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畔。虽然只搞到几条船，但渡江组织得很好，短短三天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进入少数民族区域，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极为荒凉，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红军从中甸走了几百里山路到德荣，以为是个县城，可以补充粮食。谁知到德荣一看，竟然只有三家房子，以致大家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粮食没有，衣服也没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忆：“西康气候非常寒冷，特别是雪山上空气稀薄，呼吸都感困难。近河处早晚很冷，日间又热，这种气候我们尚未习惯。战士在湘黔滇行动中，没有大批的准备衣服被褥。当时气候是和煦的，有些战士好似不感觉如何需要。一过金沙江后气候即顿觉寒冷，然而收集衣服已是非常困难了。当时我们的战士有些是穿单衣，甚至一层都是烂的，也无衣换洗，在搜山时亦未收集到什么羊皮衣服，被盖的缺乏是影响了战士的健康的。因受寒而致病，因病致死，这是我们一个严重的问题。……西康粮食缺乏，有些战士的掉队是因为挨了饿掉了队，常难得到充分的食料，有时弄点干粉吃又无开水，和之以冷水，吃了肚子不消化，常发生痢疾。病员中痢疾症占了一半以上。再则部队很难弄到油吃（酥油是很少的），盐也是缺乏。有些部队收集很多给养，常有战士过食无度。而另一部分常未得到而感觉饥饿，都足以致人于疾病的。”

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国民党师长是张振汉。1935年6月，二、六军团向湖北宜恩进军，国民党第41师师长张振汉指挥4个旅的兵力来包围红军。贺龙将主力调到中堡，在运动中出敌不意，把张振汉的师部包围在一个山谷里。战斗打响，王震率51团猛攻。贺龙打电话把王震拉下来，叫他不要硬攻。贺龙命令红军用迫击炮朝敌军打了几炮，敌军没想到红军有炮，乱成一团。贺龙指挥部队一个冲锋，歼灭这股敌人，张振汉也当了俘虏。据说张振汉的家属送来一笔钱，请求将张振汉放回去。贺龙认为张振汉对红军有些用处，对他以礼相待。张振汉感谢红军宽大，愿意为红军做事。红二、六军团成立了红军学校，张振汉当了高级班教员，为红军指挥员讲授战术原则和军事知识。他还能联系实际，用军阀内战的一些战例和自己与红军作战失败的教训结合军事教学，颇受欢迎。他部下的一些军官也担任了教员，对红军建设起了作用。后来，张振汉参加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一直到了延安。国共合作后，中央决定让他回家。张振汉回到长沙，解放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任长沙市副市长。

红军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在他们眼里，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可以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萧克回忆：“坦率地讲，这时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只是红军开价太高，当审问薄复礼的吴法官（应该是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作者注）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军攻占旧州城，又抓住了新西兰传教士海曼一家。红军释放了薄复礼夫人和海曼家属，但这两个传教士是不见赎金不放人的。

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比一、四方面军更为艰苦。由于没有过雪山的经验，还按老规矩梯次行军，结果吃了大亏。甘泗淇说：“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由白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亦数十。由东南多又过一雪山，4师当时因前面被番民破坏道路阻碍我军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仍在山上，突然天变下大雪，冻死近40人。13团亦因前面队伍走不动停止被冻死近30人，6师亦死亡数十，仅军直死亡较少。”然而，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在贺龙带领下，红军战士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连续翻过大小雪山，走完了会师前最艰难的路程。

遵照军委指示，六军团出发时带上了所有的坛坛罐罐。萧克回忆：“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走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1、2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军，把红军的机动灵活性全限制住了。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境内，山路崎岖，更走不动了。萧克等领导人当机立断，边走边扔，甩掉这些笨重家当，部队才轻装像个打仗的样子。他们把情况报告中央，但中央不理会，在后面跟着大搬家。国民党报纸讥笑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简直窝心透了。

这时，蒋介石到昆明督战，拉着龙云上飞机视察前线。龙云看不清地面上是什么地方，以为蒋介石要把他劫走，心情紧张，惶恐异常。后见蒋介石从飞机上投信下去给孙渡，知道还在云南地盘上，才放下心来。谁知大烟瘾又犯了，哈欠连天，涕泪交流。下飞机时，龙云让人搀扶，如同大病一场。

