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脸倏地红了，挺恼地说：“你别恶语伤人！”

担架后跟随着苏联村庄里的许多男人和女人。

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神圣的国土受到侵犯，我会像法国女民族英雄贞德一样，为捍卫我们的疆土和人民去奋勇杀敌。

“先别走。”姚医生叫住他，问，“你想不想戒酒？”

刘栓心虚地走到了他跟前。

他却微微笑了一下，对我低声说：“母子平安。替我记在笔记本上——奥丽娅·肖尔金娜。黄头发，蓝眼睛，一个漂亮的女孩，将来准是个迷人的姑娘……”

我立刻摇头：“从来没听说过！”

那一年我十七岁，是个AB血型的姑娘。这种血型的姑娘，一般都不太明白如何才会讨人喜欢。遗憾得很，我属“一般”之列。幸亏长得还算清丽文秀，使我内心常保持着一种潜存的自慰。我企图逃避“上山下乡”运动，最终乖乖“就范”。怀着对现实的幼稚的挑战，与几个男女同学来到那个紧靠黑龙江边的村庄插队落户。到时天已完全黑了，从远处望见一片橘黄的灯光，以为它很大。马车进村后才知道，半数灯光闪耀在江那边儿。

他真以为我没听见他的话，也不再重复，用一只手臂轻轻揽住了我的腰。

他脸色顿变，将我推出门外，从外面带上门，用那苏联老母亲在屋里完全听得到的声音对我吼：“你疯了？！你根本不应该带她到我这里来！你应该告诉她，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们的医生今天不在！……”

我有点怜悯他们了，更准确地说，是怜悯那孩子。孩子的嗓子都哭哑了。

“你……你混蛋！”

刘栓一下抬起头，问：“能请得来么？”

“往这边跑！傻娘们，往我们这边跑哇！”我们队长连连跺脚，扯着嗓子朝那女人大喊。

然而他并没有立刻向公社汇报。

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是错了。

“我可预先告诉你刘栓，”姚医生板起脸说，“你服了我的药汤，如果今后再喝一口酒，药力和酒力互相发生反应，就会生癌！到那时，你可别诬陷我坑害了你！”说罢，收拾好医药箱，匆匆走了。

他住在卫生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内，左壁是注射室，右壁是药房。他住的小屋又兼作诊断室。我曾来开过几次药，那小屋给我留下良好印象，清洁、规整，一切都摆放得有条不紊。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白纸，上书“禁止吸烟”四个墨字，魏体，笔力挺雄浑，挺苍劲。他爱好书法。

“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头也不抬地回答，继续往旅行包里塞衣服。旅行包塞得太鼓了，我帮他拉上拉链。

“是你……”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我。

却不是他，一个扎头巾的很胖的女人一步跨了进来，仿佛唯恐动作迟缓，就会被我拒之门外。

刘栓用讨好的口气对他的女人说：“你跟医生好好学着点，就是这么哄孩子才行！”

两行脚印通向江边。

我眼中涌出了泪水。我被这首歌所感动。我被在这个夜晚，我与他共同度过的这个时刻所感动。几天后，他就将离开这里了。也许，我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这位“大插兄”。他曾给予过我们许多关心，许多帮助，许多快乐……

据我所知，在边防日志上，那一天是这样记载的——中苏双方，进行了一次非军事内容会晤。时间，三点四十二分至三点五十三分……

一定是他来正式向我告别！

他回头看了女伴们一眼，有些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不唱了啊？”

“你？……”

他坐在了我身旁，从我手中拿过鞭子，往老牛屁股上抽了两鞭子，老牛颠颠地跑了起来。

我猛转身跑了。

他却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说：“有件东西，我想请你替我保存。”语调那么轻，又那么郑重。

刘栓红了脸，吭吭哧哧地说：“我……不会唱呀……”

我既不忍目睹惨事发生，也不忍无能为力地掉头而去。我完全呆住了，被这种情形吓傻了。

他说：“是啊，好人有时也难免做缺德事。”与我并肩默默走了一会儿，又说，“你可不能泄露我的天机啊！”

我觉得昨天晚上他对我说的那许多诗一般的话，永远不会再使我的心灵受到丝毫感动了。我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被诗一样的语言所蛊惑，再也不要轻信能说诗一样的语言的男人。

“东边儿江汊子里。”

冰封的黑龙江也是那般寂寞和宁静。面对白色会令人停止思维，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偶尔有他们的爬犁或我们的爬犁从江上驰过，像一幅无声影片的朦胧画面，在我眼前化出化入。

姚医生对我们倒非常友好，俨然以“大插兄”自居，常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来，来时总带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和我们一块儿唱歌……

我冷笑着说：“你喜欢他，我可不喜欢他！你护着他，我今后偏要同他处处作对！”

“没，没哩！……”刘栓不自然地打着哈哈。

于是，他轻轻拉起了手风琴，低声唱道：

他一句话不说，也不理刘栓，打开医药箱，装上预先消过毒的针头，抽了药，就给孩子扎针。

卫生所门上的锁和越过江面的脚印，一小时后就被许多人发现了。全村大哗，空前骚动。

第三页，依然是……

西北风由呼啸而转为嚎叫，似巨大的鸟羽扑打着窗子。又是一阵狺狺的狗叫声，像醉汉的笑。西北风攫住这令人发悸的声音，将它挟卷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扑到担架前，俯身注视着他，只是流泪，说不出话来。

他望了我一会儿，很识趣地下了爬犁，对女伴们说：“真遗憾，我们愉快的旅途太短暂了！”他绑上滑雪板，又看了我一眼，飞快地滑走了。

他扭头对女伴们大声说：“姑娘们，你们听到这位小姐的预言了吗？”

