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在会宁城内的文庙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一、四方面军各派出一部分队伍参加。会场上歌声嘹亮，四方面军拿出了早在8月就写好的《庆祝一、四方面军大会合战士讲话大纲》，表达他们真挚的感情：

会议紧张进行中，9月19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和盘托出中央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计划。使朱德、陈昌浩坚定了北上会合的决心。电报说：

双方来回打了一整天电报，到晚间22时，张国焘告诉中央，四方面军已经按西渡计划行动了。“我们一个月内能在靖远附近会合，请善解释，决不可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

获悉中央的态度，徐向前等虽知与胡宗南作战无必胜把握，但还准备硬着头皮干。张国焘却心存疑虑，迟迟不表态。他考虑到各种因素：打胡宗南胜了还好办，如果败了，四方面军向何处去？9月4日中央向他通报陕北情况说：“各县论地形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行动。人口总数只有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中央说的是实话，看来四方面军也不好生存。这使张国焘考虑与中央是会合好，还是不会合好？与其到陕北去继续挨饿，还不如自己在甘南或河西另搞一片根据地。而朱德、任弼时与陈昌浩等多数领导人都急切盼望与中央会合，这就掀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真是无巧不成书，1935年的9月，张国焘因为过不去噶曲河，决定南下，造成了一、四方面军的分裂。1936年的9月，张国焘又因为过不了洮河，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一场再次分裂的危险，就因为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而化解了。

朱德当天回电，同意中央计划，四方面军将按中央指示，向静宁、会宁前进。朱德当即作了布置，与陈昌浩等制定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张国焘也签了字。当总部将命令通知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和各部队时，张国焘突然变卦，又命令部队西进，自己也离开了方面军总部到河对岸的供给部去了。这下引起群情激愤，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都大为不满。陈昌浩以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要部队原地待命，不得西进。张国焘得知后，在9月20日深夜赶回方面军总部，与陈昌浩大吵一场。陈昌浩回忆当时的经过说：

从9月30日起，四方面军分成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向通渭、会宁、静宁前进。一方面军部队则于10月2日攻占会宁城。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4军10师在会宁界石铺与一方面军的一军团1师会合。喜讯传来，四方面军总部加快步伐，于9日到达会宁。徐向前见到了前来迎接的陈赓师长。老友重逢，格外激动。红军干部战士们纷纷抛下武器，悲喜交集地互相拥抱起来。有的手挽手在一起交谈，急切地询问其他战友的下落。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谁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平息了两广军阀的内乱，将主力胡宗南的1军迅速调遣北上，前往西北兰州。此时一、四方面军尚未会合，如何对付胡宗南？如何打通国际路线？都需要重新安排。9月13日，张国焘、朱德、陈昌浩等致电中央，提出一个一、四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南北夹击胡宗南的计划。但是中央的回答是要四方面军主力在静宁、会宁地区的西兰大道上与胡宗南决战，而一方面军主力在未消灭宁夏马鸿逵部前不宜离开陕甘边区南下作战，必要时可以一个军协助。

27日，中央发了一封长电，以强硬的语气说明中央的立场：“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炳文）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因此，中央要求张国焘依照9月18日朱德等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行动，尽快北上会师。

张国焘这一哭，大家反而同情他了。徐向前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国焘闹，是想取而代之，当四方面军领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谁也没说不想与中央会合，就是不愿意四方面军发生分裂。看到军事指挥员们都服从他，“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九九藏书网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徐向前觉得从军事观点看来，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表示同意，并拟订了新的行动计划。以一个军从循化一带渡河，抢占永登地区作为立脚点；以两个军吸引和牵制马步芳、胡宗南；然后三个军再渡河北上，出靖远、中卫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部署既定，张国焘一方面电告朱德、陈昌浩，一方面调动部队，准备渡河。

张国焘战胜了陈昌浩，在9月22日与徐向前三人致电中共中央，通报四方面军准备渡河西进的计划。电报中说他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占领宁夏和甘肃北部，会合一方面军的计划。但是考虑到“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而且“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基于上述理由，四方面军决定西渡黄河，“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主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形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