当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四方面军这里又活跃起来，掀起了迎接二、六军团的热潮。4月12日朱德、张国焘就通知陈昌浩：“二、六军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望努力筹集资粮，完成4、5两月战斗准备工作，必能争取会合二、六军和实现北上的胜利。”4月20日红二方面军接近金沙江，朱德、张国焘又通知徐向前，要他做好接应准备。4月27日，朱、张命令徐向前派32军前往雅江、稻城路上迎接，在瞻化准备好住房。徐向前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部全力开展迎接二方面军的组织准备工作。除了准备吃住，还要全军动手纺毛线、织毛衣，慰劳二、六军团的兄弟。徐向前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二方ｗww•9９ｌｉｂ•ｎet面军的关系，好比是老四和老大、老二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他的话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从湘黔根据地出发一直到贵州毕节，基本上还算顺利。尽管爬了不少山，但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部队损失较小。1936年1月2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在毕节接到红军总部来电：“关于你们的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以南，一经毕节入下，向南在作廿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与敌作较大的运动战，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第二项是带有决战性质，只有在极有利的条件采用。”这个指示与任弼时等领导的想法一致，大家决定：“二、六军团应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于我军活动。故决定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后来，一个偶然事件使薄复礼与红军改善了关系。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地名都是法文标的。萧克听说薄复礼懂中文，就派人把他押来。薄复礼回忆：“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然，萧克的魅力感动了薄复礼。于是，他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萧克翻译，萧克仔细地记录。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干了大半夜。工作之余，萧克问起薄复礼的身世，两人聊了起来。一位红军将领和外国传教士的心在逐渐沟通。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黔东的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3军（红二军团前身）会师了。当时红3军还有3200人，他们的情况不比六军团好多少。1932年，贺龙、段德昌在洪湖根据地搞得轰轰烈烈，红军一度发展到2万多人。自从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分局代表夏曦来到洪湖，开始大搞肃反。他给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的帽子，严刑拷打，大开杀戒，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国民党出重金买他的头而不可得，却被夏曦在肃反中杀掉了。洪湖苏区的干部战士被夏曦杀了3000多，师团级的干部大部分被杀。村苏维埃的干部也被杀掉十之八九，包括贺龙的两个兄弟。甚至贺龙的生命都受到威胁，贺龙元帅沉痛地回忆：“那时，苏区丢了，干部杀完了，只剩下4个党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的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子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红3军听到红六军团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们出发是过去撞红六军团去的。我们出发走了一天，六军团来了。第一次李达带二百多人找到了我们，第二次郭鹏，第三次任弼时、王震、萧克都来了。”两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部队会合后，好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

总部来电在二、六军团中引起一片欢呼。大家在为与中央接通联系而高兴时，却没想到这封电报并非中共中央所发，而是张国焘发的。当时张国焘已与中央分裂，他掌握着红军的密码，所以收到了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电报。他以总部名义和二、六军团联系，直到甘孜会师前，中央对二、六军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张国焘没有透露党内斗争情况，二、六军团自然也不知道。朱德回顾这段历史说：“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是经过他（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都得听他的。”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队：一是方志敏的红七军团；一是红六军团。他们的任务是吸引敌军，开辟新区，为中央探路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他们都是孤军奋战，中央苏区不可能增援和接应他们。打得好就独立生存，打不好就全军覆没。方志敏向敌军力量强大的东北方进军，不久就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在怀玉山失败。六军团向湘西山区进军，处境就好多了。

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是独立行动的，这反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束缚和损失。193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湘黔根据地的围剿，本来就不富裕的根据地经济更为困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二、六军团计划转移。萧克说：红军的计划“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所以，二、六军团这次转移不是流寇式的无目标移动，也不是搬家式的逃跑。大家想打几个胜仗就转回来，所以是轻装出发。行李是最简单的，粮食只带几天用的。1935年10月23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红军在大庸附近的潭口突破敌人的堡垒防线，迈出长征的第一步。