倘若他这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够谦虚。他仿佛认为他所受的一切尊敬和爱，都是当之无愧的。从没表示过半点“接受再教育”者的恭顺样子。却处处地、经常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种种“再教育”。而他们非常大度地容忍了他这个缺点，不甚计较。我们在村里“安家落户”一段日子后，进一步考察出，村民们对于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过分恭恭敬敬的“接受再教育者”，反而印象并不怎么好。我们中的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儿子，对每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村人，不分男女，一律低眉顺眼，不敢高声说话，恭敬得几乎到了信徒对神父的地步。那在他是很虔诚的，因为他自觉背着一个“臭老九”子女的包袱。我们听到村人们背后议论他：“那孩子，怎么那样假酸捏醋的啊！真叫人受不了。”我们就启发他，教他和我们一样，如何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我找到了一件足以驱除内心孤独和寂寞的事情去做。那一整天，我都在宿舍里认认真真地备课。我暗暗发誓，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我摆脱了他揽在我腰间的手臂，故意用淡漠的口吻说：“不听好人言，吃苦在眼前。”

他立刻勒住牛缰绳，用一种很不寻常的目光望着我。

突然，从江那边传来一阵女人的恐惧的喊叫声。

啪！……他狠狠打了刘栓一耳光。然后猛转身，扬长而去……

队长不得不违心地派人向公社汇报。

第二天早晨，姚医生到县里托运行李去了。下午，有人告诉我他回来了。我想再去看他，我觉得自己内心还有许多话，许多重要的话没对他说。但我知道，他几乎需要和全村的每一家每一户告别，就打消了念头。全村人都99liｂ•ｎｅｔ对他依依不舍。他的感情，是分赠给全村人的。我已获得一个小份，很珍贵的一小份，我应该知足了。人不能太自私。

许多人都来到江边。有人一直站到中午。只要他早些从江那边过来，就意味着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我相信，不会有一个人对外村人去多嘴多舌地讲这件事。包括本村的孩子们。

爬犁很窄，他又坐在我和另一个姑娘之间，倒挺自在挺舒服的。我却得搂着他的滑雪板，而且身旁身后都没有女伴可靠，要靠着谁，就只有往他身上靠。我怎么能当着几个女伴的面往他身上靠呢？我随时会滚落下去。

“不会唱，还不会哼？”

“刘栓，你过来。”他冷冷地看着刘栓。

我爬起来，在油灯下给我的同学们写信，将我这些冲动的情感与思想在纸上尽情发挥。

赵秀梅——女……

一个姑娘埋怨我：“你今天吃火药了？他不过就跟你开句玩笑嘛！你搞得人家有多难堪！”

“仁慈的上帝啊，博爱的大地之母，怜悯我们吧，我们的孩子整夜啼哭不眠，品格高尚的男人们和心肠善良的女人们啊，请为我们祈祷吧，祈祷我们的孩子睡眠安稳。上帝将怜悯我们，上帝也将赐福你们！”

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姑娘，上帝在看着你……”泪水淌在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那是一张慈祥的老母亲的脸。焦急和希望，使这张脸上呈现着一种令人无比怜悯无比同情的人性的力量。

晚上，我来到卫生所。在那几天里，我曾多次想找姚医生交谈些什么。哪怕什么也不交谈，就是听他唱支歌或拉段手风琴。我忍受孤独和寂寞的能力已达到了极限。自从那次我认为他当着我的女伴们嘲讽了我之后，再也没理睬过他。他也再没接近过我。好像只要我不主动与他和解，他就决不对我表示任何关心似的。但我却多么希望从他这位“大插兄”那里获得一些感情上和心灵上的安慰啊！孤独和寂寞深深地折磨着我，到头来我战胜了我那过分乖张的自尊。

那男人高举镰刀，只差几步就要砍到她了。

“再打你一顿我也不解气的！”他口气生硬地说，推开刘栓的头，从女人怀中抱过孩子，来回踱着，轻轻拍哄，一边低声唱：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又深深自责起来。

我本能地跳下炕，蹬上鞋，顾不得系好鞋带，就跑到了外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真的，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即使江那边有一个凶恶而残忍的杀人狂，我也不会受到丝毫伤害。无须谁来保护，也无须担心毫无自卫能力。江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我不跨过它，我的生命就绝对安全。我是被极大的好奇心促使才跑出去的，想知道他们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家人打架？还是邻人斗殴？有热闹可瞧，就瞧瞧热闹，消除一些郁闷。

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问：“为什么？”

他即将离开这个村庄的呵……

我去找他，要向他表示忏悔，请求原谅。

我意识到自己是做了件蠢事。

“往哪边儿去？”

我说：“‘大插兄’，滑雪多神气呀，何必搭我们的牛爬犁呢？慢慢腾腾的。”

我问：“‘大插兄’，你给他服的药汤，果真有那么厉害吗？”

我不是演员。

队长来找我，劈头就问：“你见到姚医生了么？”