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提出了下一步的战略计划。电报中说：“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具体部署是：1．以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宁夏，其余保卫苏区。2．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占领青海一部，再向甘、凉、肃州前进。3．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几块苏区的联系。如果这些做不到，就只好向黄河以东发展。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如果放弃向河西发展的计划，将是很不利的。因为：“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战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上发生冲突。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总而言之，中央此时将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所以无论西进新疆还是北进宁夏，都不失为退身之计。

不但没地方住，钱也越来越紧张。陕北到处穷乡僻壤，苏区被敌军四面包围，再去山西已经不可能。东征筹来的款子越吃越少。虽然南面东北军给红军留了一条通道可以流通物资，但是红军没钱买东西。叶剑英和刘鼎当时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去信叮嘱：“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为了维持红军经费，有的部队为筹款闹出不少事来。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引起苏区百姓混乱，8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训令，严肃批评筹款中违反纪律的错误倾向。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朱德、陈昌浩大吃一惊。陈昌浩立刻骑马飞奔漳县，希望挽回局面。朱德这位一向忠厚温和的总司令发了大火，立即电告中央和二方面军领导人：

这些指示当然张国焘是不会知道的。会合后，他确实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待中央的处置。会师第二天，10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张国焘见中央没有夺去他的职务，不禁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舒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

22日早上，陈昌浩赶到漳县红军指挥部时，发现他已经处于孤立地位。这边的人都站到张国焘一边，同意渡河西进，再行北上。陈昌浩只得少数服从多数，不再坚持原来的计划。待朱德等人到达漳县，发现陈昌浩也变了。这样，岷州会议的决议，被张国焘一场地震推翻了。没有办法，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又是中共西北局书记，他有最后决定之权。但是朱德还是表示了他的抗争，一连几天，他都没有签署电报。

1936年7月初，中央机关各部门和红军大学陆续到达保安。王平回忆：“这里地瘠人稀，极端贫困。保安说是个县城，却只有百把人口，县政府是一个破窑洞，县衙内只有四、五个人，除了县长，有一个收发兼秘书，一个伙夫，还有一两个干杂事的人。站在保安高处四看，一望无际的高原上点缀着几座破庙和屈指可数的破窑洞，以及夏季仅有的星星点点的绿团，真是名副其实的穷窝窝。红军大学来到了保安，首先清理废弃的破窑洞安排好宿舍和课堂。窑洞连门板都没有，门口挂个草帘子。这地方人贫狼恶，饿狼经常在夜间跑到村子里找食吃。我们睡觉时人人枕头旁边都放一根棍子，门口搁个凳子和洋磁盆。狼进来碰倒磁盆，我们听见响声，就起来打狼。”可见日子是何等的艰苦。

老天爷好像成心和四方面军作对。徐向前率先头部队西进到临洮，来到洮河岸边，询问老乡。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向前派人侦查渡河情况，因为没有渡船，几次试渡人都被冲走了。按这样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大部队渡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徐向前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这时正值中央27日来电反对西渡。张国焘只好召集会议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放弃西行计划，按原静、会战役计划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当晚20时，朱、张、徐、陈致电4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下达北进命令：

陈昌浩以为他回去睡觉，也没拦他。谁知张国焘根本没睡觉，而是连夜骑马到了漳县徐向前的指挥部，说服徐向前等红军指挥员来支持他的西进计划。徐向前回忆9月21日的情况说：“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道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主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尽管好说歹说，软硬兼施，中央领导人心里明白，他们对张国焘没有什么约束力。所以一面做张国焘的工作，一面做着最坏的打算。9月24、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指出：“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对外守密）。”但是“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及满腔愤懑的心情。

中午，张、徐、陈回电坚持西进方针。电报中说：“国际对红军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请求帮助军事专家与技术人员，以及大批新式武器。据我们估计，国际的帮助现在还只是秘密的交通线，如只有定远营这一条，易遇日本特务机关和外蒙王公反动势力妨碍。遵照国际指示，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能秘密，不使日本势力阻碍。”而且，“红军集中在一块是不利的，否则不如在宽广地区互相配合行动，更为有利”。因此，张国焘重申了他们的西进计划。并强调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不便再更改。最后，张国焘作了一个让步，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建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