事实证明，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央也就没再坚持。根据军委指示，会师后的红军统一由红二军团指挥部领导。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六军团缩编为三个团，组织机构初步建立了。两军团会合后，表现出高度团结一致的精神。任弼时主持会议，严厉批判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受害和受打击的同志恢复名誉，驱散了蒙在干部战士心头的乌云。红藏书网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湘黔边区发展扩大苏区，很快控制了桑植、大庸、慈利、常德等县城，贺龙在家乡搞革命，如鱼得水，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死守一块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带领部队往返穿梭，专找敌人的弱点和空子打。贺龙生动地比喻说：“打鱼的下拖网，鱼还跳出去嘛。我们比鱼还差？我们随便可以出去嘛。我们出去如鱼得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左倾路线）硬是把苏区吃得光光的，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坛坛都吃了好，还是开大仓好？”

1934年7月，在湘赣边区永新、宁冈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要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在那里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被迫步步收缩，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军委命令中，对红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和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于1934年8月7日率领全军9000多人踏上西征之路。开始大家对军委意图并不了解，萧克后来才明白：“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红军来到湘西，首要任务就是扩大红军。但这里的兵源实在不理想。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交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于是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

红六军团西行，引起湖南、广西军阀的紧张。他们调兵遣将，前堵后追。本来六军团准备在零陵一带抢渡湘江，但敌军已在湘江西岸重兵布防，只得放弃渡江计划，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阳明山地区，想在那里站住脚。到那里一看，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实在不好生存，于是六军团继续西进，跳出军阀包围圈，由广西进入贵州。六军团机动灵活地跟敌军捉迷藏，兜圈子，搞得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疲劳不堪。但是，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六军团陷入湘、桂、黔三省军阀24个团的包围之中。这次失利的原因是红军指挥员的麻痹大意，萧克说：“我们以为广西军在我们南面，没有预计要遭遇廖磊，因之也没有作战预案。前卫部队遇到邮差，说前面没有敌人。结果邮差刚走，战斗就打响了。”

在艰苦的长征中，这个小女孩被大家轮流背着抱着，通过封锁线时，妈妈怕她啼哭暴露目标，把她的嘴紧紧堵住，憋得她出不来气。一次战斗中，贺龙骑着战马，怀抱女儿奋力突围。突出去后，才发觉孩子不知何时从怀里被颠出去了。急忙回去寻找，发现她被一个老乡拾到，抱在手上。过草地时，饭都没得吃，更不要说奶了，孩子靠妈妈喂面糊糊，顽强地活下来。到陕北时，孩子才满周岁。她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一个奇迹，也是长征中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生下来就历经磨难的女孩，后来继承父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红军总部为什么要二、六军团北上呢？张国焘开始是不积极的。朱德回忆说：“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过江不过江不是个人决定，要以敌人的力量来决定。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这里阴差阳错的把团结搞起来的。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在会合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

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军委的命令是要六军团继续充当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吸引和牵制敌军，以减轻中央的压力。二、六军团领导人共同研究了电报，认为军委的命令是不适宜的，于是联名复电：

1936年2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毕节，在那里休整扩红。红军组织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当地有位开明绅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当时他年近六旬，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动荡和黑暗，报国之心一直没有实现。红军来到毕节前，国民党专员叫他一起逃跑，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门拜访，看到他家里有很多马列主义书籍，问他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周先生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也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大家问他：“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是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你赞成不赞成？”他说完全赞成。于是红军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当地的声望，振臂一呼，几天就发展了1000人，跟红军北上。到云南境内，红军前有云南军阀龙云、孙渡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军追赶。周先生与孙渡有旧，就写信给孙渡和龙云，晓以大义。龙云考虑再三，决定按兵不动，让红军北上。就是这样一位老者，凭着一颗爱国之心，与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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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传为佳话。国共合作后他也回到家乡，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战斗开始时红军处境极为不利。六军团被截成三段，前锋部队在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冲出包围，去湘西寻找贺龙部队会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和直属队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质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52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而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到的谷涧水沟通过。直到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经过这场死里逃生的战斗，到与贺龙会师时，萧克清点人数，只剩下3000多人，比从湘赣边区出发时少了一半多。

会师第二天，任弼时、萧克致电中央，汇报与贺龙会师的消息。他们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不料10月26日军委来电，反对他们合并。电报说：

