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官王志刚那天晚上显得特别的矜持。他微微地笑，给大家斟满第二杯“酒”，用一种要求的语调说：“大家应该为我们喊一声‘苦哇！’俄罗斯民族婚礼上的这种风俗，对我俩的婚礼也很适合呢，洋为中用嘛！”

邹心萍坦率地说：“爱情的诗意和人类情感的崇高冲动，我们今天晚上都体验过了。”

我们一个个点头默誓。

我们在来往书信中时常进行种种严肃的反思。

邹心萍放开了“火狐”，转过身，回望着马场的方向。公比拉河如荒原上的一条银链，白桦林似地平线处的一道矮墙。

我们每个人都干了自己的一杯“酒”。

我掀掉被子，猛地坐了起来，大声说：“我根本没想当什么排长！根本没想，从来都没想过！我知道我没你那么高的威信，我知道我没你那么强的组织能力！我对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很清楚……这些话我都对指导员说了！可指导员说，他也没办法，对我的任命是团长的指示。团长是我爸爸当年的警卫员……我……我该说的都说了，叫我有什么办法呢！……”说罢，又委屈地呜呜地哭了。

终于有一次，当我停弓抬头时，发现她已不知何时站在我面前。

晚上，我们谁都没有吃饭，也无饭可吃。炊事班上至司务长，下至炊事员，一个没留。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以后我同她之间的关系，有了极其特殊的转化。我是我们马场唯一一个“走资派”的女儿，政治地位自然跟别人不同，是入了“另册”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我的父亲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我又成了我们马场唯一的一个“老革命干部”的女儿。春节前，父亲专程从上海来到北大荒看望我，团长亲自陪同，小吉普车一直开到宿舍门口才停下。父亲走后不久，指导员找我谈了一次话。我回到宿舍时，大家都已经入睡了。我和邹心萍的铺位紧挨着，虽然我放被子的动作极轻，还是惊动了她。她翻过身，看着我在黑暗中脱鞋，问：“指导员找你谈了些什么？”

小伙子们，见我们居然像刚到北大荒的时候一样，排着队形，唱着歌，从村路上昂扬地走过，都不禁好奇地望着我们。

马场的生活是单调的。放马，打马草，垫马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只有哪一匹骒马生驹的时候，才给我们的生活中带来些许的劳动者的快乐。邹心萍和我们一块儿放马，不是骑着“雪兔”就是骑着“火狐”。那两匹马也似乎对她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她驯服得很。她常常会骑着它们中的一匹，在荒原上突然地疾驰狂奔，口中无缘无故地发出高声的喝喊：“嗨！嗨……”

走、走、走……

她点点头，仍用两个字回答：“是的。”

这个人对我说：“别怕！”

我们都哭了起来……

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女知青宿舍又少了一个人的铺位。然而我们谁也没有感到更孤独，更空寂。

“摔你是轻的！我还想揍你呢！”她瞪着我，恶声恶气地说。

邹心萍感动得两眼噙泪。她举起倒满梆柿果汁的酒杯，对大家说：“荒原作证，公比拉河作证，驼峰山作证，白桦林作证，我们的婚礼，是最美好的婚礼。我们的爱情，是最幸福的爱情！今天，是我生来最快乐的一天！……”她端着酒杯转身对她的丈夫——会计王志刚说：“你用你对我的爱情，洗刷了公众舆论对我造成的羞耻。现在，我有资格这样说了——我是一个永不违背自己誓言的扎根派！为了这一点，我将永远爱你，做你的好妻子……干！”

两个车老板又朝我们几个姑娘这边瞅了一眼，都有点羞愧。

她拭干眼泪，跳下了拖拉机。指导员伸出手想扶她一下，没来得及。

邹心萍的身子显出了将要做母亲的明显迹象。没有不透风的墙。马场的小伙子们终于一个个都知道，王志刚再也不会回到北大荒来了，再也不回马场来了。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邹心萍表示种种关心和同情。王志刚一个人品格的低下，似乎令他们所有人都在我们面前感到了羞耻。他们对我们这几个姑娘，日益流露出崇敬来。

白桦林与我们马场连队隔河相向。马场的男知青们，把它叫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实，更准确一点说，应把它叫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地方。烦恼的不是白桦林，而是“维特”们。这一点，谁也莫如他们自己清楚。

白桦林中那么静谧！

我紧紧咬住了嘴唇。

公比拉河绕过驼峰山梯形的山脚，河床狭窄了，流速缓慢了，像一位羞怯的少女，在荒原上若有所思地徘徊。河北岸生长着一片年轻的白桦林。清晨，浓雾从驼峰山顶飘漫下来，总是张开无形的双臂，情意绵绵地最先拥抱白桦林。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翩跹离去，神秘地梦幻一般消散在深沉的荒原上。白桦林，则用它那稀疏的枝叶和潇洒的身影遮挡着渐渐灼热的阳光，珍爱地保留着挂在笔挺礼服上的雾气凝成的晶莹露珠，不忍抖搂……

她掏出了一封信，默默递给我。

我又问：“什么三姐妹？”

我全身软绵绵地靠在了那个人怀里。

我也倏地翻起身来，盯着她问：“跟谁？”

她也不再啰唆，促马接近仍在恶斗的“雪兔”和“火狐”，扬臂挥鞭，朝它们狠抽过去。鞭绳在空中发出呼哨，叭叭地落在“雪兔”和“火狐”身上。“雪兔”和“火狐”立刻分开，傲岸地挺着脖子，昂着头，岿然不动地朝她睇视了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又凶猛地冲撞到了一块儿。任凭鞭梢像雨点般落在它们身上，再也不予理睬。