为使张国焘打消疑虑，前来会合。中共中央领导人在9月24日致张国焘的信中表示：“弟等与国焘间之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国焘兄对弟等有何意见，弟等均愿郑重考虑。”而对一方面军内部的指示，则是“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表示对他们信任，不宜使他们感觉不信任。要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争取，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在这封长电中，张国焘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不愿意同胡宗南打仗，在松潘时就没打赢，现在四方面军人数已减少一半，长征过草地又疲惫不堪，确实没什么战斗力了。张国焘是不会吃这个亏的。他不想同中央会合，想到甘肃北部的凉州一带去另搞一片，打通苏联。如果苏联的飞机大炮一来，四方面军就实力大增，谁也不怕了。到头来中央还得求他帮忙。

193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又经历了一次灾难。根据东北军提供的情报，国民党军队将向中央所在的瓦窑堡进攻。毛泽东意识到瓦窑堡难以坚守，通知彭德怀中央机关准备于6月15日以后陆续撤出瓦窑堡，向吴起镇方向转移。毛泽东让彭德怀派人察访洪德城和何连湾是否具备建都的条件，结果令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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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这两个地点都十分荒凉，根本不能容纳几千人的中央机关。6月21日13时，毛泽东还打电报给李富春、萧劲光，让他们到吴起镇和保安（今志丹县）探访合适的地点。14时左右，一支国民党军队出人意料地来到瓦窑堡城外。事后才知道，他们是驻榆林的国民党军86师的两个营，乘红军主力在外，后方空虚，前来偷袭。当时瓦窑堡内的守军只有阎红彦的红30军262团，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负责掩护中央机关撤离。当时中央机关是匆匆忙忙地向保安方向撤退，也顾不上什么秩序。德国人李德走了三天，才到保安与单位会合。王平当时在红军大学，他回忆国民党军袭击瓦窑堡时，“红军大学正在集合，突然子弹从空中飞过，一时搞不清情况，林彪（校长）和罗瑞卿（教育长）带着警卫部队上山掩护，红军大学从一头撤出，高双成部从另一头进入瓦窑堡”。事后清点，262团损失严重，毛泽东指示将该团缩编为两个连。

8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二、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配合东北军，完成“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任务。这时，陈昌浩率5、9军围攻岷州城，但城坚难摧，屡次不能得手。而徐向前率30军攻克了漳县，4军攻克了渭源，形成了对兰州的威胁态势。8月23日，中央又来电问张国焘：“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中、甘南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张国焘打电话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行！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西进新疆的打算。

随后，他们又电告中央和二方面军首长：

会合的热烈气氛很快过去了。双方恢复了平静。看起来大家都以礼相待，但是不像第一次会合时住在一起，行动在一起了。原来早在9月21日会合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秘密指示彭德怀：“双方下级指挥员以不相接触为适宜，聂（荣臻）应指导界石铺部队作适当处置，仅团级干部以讲和态度与接防部队首长接洽，接防后归还主力，绝对禁止任何一方面军人员自傲与不友爱举动。”所以彭德怀谨慎从事，不做过分热情表示。

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分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那时我和朱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的决定不能在半路上违反。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命令一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当时住河对岸的供给部，深夜3点多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说我无权改变他决定的西进计划。2．会合是错误的，今天的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他就痛哭起来。九九藏书网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甘孜决定的会合为什么要变呢？3．是革命形势要求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

8月中旬，二、四方面军全部通过了草地，到达包座。下一步向何处去？也是张国焘天天考虑的问题。说实话，他是不愿意到陕北去见毛泽东的，去年9月的分裂他不会忘记。与其去陕北投奔中央，不如另搞一片根据地，毕竟红四方面军还是最强大的力量。所以，早在6月10日与二方面军会合之前，张国焘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夏、洮西北活动”的方针，实际上是想去青海。6月19日中央复电，让他出甘南。7月13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等，更具体地建议他们攻打岷州。说“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鸿逵）、打毛（炳文）、打王（均）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8月1日，获悉四方面军到达包座，中央立即打电报告诉他们甘南敌情和包座至哈达铺一带路线和沿途险要，指示他们迅速北上，到哈达铺再休息。张国焘、朱德、任弼时没有怠慢，于8月5日下达《岷洮西固战役计划》，要求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岷州、西固，二方面军在后策应，以便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会合一方面军。