这段时期，红军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道路崎岖艰险，人烟稀少。带的粮食很快吃光了，一周内没见过包谷、荞巴。山地气候变化大，忽冷忽热，部队饥寒交加，有的人就受不了，抱怨“不知要拖到哪里去”。掉队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在毕节参军的新战士开了小差。部队进了云南，打下宣威，情况才有好转。“给养也突然改善了，宣威土豪家里的火腿，除大批分给群众外，部队是吃不完的。山也低了，路也平坦宽广了，疲劳是被逐渐的消失着。”战士们的士气明显高昂起来。

薄复礼回到英国，成了新闻人物。人们对他的传奇经历极感兴趣，请他去作演讲。但是出乎意料，薄复礼对大家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活力和革命激情。”他再次回到中国传教，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对红军长征作了如实的记录。这使萧克将军深为感动，他在为薄复礼回忆录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在四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六军团可算是一支最奇特和富有传奇色彩的队伍。在近2万人的部队中，不仅有红军指战员，还有背着烟枪的新兵、国民党军的中将师长、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白发苍苍的开明绅士和不满周岁的女婴。

此后，薄复礼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红军分战利品时，也给了他一大块牛肉。行军中他的鞋坏了，吴德峰命令一个战士脱下套鞋给薄复礼，而那个战士却痛苦地赤脚走山路。后来，吴德峰还给两个传教士找了骡子骑，赎金也降到了6000元。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后，谁也没想到会走向陕北。自1935年2月接到中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后，二、六军团便与中央失去联系。到9月下旬，他们突然收到周恩来一封明码电报，询问二、六军团下落。贺龙等接到电报，既高兴又警惕。为了证实电报的真实性，他们回了一封电报作为试探。

红军一开始向东打，急行军插到湘中最富裕的新化、辰溪等地。敌人以为红军要打常德，威胁长沙，吓得湘中各县县长和土豪纷纷告急，请求调兵。蒋介石命令樊崧甫、李觉等五个纵队包围红军，二、六军团准备在晃县的便水打一仗，制止敌军的追击。但是指挥上出了岔，六军团与敌军打了一天消耗战，没通知二军团就西行了。任弼时带着军团部住在龙溪口，也不知道六军团已经走了。贺龙和关向应见六军团阵地上不响枪，估计他们走了，赶紧派部队去抢占龙溪口，才避免被敌军切断。贺龙干脆使出一计，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行军。敌军以为有埋伏，也不敢追。红军西行到贵州石阡，在那里休整。

北上会师的大计已定，二、六军团迅速从宣威北上，一路经过楚雄、祥云、鹤庆等地，1936年4月25日占领丽江，接近金沙江。这段路都是走公路，却不像走山路安全。龙云急于把红军赶出云南，几乎每天派飞机轰炸，给红军的行军造成很大麻烦。干部、战士被炸死炸伤的不少。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政治部把一些不能走的伤病员寄托在老乡家里，留下休养费和粮食。伤势不重的干部才骑马或用担架抬着走。多数伤员知道让国民党抓住不会有好结果，痛哭着不愿留下，搞得干部十分为难。急行军的疲劳和轰炸，造成伤病员数量剧增，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二、六军团会合后的一年中，形势一度发展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红军北上后，蒋介石腾出手来，调遣四个纵队围剿湘黔苏区。国民党军大筑堡垒，封锁红军的出路。湘西大小土匪也各据一方，与红军作对。红军生活越来越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贺龙、任九-九-藏-书-网弼时等决定退离湘黔苏区，到贵州中部去开辟新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红军在毕节住了二十多天，宣传抗日，扩大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很热闹。不久，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等部从几个方向压过来。贵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红军无法掌握准确的敌情，几次出击效果不大。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为了避免陷入被动，红军退出毕节，原打算向安顺方向转移。敌军又堵住前进道路，想在半路上消灭红军。任弼时回忆：“因情况变化，南进困难，改向滇东转移。”因敌军在威宁一带设防，“西南进又未成，乃被逼于毕、威道北之彝良、镇雄间狭小困难地区。在天候、给养困难情况下，敌以高度积极动作企图在该区域内消灭我军，亦为我军长征处境困难时期。”于是红军“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是，乃最后脱离黔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