不知为什么，女伴们都不唱歌了。好像坐了一爬犁哑巴似的。

再说我当的又是一位什么样的教师啊！在我教的那三十五个孩子中，居然就分成一、二、三、四年级。上午给一、二年级上课，下午给三、四年级上课。在空荡而寒冷的大教室里，同时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得有导演的才干。给这一年级学生讲语文课时，预先给那一年级的学生布置半堂课能做完的算术作业。讲半堂语文课，就不得不转移思维，再开始给另一年级学生讲算术。讲语文课时，另一年级学生往往并不埋头认真完成算术作业，而是公然地听我朗读课文，公然对那些被我叫到黑板前默写生字而又写不出来的学生表示讥笑甚至幸灾乐祸。而当我开始给低年级学生讲算术新课或进行课堂考试时，高年级学生又会暗暗给低年级学生传纸条，或者张口替他们回答。并且因为有机会炫耀自己比低年级学生头脑聪明而得意洋洋。这种情况常常使我顾此失彼。在这种顾此失彼的状态中，我还一刻也不能忘了教室里那只大铁炉子。隔会儿，有时在讲半句话的时刻，就不得不去捅捅炉子，添几块木柴。炉火一旦灭了，我和学生们就得一块儿挨冻。

他说：“有机会能和姑娘们坐在一辆爬犁上，那就只有傻小子才会觉得滑雪更神气了！”

我礼貌地敲了敲门，听到说“请进”，才迟缓地推门进入。

一种预感使我内心极度慌乱。

军人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军人有军人的思维，他们的思维是另一个世界，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他们那个世界的。无论是我们的百姓还是他们的百姓。

队长问姚医生：“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还告诉他们，姚医生有一个怎样的笔记本，以及他对我的嘱托……

西北风更猛了，像一万个醉汉在吹口哨。

他抬头看着我，那目光是奇特的。

他瞪了刘栓一眼，说：“哪条法律规定，哄孩子只是女人的事？”又转身问我：“你听到过这么一条法律么？”

那天晚上，我在刘栓家给他的大孩子补课。他那小孩子哇哇啼哭，两口子怎么也哄不好。

刘栓侧脸探过头去，低声下气地说：“给你打吧！”

我倏地站了起来。

我轻轻翻开它，见第一页上，庄重的字体写着一串姓名：王涛——男，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三十二分出生，身长五十二厘米，体重八斤。先天发育良好。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我从来也没有觉得那么孤独过。这咄咄逼人的孤独感，将沉重的寂寞压迫到心灵的死角了。

我们又笑。队长也笑。

西北风在外面呼啸。井台上枯朽的吊杆，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两国的百姓，站在江界线上，沉默地对望着。

我们村里的许多人也都跑到江边来了。他们与我一样，只能替那女人提心吊胆地隔江观望而已。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们，一个个都吓得屏息敛气，神惊色惧。男人们则齐声呐喊，企图用恐吓声制止那疯狂的追杀者，并用雪团冰块抛打他。几名苏联士兵也从他们哨所那边跑了过来，加入对追杀者的围拦堵截。但他们来得太晚，那可怜的女人已眼看就要被追赶上了。

“不，是没想到。”见我局促地站在门旁，他立刻将旅行包从床上提到桌上，用一种客客气气的语调说，“你先请坐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收拾好。”

我冷冷地对他说：“你再拿我开心，我就往你脸上啐唾沫！”

江对岸传来一阵狺狺的狗吠。我们村子里的狗也叫了起来。

他头缠药纱布，脸色苍白，看样子伤得很重。

理性有时竟使人批判自己内心里最最真实的东西。

他的话中，明显地包含着对我的暗讽。我感到委屈极了，也很生气，眼泪差点儿都涌了出来。

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村和他们村的小学校、卫生所，都一字排开建在江边。都是红砖结构，外观一模一样。它们是过去年代的产物。两村学校和卫生所用掉的几十万块砖，是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砖窑里烧出来的，也都是我们的人一砖一瓦建盖的。他们送九九藏书给我们两条机动渔船表示酬谢。这段友好时期的历史，是我们与村人们闲谈时了解到的。了解到这段历史，对我们这几个插队知识青年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与当地的人们相比，我们更尊重现实。现实是——距离我们和他们双方的卫生所五百余米处，隔江对峙着他们和我们的哨所。他们的哨所刷成深绿色。我们的哨所也刷成深绿色。驻守他们哨所的，是正规边防军。驻守我们哨所的，是基干民兵。两个哨所，与双方的卫生所和小学校相向并列江边，意味着历史严峻的延续。我们面对着历史，也面对着现实，历史有时就变得暗淡无光了。他们送给我们的那两条机动渔船，一条，已经破损得不能下水了；另一条几经维修，开江后还准备用来捕鱼。其实它已很少保留原部件，船体的五分之四由新木料替换了，连外形也分明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完全是另一条船了。但旧的苏联造马达却没被沉入江底，废物利用，放在小学校操场上，成了孩子们喜爱鼓捣着玩的东西。

“不，不，你……出去！”我打开了门。

我不再理她，也不再坐到爬犁上，大步向前走去。

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靠在他身上了。我暗想，女伴们回去后一定会大大取笑我一番的。又对自己说：“管她们取笑不取笑呢，我可不愿从爬犁上掉下去，在深雪中打滚。”当时他就是吻我一下，我也不会真生气的。只要别吻得太粗鲁，要轻轻的，温柔的……

我低下头，用更细小的声音回答：“不管你唱什么，我都愿意听。”

公社决定，将我和另外几名小学教师召集在一起，到县里唯一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接受培训。

“等等！”他叫住了我。

我说：“你应该明白。”

我故作镇定地回答：“见到了呀，他对我说，他要到东村去向人告别。”

我把她带到了姚医生那里。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受思想的主宰，只听凭心灵的支配。

我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我们听罢，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连刘栓也嘿嘿笑起来。

他情绪兴奋起来，双目闪耀着光彩。

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说：“你这人真缺德！”