9月26日又是一个严峻的日子。中央与张国焘你来我往，交换了几次意见。中央得到朱德的报告，又接到张国焘的正式通知，会合的大好形势马上又将成为泡影，怎么能不着急？26日早上，中央即致电张国焘，反对西进。

张国焘高兴的未免太早了一些。就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大家在互相问候交谈时，彭德怀悄悄找到了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动的红军文工团团长、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在1935年9月9日的那个夜晚，李伯钊因为在四方面军部队演出，没能和一方面军北上，想不到与丈夫一别就是一年多。见到彭德怀，自然悲喜交集。彭德怀严肃地对李伯钊说：“党中央想搞一份张国焘在松岗（即卓木碉）会议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你能不能找到傅钟同志，将这个记录要过来交给我。”李伯钊接受指示，很快找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说明了中央代表彭德怀的意思。傅钟表示，这个记录应当交给党中央。于是，他将黄超记录的《卓木碉会议纪要》交给李伯钊，转给了彭德怀。不久，这份绝密文件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另外，四方面军有迫击炮28门，机枪大多是四川土造，质量不好。十分之九的枪上没有刺刀，手榴弹每人平均只有1个，子弹20发。

到达会宁后，朱德、张国焘在城里设立了总指挥部，迅速与陕北中央联系，通报四方面军的详细情况。尽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时损失了近一半人马，但他们的力量仍比一方面军强大得多。根据10月16日朱、张向中央的报告，四方面军的基本实力如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调集16个师，从四面包围陕北苏区，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黄河东岸是汤恩伯的13军和阎锡山的66师、69师、101师，驻守临县、石楼、大宁、吉县等黄河渡口，堵塞红军东进山西之路。驻绥德的84师和榆林的86师堵住红军北出绥远、内蒙古的道路。在延安以南的甘泉、富县、洛川是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在庆阳、合水一带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在陕北与宁夏交界的定边、豫旺堡一带是宁夏军阀马鸿逵的新7师。另外，西北军邓宝珊的新1军于甘肃的会宁、静宁、固原一线，东北军于学忠的51军在天水、礼县一带，阻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二十多万大军分布在陕北苏区的四周，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加上陕北各地土围子里的民团土匪坚壁自守，与红军为敌，毛泽东手头仅有的2万兵力，实感势单力薄。

当时毛泽东与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住在瓦窑堡，彭德怀的野战司令部设在安边的宁条梁，准备西征夺取宁夏。形势虽然看起来很严重，值得庆幸的是距离红军最近的东北军不愿打内战。1936年4月，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到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双方开诚布公，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后，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建立了联系渠道。彭德怀与67军军长王以哲暗中来往，互通情报。东北军对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就事先与红军打好招呼，象征性地前进一步。红军的使者刘鼎等在西安设立秘密电台，向陕北通报消息。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张学良拿出钱来援助他们，表现出一个爱国者的高尚品德。

1936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军结束东征回到陕北。没过多久，在蒋介石指挥下，国民党军各路兵马又对陕北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包围，中央红军和根据地又处在新的危险之中。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行军和艰苦生活，四方面军的生活确是极其困难的。据彭德怀9月30日致毛99lib•net泽东的报告，说：“他们到甘南有相当时日，但物质问题并未解决。战士尚多穿单衣，军帽已无沿。”25日彭给毛的电报说：“四方面军物质问题异常困难，伙食钱根本没有发过。即须设法向外借款，如于一方面军开伙食费。”尽管中央指示彭德怀向四方面军慰劳了一部分粮食、棉衣和蔬菜，但只能解决一时之用。此时，四方面军却首先考虑中央的困难。10月21日，四方面军领导人把以前积蓄的财物派人送到彭德怀处。据彭致毛的电报称：“四方面军送来金子二百五十两，系首饰，金子每两值一百元。”这在当时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同时，朱德和傅钟致电徐向前、周纯全转张国焘，劝说他们改变决定