战士谭尚维回忆：“吃过晚饭后，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件毛衣或一双毛袜子。这些东西对我们南方人来说都有点稀罕。有些人过去在乡下根本就没见过这样厚的毛衣或毛袜子，有人问指导员：‘这是哪里来的？’指导员说：‘这是四方面军慰劳我们的。人家怕我们到草地受冻，全军上下几天几晚没睡觉，剪羊毛、洗净，捻成细细的毛线，又一针一针织成的。’大家感动地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上脱下，脱下又穿上。从那密密的毛线里，我好像看到它渗透着四方面军同志的汗水和深情。”

从丽江到甘孜这段艰苦的行程，红二、六军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据任弼时统计，掉队、逃亡、战斗中牺牲和负伤、因病寄养和失踪的总共有7381人。除千余伤员还能跟随行军，可谓损失近半。然而最严峻的考验是爬雪山。王震回忆：“从中甸到稻城、理化、瞻化到达甘孜等县，通过三个最大的雪山。一个是从格罗湾到小中甸的大雪山（一百几十里），正是5月2日。一个是从瓮水到易窝的大雪山，约120里，是在5月12日翻过的。最后是从那坡到德窝的大雪山，150里，是在6月1日翻过的。其次还翻了许多小雪山。”

陈诚见红军进了贵州，命令湘军继续追剿。这个倒霉差事又落到第4纵队司令李觉头上。红军从根据地突围时，李觉没堵住，被记了两次大过，不敢不执行命令。他从黄平、龙里、贵阳一直跟到安顺，只休息了两天又奉命向威宁进发。红军在哪里，根本不清楚。在威宁李觉突然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十万火急电令，要他第二天黄昏前赶到七星关。李觉一看地图，足有180里地，都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时间到达。好在国民党军官都有一套应付上层瞎指挥的办法，李觉挑选100名精壮汉子，全部轻装，三分之一徒手，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纵队。背上一部小电台，预付赏金，让他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就给上司发报说他们已经占领七星关。李觉带着大部队在后面慢慢走。这一着果然灵，管他有没有红军，只要把上司糊弄过去就行了。

红军忽东忽西，变化无常，搞得国民党军惶恐不安。第3纵队司令樊崧甫奉命追剿，在湘西山区跟着红军打转。出发时长官、家属、幕僚一行十几抬轿子，在山区根本没法走。樊崧甫只好把闲杂人员和轿子都扔掉，带着部队爬山。他抱怨说：“部队从慈利到溆浦已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山径和田岸路，仗没有打，行军就累死人。坐飞机汽车的大人老爷们哪管你的死活，按照他们的愿望，下个命令限你按期到达，否则以贻误戎机论罪，直叫官兵有冤无处诉。”他怕贺龙打埋伏，不敢走山路，绕大道行军，连红军的影子也见不到。追了些日子，听说红军过了芷江，还要向西走，就请示长沙的何键、刘建绪是追堵还是送行。何、刘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能把红军赶出湖南就行。樊崧甫跟在红军后面，既不紧追，也不打，保持一定距离，让红军从容西进。

红军进了云南，吓坏了土皇帝龙云。蒋介石正好乘机把他攥在手心里。表面上把追堵红军的中央军交给龙云指挥，打破了龙云独霸云南的局面。第3纵队司令孙渡跟着红军到了宣威，收到红军转来周素园先生的信。他把信转交龙云，心照不宣，有意保持距离，不和红军死拼。一天，下边说在宣威郊外虎头山与红军交火，孙渡赶到前沿，“看到实际战斗情况并不象我想象中的激烈。第1旅所占的山麓及附近凹道里有密集的部队在休息的模样。我问旅长刘正富，那是不是我们的队伍？他说那就是红军。他并指着稍远山腹上搭有帐篷的地方，说那也是红军。我当即面嘱他说：对红军作战要稳扎稳打，情况摸不透，切勿轻举妄动”。夜里枪声密集，孙渡以为红军要进攻，紧张万分。天明一看，红军已经转移了。红军过了普渡河，孙渡的部队才磨磨蹭蹭地赶到。