“正好，我要去东村，搭你们一段爬犁吧！”他蹲下身，解滑雪板。

扎针后，孩子哭得更凶了。

某种好奇心只能使人感到自己卑俗。

刘栓回答：“想倒是想啊，可戒不了哇……”

谁如果将这种场面当成热闹看，谁的灵魂中就丧失了全部的天良和人性。谁如果面对这种场面能掉头而去，谁就一定心如铁石。

就在那时，对方的哨所升起了会晤旗。他是被两名苏联边防士兵用担架抬过来的。

眼泪从我眼中渐渐流了出来……

我不得不道出实情，并说：“队长，是我把那个苏联女人带到他那里去的，要惩办，就惩办我吧，千万别惩办姚医生！”

“有什么好笑的？”姚医生却倏地变了脸。

刘栓可是个“无懈可击”的贫农。

他走到车门旁，回头望了我一眼。

一场边境风波总算平息。

刘栓迫不得已，只好违心接过保温杯，一扬脖子，像大伏天喝凉水似的，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

两边的人都奔跑到一起了，我们的几个男人和他们的几个男人，一块儿制服了那个手握镰刀的追杀者。

不知为什么，我想哭。我怕会当着他的面情不自禁地哭了，就站起来，轻声说：“我走了！”说罢，立刻低着头朝外走。

队长做主，“赐”给他一匹好马。那是一匹菊花青色的儿马。当地的马，都是苏联马与中国马杂交的后代，既有中国马的温良性情，也有苏联马优美而高贵的体态。长腿，长腰，长耳。如果头生叉角，特像驯鹿。他请村里一位“大嫂”按照他自己设计的衣样，裁做了两套紧身衣裤。一套春秋穿，一套夏季穿。除了冬季，他就穿着黑色或白色的紧身衣裤，在这一带村庄之间驰来奔去。他是个好骑手，骑姿潇洒极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如此这般，当地民众肯定会按照当地惩罚“纨绔子弟”的传统做法，将这个人衣服裤子上刷遍面汤，贴满鸡、鸭、鹅毛，游村示众。对他，却非但不加丝毫指责，反而都挺为之自豪地说：“瞧咱们姚医生，多神气！”这使我们无不嫉妒。怀疑他靠什么狡猾而高明的手段，才将贫下中农们迷惑了的。我们几个“插姊插妹”对他的嫉妒，总不免掺杂别的成分。我们姑娘间都不愿彼此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

“不，不，你说的……真好，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你可笑，真的！”

我的许多在别处插队的同学，来信中常常谈论战争。他们谈论战争的词句，如同少男少女们谈论郊游和野营计划。他们都自信在战争中会成为英雄。他们都希望在枪林弹雨中建树功勋，在炮火硝烟中获得荣誉。谈到“牺牲”，他们轻松地说：“人固有一死嘛！”他们甚至是在期待着战争。不，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怀着莫大的希望，准备勇敢地跳上人类的流血话剧的舞台之上，或者胸前挂满勋章骄傲地谢幕，从此与“插队知青”的命运一刀两断。

我忧郁地瞧着他，摇了摇头。

我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我生平第一遭被人如此训斥。我呆呆地望着他，眼中渐渐涌出了泪水。

天黑不久，我听到了轻轻的敲窗声。

我们也是受到姚医生启发的。他不论跨进哪家门槛，赶上饭，便盘腿，往炕头一坐，回到自己家里似的，饱吃一顿。有时甚至进门就嚷：“嫂子在家吗？我替你看孩子，你给我做顿好吃的吧！这几天食欲不佳，体内缺‘卡’了！”

他微笑了，说：“这是我建立的一份特殊档案。我来到这个地方三年多了，在这一带八九个村子里，接生了十七个孩子。我知道，你们这些小‘插弟插妹’曾背后议论过我，不理解我为什么来到如此落后偏远的地方，还会天天那么高兴？这十七个孩子的出生，就是令我感到高兴和自豪的理由啊！人，在一切物质之中，又在一切物质之上。人，这是所有文字中最崇高的一个字啊！……”

“唱歌？对。对！此时此刻，为什么不唱歌呢？”于是他从墙上摘下了手风琴。

我顺着脚印跑到江边——两行脚印越过江面，通向对岸的村庄。我久久地呆呆地站立在江边……

“瞧，这就是他们那边当年送给我们的船。”不少村人提起当年事，都免不了领我们去看一遭那条船。如同向我们展示一件本村的文物。他们还会以强调的口吻对我们说：“它原先就是白色的。”好像认为它原先是白色的，便应该永远是白色的。我们只是看看、听听而已。对它原先是什么颜色的，今后是否会被永远保持原先的颜色，半点都不感兴趣。倒是他们那种古怪的心理，使我们非常诧异他们不厌其烦地维修的是一条船，也是在缅怀一段沉淀在他们记忆中的历史。一段恍如昨日的历史。他们分明是在固执地、含蓄地向我们也向现实申诉着什么。而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现实，便适应什么样的现实。也许因为他们居住在黑龙江边上的缘故？也许还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居住在黑龙江边上？我们毕竟和过去的历史没发生过任何牵连。

我早已无心再给我的学生补课，也告辞了，出门紧走几步赶上他。

那女人讷讷地说：“姚所长，你要是还没消气，就再打刘栓一顿……”

我是该挨一记狠狠的耳光。

第二天，苏联那边的哨所升起了语旗，要求与我们会晤。我们的民兵没有拒绝。会晤时，他们那几个驻守哨所的边防士兵向我们提出严正抗议——认为这是边境挑衅事件。

也许那女人能听懂中国话？也许对死的恐惧将她意识中的“国界”两字早已抹掉？

“这里人们不是都很尊敬你吗？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去当军医呢？”我的语调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几分挽留的意思。