张国焘在岷州按兵不动，中央三天两头来电报催四方面军北上。于是，9月16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方面军总部召集会议商量行动方针。一连开了几天，争论不休。朱德、任弼时、陈昌浩坚持要按甘孜时商量好的既定方针办，坚决北上。张国焘则坚持西进甘南青海。任弼时与张国焘吵得很厉害，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向来说一不二，还没有人敢像任弼时这样顶张国焘。任弼时说：毛泽东是对的，我们要北上会合，不能西进。张国焘虽然处于少数，但他是红军总政委，按红军组织原则，他有最后决定之权。在阿坝时他就是这样干的，朱德也无法扭转局面。

训令指出：有些部队在筹款过程中没有执行阶级路线，“不但错把富农当地主没收了，而且侵犯中农与贫农（如环县）。对兼商人的地主，连商店部分的财产，也有意无意的没收了（如定边）。今后应严格注意纠正这些错误”。“对于地主阶级，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而愿意毁家纾难的，也应避免用没收办法。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还有的部队本位主义，筹款打埋伏，不上缴总部。中央军委训令中对这些错误行为予以严肃批评。要求大家掌握好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不能再用老一套的筹款办法行事。但是说到底，红军的经济困难还是得不到解决。

这种日子比在江西苏区时还要困难。第一，南方的生活条件比陕北要好得多。第二，当时红军力量强大。第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陕北根据地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问题，一个是争取二、四方面军早日北上会师，壮大红军力量。另一个就是安排一条退路，陕北实在待不住，就去宁夏，打通苏联。

四方面军掉头向会宁进军了，一路走得很顺利，没遇到什么战斗。相比之下，向陕、甘边界进军的红二方面军却经历了一场灾难。在哈达铺时，按照商定的计划，二方面军东出成县、徽县、两当等地，策应一、四方面军会合。当二方面军开始行动后，一、四方面军却没有动。当中央与张国焘就西进北上争论不休时，二方面军只好在徽县、两当等待命令，白白浪费了一周时间。直到四方面军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去了，二方面军才得到中央指示，于10月4日出发向隆德一带前进。这时，胡宗南、王均的部队已经从两面围攻过来。贺龙、任弼时下令急行军摆脱敌人。5日行军110里，6日行军90里，掉队的人越来越多。7日在礼县天水镇的罗家堡，红六军团的16师与国民党王均的部队遭遇，激战几个小时。因行军仓促，红军没做好战斗准备，16师被打散了。干部伤亡很大，后勤物资也几乎丢光。9日，二方面军在天水以西的洛门镇一带渡过渭河。渭河宽约200米，冬季无船，只好徒涉。过了渭河，11日到王家山，这里都是荒原开阔地，毫无隐蔽。18师的马匹暴露了目标，于是四五架敌机飞来，大肆轰炸，红军缺乏防空知识，被炸死炸伤50余人。真是悲惨极了。贺龙元帅回忆起这几天的损失，气愤地说：“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雨，徒涉，水越来越深，冲了点人去。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渭河南岸也很危险，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在）乌蒙山并不紧张，埋炮我都不准埋。到黔、大、毕那面都可以打，封锁线我们一冲就破了。要说紧张第一次是甘孜，张国焘要困死我们；第二次就是成徽两康战役。我们原来估计四方面军不会走的，那时我们给中央发了电报，早（向北）走两天就好了，不会这样狼狈，六军团也遭不到侧击。四方面军一撤走，敌人就围拢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刚出草地，部队体力都未恢复，早走两天可以少受损失，可以冲出去。”“到海原又吃了点亏，我差点被炸弹炸死。……我们走错了路，在红包子打了一仗，在××山上会到朱总。那时我们二军团掉了两个连，部队搞得稀烂，后勤都搞完了。”

这份热情洋溢的文件是四方面军政治部起草的。即使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读完后也被四方面军发自内心的感情所激动。四方面军的战士都以为，在经历了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长征后，现在他们终于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