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鼓励让他做到了这些。一度，他是一个留级两年的孩子，校方认定他大脑受损，他的同学叫他“现代原始人”；而当他突然发现学习并不那么难，有些东西还很有趣时，奇迹出现了。从八年级的第二学期起一直到高中，他都上了荣誉榜；在他上高中期间，全国荣誉协会选上了他。当他发现学习的容易和乐趣时，他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

我有一个朋友，都40岁了还一直单身，最近终于订婚了。他的未婚妻要他去学跳舞，他对我说：“上帝啊，我还学什么跳舞，从20年前开始跳舞以来，我就一直这么跳。可现在第一个给我上课的老师就说，我跳得根本不对，我必须把以前的那一套全扔掉，从头学起。这让我非常灰心，一点想学的情绪都没有了，于是，我就不去上了。

后来他又先后卖过煤，卖过咖啡，但都失败了。

“怎么会呢？戴尔，这个很简单的。”罗维尔对我说，“没什么，这很容易的。玩桥牌你只要记住并做出判断就行了，对你ｗｗｗ•９９lｉｂ•ｎｅt来说太简单了，你都写过有关记忆的文章，这很适合你的。”

罗维尔·托马斯是一位人际关系的专家，他也用了这个道理。他懂得给人信心和勇气。例如，有一次我和托马斯夫妇共度周末。那天晚上，他们请我一起玩桥牌。可我真是一点也不会玩。这东西对我来说，就像谜一样。于是，我就告诉他们，我玩不了这个。

把解决问题的信心传递给别人，让他相信这并不那么困难。曾经有一个连续两年留级的孩子，就是在这个道理的激励下，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

“教我的第二个老师就不那样说，让我比较容易接受。她说我跳的可能有点过时，可毕竟有了不错的基础，并向我保证说，只要再学一点新的东西就好了。第一位老师，老是说我错的地方，让我灰心。而第二个老师则经常赞扬我好的地方，把我的问题看得很淡，例如，她夸我的韵律感好，说我是块天生的跳舞的材料等。我现在心里清楚，我不可能成为一个ｈttｐ://wｗw.９９ｌib•nｅt真正优秀的跳舞者，可我还是喜欢第二位老师对我的方式。虽然她有可能是为了钱，我也不在乎。

说起桥牌，让我想到了艾利·库柏森，他写的有关桥牌的书籍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各地出版发行，赢得了百万册以上的销量。但他对我说过，这一切都来自一位年轻的女士的鼓励，否则他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迷上了研究收音机和电视机，他想成为一个电视机技师。对此我非常支持，并对他说，这需要先学好数学。我决定要帮他把数学学好，我给他买了包括加减乘除的四组彩色卡片，我和他一起看卡片，让大卫把正确的答案放在空白栏里，如果他搞错了，我就会告诉他对的，然后再放到相应的地方。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帮他都放对了。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让他完整正确地重放一次，并给他计时，我对他说，如果他在8分钟里能把所有的卡片都正确地放一次，那么就不用每天都做一九_九_藏_书_网次了。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他第一次用了52分钟，第二次用了48分钟，接下来是45分钟，40分钟，41分钟，对他每次的进步，我们都会庆贺。再后来他能在不到4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我打电话叫我妻子回来，我们俩抱着他跳起吉格舞来。到了月底，奇迹出现了，他正确地放完所有的卡片的时间，已经可以在8分钟以内了。我鼓励他再做，再进步。终于，他发现学习并不是那么的难，而且是有乐趣的。

那时他也玩桥牌，但他从来没想过他会把教这个作为职业。那时他玩牌的技术很差，并且非常固执，每玩一圈他都会提出疑问，玩完后还要不停地讨论，所以人们都不再愿意和他玩。

如果你对你的孩子、爱人、下属说他们在某方面很笨，缺少天赋，那么你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样会伤害他们的上进心。相反，如果你很包容地给他们鼓劲，告诉他们，你相信他们能干好，他们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样就会让他们加９9lｉb•ｎｅｔ倍努力，不断进步。

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我们课程的一位导师琼斯，讲了怎样用这个道理来改变他的儿子的事。他说：

“我想，正因为她说我天生有韵律感，现在我才有那么大的进步，这都应感谢她的鼓励，让我有信心解决我的问题。”

1922年，库柏森来到美国，他想找一份教哲学和社会学的工作，但他没找着。

于是，他的代数学习成绩不断地取得进步。不久，他惊喜地拿回了一张成绩是B的数学成绩单，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他的阅读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开始表现出绘图天赋。到了学期末，他的科学老师让他筹备参加一个展览比赛，他利用杠杆原理设计并制造了一个高难度的模型，这不仅需要绘画和动手的技巧，而且还要用数学、物理上的知识。在这个展览上，他成为学校科学展览比赛的第一名，因此，他又参加了辛辛那提市科学展览的比赛，并且他成为全市第三名。

后来他遇到了约瑟芬·迪伦，她是一九*九*藏*书*网位美丽的桥牌教师。他们相爱了，并且结了婚。她发现他总是非常用心地研究他的牌，于是，她对他说，他在桥牌上有未被挖掘的天赋。这使他把桥牌作为职业。

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坐到了牌桌前。我从托马斯的话中找到了信心，我觉得桥牌并不难。

我15岁的儿子大卫，在1970年到辛辛那提来和我一起生活。他过去很不幸。他在1958年的一次车祸中头部受伤，做了手术，这使他的额头上多了一个难看的疤痕。我和他母亲在1960年离了婚，他妈妈把他带到了德州的达拉斯。15岁以前，他都是在达拉斯的特别班里上课，他在学习上有些迟钝。可能是被看到疤的原因，校方认为他的大脑受过伤害，有障碍。他留级了两次，所以他现在才上七年级，可他还背不了乘法口诀，他用手指数数，也不能流利地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