“刘栓，我没篡改原意吧？”姚医生一本正经地问。

他被搀扶着向吉普车缓缓走去。

“不欢迎？……”我低声说。

被称作“嫂子”的女人，虽然绝对不晓得什么叫“卡”，但却会很慷慨地将鱼、肉、鸡、蛋，凡属好吃的，统统做了给他端上桌子。看来他对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个中道理，深通谙达。

我恶声恶气地抢白道：“你为他抱不平？”

“到边防部队去，当军医。”

“你该挨一记耳光！”

他说：“你看看最近的报纸就会理解我了。男人对保卫国家疆土，比女人有更大的责任。我知道我不能成为一名好士兵。在学校军训时，我打靶成绩从没及格过。但我自信我能成为一名好军医。边防部队的接收函件已经转到公社了。”

但我那一时刻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根本不相信的上帝的化身……

咔嚓！……

他爱妇女。

他既然来到这种地方，就不可能再仅仅做一个眼科医生了。这地方需要的不是专科医生，而是“百科医生”。他这人倒很好学，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医生”。头疼脑热，小疾小病，偏瘫麻痹，久疴顽症，他都热心给予医治。一般性手术，他也敢下刀。学院派的西医，大抵都轻蔑“江湖郎中”一类的“草药偏方”。他不。他很重视。虔诚收集，广为应用。这就使信服中医胜于信服西医的当地民众对他产生了十二分的好感。据我观察，当地民众普遍有两种感情深厚的信仰——共产党和中医。难道他对民俗心理学颇有研究？

那些日子我整天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抛头露面，感到又孤单，又寂寞，又自卑，又有点内心凄凉。坐在炕上，刮掉窗上的霜，呆呆地望着冰封的黑龙江，是排除内心种种复杂情绪的唯一方式，孤单寂寞之中感受一种冷寂凄凉的“原始宁静”。

女伴们都呆呆地瞧着他，忽然一个个全变得羞涩起来，谁也不回答他。

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

我被他的话迷住了。也被他那兴奋的表情迷住了。不，我是被他迷住了。那一时刻，我是多么想拥抱他，热烈地吻他呀！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龄比我小许多许多，情感和思想都很天真的孩子。也是一个年龄比我大许多许多，情感和思维都很深奥的老人。是一个内心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人，也是一个膜拜生命的虔诚信徒。

我不得不转过身。

“想戒就能戒得了！”姚医生说着，从医药箱里拿出一只保温杯，取下盖，递向刘栓，诱惑地说，“这是我配的戒酒良方，不少酒鬼服下，都滴酒不沾了。你把它喝下去！它不但有戒酒的功能，还有强身壮体的作用呢！”

“调你去的？”

“不难喝，怪甜的……”刘栓一副啼笑皆非的怪模样。

冬天，下第一场雪后，他就不再骑马了。他自己制作了一副滑雪板。他还是个挺不错的滑雪运动员呢？每天滑雪巡回医疗。这个人使我们感到他太会生活了，太无忧无虑了，太快活太自由了！在这么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地角天边的地方，能够自得其乐，而且受到公众的尊敬，说到底，还是一件令人嫉妒的事。我们都做不到。

而那男人，也紧紧追赶了过来，仿佛根本无视国界的神圣存在。那女人不慎滑倒，未及爬起。

我又缓缓地坐了下去。

他示意那女人铺好小褥，摆好小枕头，轻轻地将孩子放下，替孩子盖上了小被。又掏出自己的手绢，拭去孩子额头哭出的汗珠。

“我到外面劈柴去！”刘栓借故脱身。

“接过去喝呀！”姚医生催逼。

“谢谢你！”他说，退到窗前去了，但目光仍注视着我。

我一转身冲到外面去了。

第二页，仍是这样一串姓名。

抬担架的苏联士兵，将担架移交给我们的人，庄重地向躺在担架上的他敬礼后，才退到江界那边。

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出现。谁也没注意到他是从何处滑过来的：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速度迅猛之极！他朝着那个男人从右侧直冲过去，转瞬间已将那男人撞倒，两人在雪中翻滚扭打起来。

我再也不能迎视他的目光，再也不能继续听他谈下去，再也不能内心平衡地待在他的小屋里，再也不能……

没想到他从箱子里拿出的是一个笔记本。一个普普通通的，半旧的笔记本。蓝缎封皮，既无花纹，也无图案。

队长那样子凶得像要一口把我吃掉。

刘栓耷拉着脑袋坐在女人身旁，一口接一口吸烟。

我既然决定不告诉你们它的名字，也就同时决定不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你们不妨这样认为：他和它——那个黑龙江边的村庄，完全是我臆想出来的。某些善于讲故事的人，总希望别人把故事当成真事。而我却希望，你们把我讲的当成一个故事。当成一个故事吧！我希望这样，真的……

他接着说：“胎儿与母体，实际上是两个完整的但又不可分割的生命。物理学家们，为原子的分裂感到自豪。而我所感到自豪的，是一个生命，一个人，在我的帮助下降临到了世界上。从此以后他或她将要寻找事业，寻找爱情，经历种种艰难和种种痛苦，感受种种喜悦和种种幸福，为人类和世界作出种种杰出的和平凡的贡献。我完成的，是生命的分化。这是最伟大的分化过程！每一个婴儿诞生的过程，对我来说，都如一首诗，一支歌，一段交响乐章！谁敢预言，在我接生的这些孩子中，将来不会成长起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当我听到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时，我每次都想举起那个幼小的人，大喊：‘生命万岁！’……”