第二天他们就收到红军总部的密码回电：

半个世纪后，当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北京采访萧克将军，谈起长征中的这一夜，萧克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32开本，只能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不久，贺龙、萧克喜结良缘。他俩娶的是一对姊妹花，贺龙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萧克的妻子是ｗwｗ.９9ｌｉb.nｅｔ妹妹蹇先佛。蹇氏姐妹读过中学，是军中少有的才女。蹇先任教贺龙学文化，号称“蹇先生”。1935年11月，蹇先任生了一个女儿。贺龙正好在前方打了个大胜仗，听到王震传达的喜报，非常高兴，就给女儿起名“捷生”。不久，根据地遭到敌军围剿，形势紧张，红军准备转到外线作战。贺龙想把孩子寄养在一个亲戚家。他背着孩子骑马走了几十里，发现亲戚家房门紧锁，早已不知去向。于是贺龙决定带孩子出征。一路上，这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薄复礼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长征前夕，当人们为生存而英勇奋斗的时候，一个女婴在这支队伍中诞生了。贺龙将军抱着孩子，那么亲切，那么和气，就像孩子的妈妈一样，充满了柔情。”当战士们发现薄复礼会织毛衣，“贺龙叫传令兵给我送来一团质量很好的毛线，上面还有德国商标。我想，这可能是从教会驻地抢来的战利品。毛线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黑的、绿的、紫的、棕的、白的，色彩纷呈。他们还给了一件中国式的小风衣作参考，我自己又设计了一些样式，用各种颜色把它配起来。”薄复礼连夜赶织，接近完工时他自己却病倒了。这件毛衣是否穿到小捷生身上，他自己也不清楚。

红二、六军团是由在湘鄂苏区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部队——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组成的。虽然他们是最后北上的一支红军大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六军团就已经踏上了征途。

红四方面军自1936年3月到达道孚、甘孜、炉霍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一方面因为南下苦战，部队需要休整，更主要的原因是等待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

1936年6月3日，六军团的先头部队16师与四方面军的32军在理化（今四川理塘）南甲洼会师。6月27日，萧克、王震率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7月1日，贺龙、任弼时在甘孜绒坝岔会见朱德、张国焘。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实现会师，这是长征中的又一个节日。在甘孜的山坡上召开了欢迎大会，口号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的藏族男女令二、六军团战士大开眼界，李伯钊率领的红军文工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二、六军团的同志经历了半年多的艰苦转战，这是第一次安心坐下来观看演出。

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在宣威以北接到红军总部电报，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月×日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川滇边行动亦好。”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了情况，任弼时认为：“因军委无肯定指示，我们不知是因为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贺龙的意思是“这里也可以活，那里也可以生存”。王震回忆：“我们到云南时没有过江的意图，还想打回去。当时任弼时提出一个问题：在太平天国时石达开的失败，现在蒋介石又说中央红军走那条路，会全军覆没。我们怀疑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过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不到贵州去。我们当时不知道过江后还要过雪山草地，如果知道是不会过的。”萧克回忆：“在盘县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对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黔滇边站住脚。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是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县境内行军时，突然遇到一位外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他是英国出生的瑞士人，虔诚的新教徒。怀着美好的理想，他自愿远渡重洋，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贵州传教。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薄复礼，取孔子“克己复礼”的典故。这些虔诚的传教士以其宗教热情，居然遍布中国最荒凉的角落，真是令人吃惊。这天，薄复礼和妻子参加了一个宗教仪式，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与红军不期而遇，当了俘虏。

在教会同仁的奔走努力下，一部分赎金送来了。红军决定释放年龄较大的海曼，押着薄复礼继续行军。这样，薄复礼随红二、六军团共同长征，横穿了整个贵州，进入云南。1935年3月21日，当红军行进到距昆明仅数十里时，薄复礼突然被萧克召去，他被告知：红军决定释放他。在送别他的晚宴上，王震对他说：“你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已经看到，我们对穷人是多么的好。我们不是土匪，这是敌人的诬蔑。”萧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是不准用上帝去麻醉学生。第二天一早，红军就出发了。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在红军中度过的18个月俘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