进、团结友爱、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的优秀品质，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人，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封复信，是对“新旅”战士的最高赞誉。每个“新旅”战士，都把它深深地镌刻在心坎上，成了“一群小好汉”驰骋人民解放战场为民主中国胜利藏书网而奋斗的力量源泉。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进一步嚣张起来，蒋桂之间开始合流，桂林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进步人士开始遭到迫害，“新旅”自然也不能幸免。原来在“新旅”帮助下，桂林各中小学进步师生组织起的许多少年儿童抗日宣传组织，以及“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这时都被迫解散了。“新旅”的工作也受到监视和刁难。

一九三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从皖南视察回来，途经桂林，特意挤出时间来看望“新旅”的小朋友们。

新安儿童旅行团修学旅行的成功，为后来组建新安旅行团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周恩来同志关怀下成长壮大的新安旅行团，也得到了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特别是后来还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一九四五年底，“新旅”全体同志决定给毛主席写信，汇报“新旅”到苏北以来的活动情况。邓子恢同志将这封信带到延安，当面交给了毛主席，并向毛主席介绍了“新旅”的活动情况。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亲笔给“新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一九三九年五月，周恩来同志在西安还接见了“新旅”从延安学习后返回大后方的程昌林、张翼天等同志。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新安旅行团在大后方到处宣传抗日，宣传我党的主张，组织、联系了广泛的少年儿童、社会各阶层人士，工作很不错，许多人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小学生、中学生都接近你们，甚至一般市民、工人、教职员都敢和你们来往。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新旅’是个青少年的革命团体。过去‘新旅’注意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注意‘社会化’，不让人家知道‘新旅’有共产党领导，不怕生活的艰苦，团体内部又团结，学习工作也努力，用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在大后方活动，所以你们得到了许多同情和朋友。你们做了别的许多救亡团体不能做的事，你们是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干革命的。所以不能太暴露。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共产党，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从延安来的，这样‘新旅’才可以在大后方多做点工作，才可以存在下去，别的抗日宣传团体不能存在的地方，你们还能去，这才是你们工作的胜利。要告诉‘新旅’小朋友，不要文人还没有当上，先学上了文人的脾气：头发长了不理（你们可以互相理发嘛）；不修边幅，衣服破了不补，脏了不洗；走路还要夹着一部马列书。这样你们在大后方会存在不下去。要讲点军风纪，不要弄成不伦不类的样子，小小年纪就学着文人腔调。还要告诉‘新旅’小朋友，在精神上也不要什么都一本正经，让人家说你们个个都是‘小老头’、‘小夫子’，这也得改改。你们是青少年，要保持小朋友的特点。工作学习之余也可以做游戏嘛，活泼天真，还要保持。思想老成，遇事多想想是对的，但平时生活作风还要保持天真‘赤子’嘛！不这样，你们怎样同社会上许多小朋友接近呢？怎么在他们中做工作、交朋友呢？”

他们的宣传活动和革命毅力，博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援助。在以后的三年间，这支有着钢铁意志的小队伍，带着各界爱国人士捐助的少量宣传工具和生活费用，不但走遍宁、沪、浙、皖诸省市，而且挥戈北上，到绥远前线深入抗日部队中进行宣传演出，这以后，他们又走过茫茫的内蒙大草原，沿着哺育中华民族成长的古老的黄河，边宣传，边进军，直到兰州，并在那里建立了“新旅”党支部。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们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

鉴于这种形势，所以周恩来同志批示“新旅”向桂林转移，利用蒋桂矛盾，在他们斗争的夹缝中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团结抗战。

从一九四一年二月份起，到这年的八月底前，“新旅”的战士们经过不少波折，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分批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