女伴们互相交换着各种含义的眼色，一个个越发显得庄重无比。他将滑雪板递给了我。我就像士兵搂着大枪似的搂着它。

这村庄百余户，多是渔民。也种地，地很少。家家户户都有柳条编的小院，院里都竖着高高的笔直的桦木杆，晒鱼的。这一边境地域七八个村庄，有的和这个村庄一样，就在江边。有的离江边稍远，远也远不到哪去，至多半里。它是这七八个村庄的中心村。江对岸也有七八个村庄。他们的村庄我们的村庄相对坐落，黑龙江仿佛是一条巨大的鳗鱼，他们和我们的村庄，仿佛是它对称生长的鳍翼。白天，冰封的黑龙江像一道漆线，将我们和他们的村庄划分开。夜晚远望，一片片橘黄的灯光，将他们和我们的村庄连接起来。我们这些村庄里没电。他们那些村庄里也没电。各种油液灯的橘黄色的光，使我们和他们的村庄同样保持了一种如隔世纪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那一带江面不宽，站在江边，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村庄里的鸡鸣狗叫，人喊马嘶。我们这个村里的人告诉我们，妇女奶孩子的工夫，足够从我们的村庄到他们的村庄走两个来回。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两个村庄里的人常来常往，互相请求人力物力帮助，或者交换彼此缺少的东西。

我们村里的某些人对那个苏联女人和她的疯丈夫很有所了解，甚至还叫得出那个苏联男人和那个苏联女人的名字。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如同江那边与江这边的小学校和卫生所象征着过去的一段历史一样，在人们的内心里也保留着一段友好过往的记忆。某些记忆是人们所不愿轻易从头脑中抹掉的。

老牛却撒开了欢儿，颠儿颠儿地在雪原上越跑越快。

“既然你们都不唱，那我就唱给你们听吧！”于是，他唱了起来：

“你胡诌八扯！”队长大声嚷叫。

跑回宿舍，我扑在被子上，哭了。

我立刻跳起，内心异常激动地打开了门。

“来人呀！快来人救救她呀！……”我大声喊叫起来。

那天夜里，我认识到，只有远离战争威胁的人，才会像他们那样侃侃谈论战争。假如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和黑龙江边这七八个http://www.99lib.net村庄的人们一样，离战争的毁灭性威胁近在咫尺，坦克半分钟内就能驰过江面，如履平地般碾碎这里的房舍，站在江界线上投掷的手榴弹会从窗门飞入屋内，几发重磅炮弹会将这里的人们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辛劳筑造的村庄夷为一片瓦砾，一片废墟，无数生命可能在酣甜的梦境中变成鬼魂，缺肢断腿的肉体飞上天空，挂在树梢上……那么，他们就会改变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了。

一天早晨，我又呆呆地坐在窗前凝望黑龙江。窗上的霜已被刮掉了一层，又结了一层。但很薄。霜图仿佛是一片奇株异叶组成的美丽喷制图案，使窗子变得像磨花玻璃似的。外面在飘落着大雪。宛若玉带的黑龙江看不见了。雪帏如一道虚幻的屏障，仿佛分隔两国的就是这从天垂落的幕。我们的村子里静悄悄的，他们的村子里也静悄悄的。在这静悄悄的黎明时分；世界显得那么神秘又那么宁寂。现实的国界消隐了，使人真希望这世界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种近乎原始的宁寂，不要风云突变，不要战争，不要炮火和硝烟污染这美妙的大自然的黎明的宁寂……

要么是他的歌声具有奇妙的安宁作用，要么是孩子对歌声具有先天的感应功能，孩子竟渐渐停止了啼哭。他继续拍着唱着，孩子终于在他怀中睡着了。

他不敢在本村张贴，倒不是认为本村尽非君子，而是怕姚医生看到了，会不客气地责骂他。姚医生顶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套近乎巫医的做法。他倒很想得出来，半夜里偷偷用一只风筝，将那许多小红纸载放到江那边去了。大概按照他的很“聪明”的想法，苏联人看到中国人看到，是并不影响医效的。好比中药用沙罐熬或用沙锅熬效力一样，只要看到就行。看不懂中文也不要紧的，关键在于得有人看。越是看不懂，兴许就会越加研究。

村里的某些人还告诉我，那对苏联夫妻原很恩爱，早年夏天经常在江里双双游泳后就并躺在江岸的沙滩上唱歌……至于那做丈夫的怎么得了精神病，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了。即使有人知道，我也绝不会去询问的。

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我是多么诅咒战争！如果用我的生命向某种神明祭祀，便可制止世界上的一切战争的话，我毫不吝啬我的身躯！

我爬起来，在油灯下给我的同学们写信，将我这些冲动的情感与思想在纸上尽情发挥。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位“大插兄”身上，竟还保留着一些孩子气。成年人身上的孩子气，是可爱的。我张张嘴，几乎要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却羞于出口。这想法使我的脸有些发烧。幸而天很黑，否则他一定会看出我的脸当时有多么红……

他双手将它递给了我。

是那苏联女人的患精神病的丈夫伤害了他。

她转过身，我后退了一步——油灯的光亮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张年老的苏联女人的脸！

我们的边防站翻译脱下军大衣，轻轻披在他身上。

村里有个叫刘栓的中年汉子，常酗酒，醉了就打老婆。一次又打老婆，惊吓了他们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不请姚医生，怕姚医生训斥他，挖苦他。这刘栓有他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说来也算不得聪明，更算不得智慧，亦属“偏方”之类，不过很愚昧。他买了几张大红纸，裁成无数小纸，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四句“陈词滥调”：

那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已经昏了过去。她穿得很单薄，赤着双脚。而且，还是个孕妇，肚子已经很大，显然离临产期不久了……

他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学眼科的。我母亲也是医生。我常听母亲说：“金眼科，银内科，叽里呱啦小儿科。”可见眼科医生很有身价。据说他毕业时，本可以分配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因为他成分好，“文化大革命”中是个“散兵游勇”，没卷入到这个团那个队的派系斗争旋涡之中。他却不识时务，主动要求分配到了这种没人心甘情愿来的地方。这足以证明他有点迂腐。也许是“大智若愚”吧？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我们不得而知了。

她焦急地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她是偷偷越过边境的，她的儿媳妇，就是昨天被姚医生救了一条命的那苏联女人，临产了，但孩子生不下来。他们的乡村医生喝醉了酒。她苦苦哀求我，带她去找我们的医生……

屋里乱七八糟。他的箱盖敞开着，他正往旅行包里装衣服。

他怔愣了片刻，自言自语地说：“是啊，只要……别发生战争……”

他笑道：“一杯甘草汤。”

他说：“我把这十七个孩子委托给你了。也许，我比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寄托的希望还大。他们的父母，可能只希望他们将来成为能种地能打鱼的人。而我，却希望他们将来成为不仅仅能种地能打鱼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迎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自然状态的生命，你要给他们注入灵魂，你要教他们文化和知识，你要使他们成为文明的一代，这个地方要依靠他们成为文明的地方。今后，无论我到何处，我心中都会想着他们。我要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寻找他们的足迹，告诉他们，某年某月，是我……”他竟说不下去了。他那种平静的语调，是无法掩饰他内心里此时此刻的激动的。

会晤在江中间进行。双方百姓围拢观看。我们的民兵向他们的士兵解释不清，挺被动。双方百姓，当然都替双方的会晤者助威，阵势有些紧张。队长感到事态颇严重，请姚医生骑马去向公社汇报。姚医生没听队长的，穿着白大褂赶到了现场，用俄语向他们的百姓大声说了一通什么。他们听罢，一个个在胸前画起十字，并且喃喃有声。尔后，便四散离去，也把他们的士兵拉扯走了。那几个苏联士兵有些尴尬，也分明恼羞成怒。这从他们被拉扯走时，投向姚医生那种记恨的目光看得出来。

我听出了这是一首苏联歌曲。我哥哥和我姐姐都会唱这首苏联歌曲。在哈尔滨这城市里，我们上一代和我们上上一代的年轻人们，究竟喜爱过多少首苏联歌曲，只有他们自己才晓得。

他笑笑，又像刚才面对苏联百姓时那般，拿着一张红纸振振有词地念道：

我说：“我一定记住你的话，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嘱托，只要……别发生战争……”

我心里默默对他说：“我会等着你的。我要久等……”

“嗨，姑娘们，你们去哪啊？”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来了个漂亮的急转弯动作，拦住我们的去路。他头戴一顶白色的兔毛滑雪帽，脚穿一双靴子，身背医药箱，双颊绯红——那是因为滑雪速度太快被风吹的。那一天他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潇洒，那么朝气蓬勃，又那么……英俊。

他看出了我坐的不太稳妥，对我说：“搂住我的腰。”我装作没听见他说的什么。

让城市里的小学教师们来试试看，看他们能否比我教得更出色！

我在床沿上坐下后，问：“你要探家？”

下午，两点以后，他还没过来。

“还不太难喝吧？”姚医生问。

可以大声唱苏联歌曲的年代过去了……

我噙着泪点了点头。

刘栓狼狈起来。他女人得意地窃笑了。我也转过脸去，使劲抿住嘴。

我倒是深深同情那苏联女人……

我说：“什么http://www.99lib.net事没有。只是想……听你唱支歌。”

“是水井吊杆倒了。”他不动声色地说。

“那……你找我一定有别的事？说吧，我是你的‘大插兄’啊！”

他对我们倒非常友好，俨然以“大插兄”自居，常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来，来时总带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和我们一块儿唱歌。我们不高兴唱，他就独自唱给我们听。他的嗓音很淳厚，男中音。在那样一个缺少文化娱乐的村子里，每天能听他唱几首歌，也算难得。他唱的既不是“语录歌”，也不是“诗词歌”，都是外国歌曲，大多是苏联歌曲。他好像并不觉察我们心中都对他暗暗有些嫉妒，我们对他的嫉妒心理因此而渐渐消失。

有天锄地，他突然大喊一声：“老张头，来支烟！咱爷们到你们这里三个多月了，还没抽过你一支烟呢！”喊罢就上前翻老张头衣兜，翻出烟来，大大咧咧地叼一支在嘴上，剩下的半包，“借花献佛”，分了。

她会中国话。

男人们对于他——才用得到“尊敬”二字。这种尊敬是由衷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女人的爱和关心，也同时体现了他对他们子孙后代的爱和关心。何况他行为磊落，人品正派。他们没有半点吃醋的理由。不分辈分，都叫他“姚所长”。卫生所只有他一个人，他们这么称呼他也算顺理成章。

谁也不吱声，她们光吃吃地笑。其实我知道，他坐到了我们的爬犁上，使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产生了一种和我同样的快活，尽管我们都停止了唱歌。说不定我们之中的某个姑娘，早已暗暗地爱上了我们这位“大插兄”呢？是瞧着他的背影，吃吃笑的那几个中的一个？还是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眼望着远处雪色的那几个的一个？我暗暗猜测着。

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凭什么认为，她一定就是暗暗爱上了他的那一个，一种强烈的妒忌顿时在我心中作怪。

我猛地蹦下了爬犁，将他的滑雪板朝雪地上一扔，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瞪着他。

第二天，我们几个姑娘套辆牛爬犁，到江汊子里去割柳条。太阳刚升起来不久，又红又大。新雪将世界覆盖得一片洁白，将远山的轮廓勾勒出了一条柔和而起伏的耀眼曲线，将所有的可以望见的树木都变成了巨大的或玲珑的银珊瑚。江上还弥漫着薄薄的晨雾。阳光是那么灿烂，晨雾被渲浸得像一片展开的透明的红纱，几乎是静止的，经久也不飘散。雪地辐射着炫目的彤辉。景色真是美极了。大自然的美，更属于人类稀疏的地方。而在这种地方，人更易产生对大自然的依恋之情。

女人抱着孩子坐在炕沿，垂泪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姚所长怕是请都请不来了……”

我们这个村卫生所原先的医生姓王。在我们到来前，被调走了。因为他是个劳改摘帽的“右派”分子。接任的医生姓姚。我们到村里时，他已为本村接生过两个孩子了。

她拼命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从此，老张头对他倒格外近便起来。过端午节，还单请他一个人到家去吃粽子。他悟性大开，万分感激我们对他的启发。

文字无法形容我当时大吃一惊的程度！

他忽然停止说下去，一副窘态地问：“你觉得我可笑了吧？”

他唱完之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他望窗外，我低着头。

他尤其受到队长的器重，是队长心目中的一个人物。队长觉得他这个人物，为本村增了不少荣光。

他将提包放到桌子底下，忽然问：“你是生病了吧？真抱歉，我光顾收拾东西了。”

我默默无言地直视着他。我想他要委托我保存的，一定是件对他来说无比珍贵的东西，否则他怎会用那么一种异样的目光瞧着我？我心中顿时对他充满了感激，为着他在这样的一种时刻对我的信任。

我站起身刚要出门，姚医生却进来了。

我说：“你今后别再唱他们的歌了。”

我告诉他们，乡村小学教师，是能够成为一名不惜捐躯的女战士的。

春节期间，知青伙伴都回城市探家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得不留在村里。因为我教那个班的学生年终考试平均分在全公社倒数第一。我的姓名上了公社的《教育情况简报》。负责抓文教工作的一位公社副书记，在教师大会上说：“这不仅是教学水平问题，而且是对贫下中农后代的感情问题。”我接连几天孤单一人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露面。我不是个理想远大的姑娘，我认为怀有某种远大理想的人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潜质。但我也不甘在如此偏远的地域做一辈子乡村教师。公社副书记说的一点不错，这是个“感情问题”。我不喜欢孩子，因为我虽然已经差三个月十八岁了，但心里还依然保持一种自怜自爱的顽固意识——我自己也是个孩子。在家时我是一位小“公主”，我承认，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把我娇宠坏了。

“可是我……”

“如果我为你唱支苏联歌曲，你愿意听吗？”他非常认真地问。

我迷惑地抬头望着他。

李小娟——女，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夜十一时零一分出生，身长四十五厘米，体重六斤三两……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医生，他对遭受疾病折磨和缠绕的女性，不分老幼中青，都怀有一种博大的无私无欲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他为她们治病，像为自己的亲人治病一样。他尤其关心那些将做母亲的女性。他有一个小本，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谁刚刚做了媳妇，谁怀了孕，谁的预产期什么日子，都在小本上记得一清二楚，经常前往探视。当地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也很爱他。我不便用“热爱”这个词。这个词的内涵伟大，令人落笔迟疑。我也不想用“尊敬”或“喜欢”这类词，前者太严肃，后者太轻佻，都难以准确表述当地女人们对他的那种特殊感情。那是一种升华到了民俗感情之上的感情。若哪个男人首先从人格而不是从生理视女人为女人，女人们才会以这种感情报答他。我敢说，这样的男人不多。大概也只有当地女人们，才能够像爱他一样去爱一个男人。这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因地域偏远没有被“动乱年代”的“急风暴雨”涤荡掉的古朴民情。

我不再发问了，瞬息间，心中产生一种感伤的惜别之情。

他没有再回到这个黑龙江的村庄。也没有成为一名边防部队的军医。

我说：“能。”心里却没多大把握。我们几个“插兄插妹”中，数我和他接触的最少。也许他对刘栓的火气还没消，谁知他会不会给我面子？

“这……”刘栓犹豫。

我说：“我去替你们把姚医生请来吧！”

她一下捂上脸哭了。

来到卫生所，发现门锁着。

“我自己请求去的。”

三点四十分，公社的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江边，从车上下来了一名边防站的翻译和两名县公安人员。

我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江面上奔跑，她身后紧紧追赶着的一个男人，握着一把镰刀。许多人又追在那个男人身后。他们有好几次追上了他，围住了他，却不能擒获住他。他挥舞镰刀，朝围住他的人乱砍乱劈。他们一散开，他又追杀那女人。那女人始终在他们那半边江面兜转奔逃。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概她那紧张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国界”两个字。

他刚才那种兴奋的情绪平静了。

我见他望着我，就说：“我们去割柳条呀！”

姚医生吃惊的程度不亚于我。

“你要到哪里去？”

我们的几个强壮的男人就跑过去迎救她。

他沉默片刻，用忧郁的语调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后，常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而感到格外快乐，没想到在这里也碰到了一位政治头脑格外敏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