我们这才发现邹心萍的脸色隔夜之间变得多么苍白！

年龄最大的，是北京姑娘邹心萍。年龄最小的——我。她们个个都超过了二十五岁。而我才刚满二十三岁。她们认为我还没有到产生“夏绿蒂”式忧郁的年龄，把我视作稚齿童心的小姑娘。我完全接受她们对我的看法。生活的鞭子还没有把我驱赶到非爱一个人或非被一个人所爱的地步呢！……

两个月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

以各种方式走。

仍是一阵沉默。

在我们知识青年当中，即使两个关系恶劣的人，特殊情况下，也会表现出诚挚的关心。她穿着衬衣爬过肥皂箱，伏在我身旁，追问：“你拒绝过什么？告诉我，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在学校时就相爱了。不过来到北大荒之前，我们约法三章，如果我不向他提出结婚的要求，他就绝不首先向我提九九藏书出这个要求……姑娘们，原谅我，我以前没有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她用娓娓的语调说出了这番话。

那是一种绿色生命的透明血液。

“别撒手！千万别撒手！……”我听到后面有人大喊。另一匹马的得得蹄声疾速迫近。

我心中不禁暗想：会有人问起我们吗？会吗？我知道，那一天，将是兵团史上最后几天中的一天了。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几乎全部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屯垦戍边”的业绩就这样结束了么？北大荒，北大荒，你今后将会变得怎样呢？

半路，有两匹马从后面追了上来，我们一眼便认出，是“雪兔”和“火狐”。它们是怎样从马棚里跑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驯服下，它们早已不再是对头了，一匹走在马车左边，一匹走在马车右边。两匹马都不停地用下巴碰触我们的肩头。几年来，它们和我们这几位姑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它们也是来为我们送行的。难道我们走了，它们也会感到孤独么？瞧它们那种依依不舍的样子！真说不定啊！

两匹马无法再斗到一块儿。“火狐”首先退出战场，仿佛一个光荣的胜利者似的，绕着被铁蹄践踏得松软了的那片场地散跑一圈，咴咴嘶鸣几声，然后箭一般地朝马棚归去。

“雪兔”从村路中飓风般驰过！

我们默默地并肩往回走。

她的窘态令我开心。我说：“交代吧，我在河边都看见你们了！”

从那时起，我就当了我们这个女知青排的排长。一直当到如今女知青只剩下了我们七个，不，算我七个半“夏绿蒂”。排，如今缩编成班，我降职当班长。其他的姑娘，有的离开了北大荒，有的离开了马场。我在我们之间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既是每天发号施令的班长，又是一位处处受到格外关心和照顾的小妹妹。我是靠别人的威望来天天行使班长的职权的——靠邹心萍的威望。

她却分明被我的话感动了，亲密地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走一路，握了一路。

一个姑娘气愤地说：“不能如此便宜了这个家伙！不跟他离婚！把他拖到四十岁，五十岁！……”

我在荒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七八里路才回到村中。

有天夜里，我们全被宿舍外面的一阵劈砍声惊醒了。我们都知道是谁，在做什么。但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我们静静地听着那一阵劈砍声。我相信，每个人当时都开始思考了些什么。而我自己，则是从那个晚上才开始明确地意识到：扎根——这是多么严峻的两个字啊！

对我来说，那是很惊心动魄的场面——两匹狂怒的烈马之间的争雄斗狠。一匹白马，一匹红马，都是我们马场最野性的马。我们知青给它们起了两个好听的名字。白马叫“雪兔”，红马叫“火狐”。它们只要凑到一块儿，就会展开一场恶斗。

我们谁也没有对那盆馒头瞧一眼。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宿舍里已经熄灯了。我不是回来最晚的一个，邹心萍还没有回来。

“雪兔”前腿和后腿的伤终于养好了。一天中午，趁马棚没人，我偷偷将它牵出。它摇头扫尾，用下巴蹭我的肩膀，看样子很驯服，也很高兴和我厮混一会儿。它的友好态度令我胆子更壮，我将它牵到碾料的磨盘跟前，爬上磨盘，跃身跨到它背上。突然，它长嘶一声，打了个“立桩”，险些把我从它背上甩下来！紧接着，它放开四蹄狂奔。缰绳从我手中脱落，我两手下意识地死命抓住它的长鬃，身子低伏在马背上。

我哭了。

一册《北大荒版画集》。

的确太晚了，月亮悄悄地躲到驼峰山后去了。

它突然发出一声愤怒的悲啸！

“雪兔”和“火狐”被撞开了。它们各自兜了一个圈子，长嘶一声，又人立起来……

她在无声地哭泣！

婚礼如期举行。

她不回答。

我们心中都明白，“他们”——指的是我们马场的小伙子们。

“不，绝对不……”我这样回答，不由自主地对她笑了笑。

一阵冷水溅到身上，衣服裤子全湿了，我才知道“雪兔”过了河。我始终不敢睁开眼睛，不知“雪兔”过了河后将我带到了什么地方。湿了的裤筒紧贴着腿，在马背上摩擦着，火辣辣地疼。我的整个身子几次从马背上抛起，落下；落下，又抛起……我精疲力竭了，我的头开始旋转，我心中默默地念叨着：“‘雪兔’‘雪兔’，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今天可别坑害我……”

那天晚上，我觉得邹心萍，不，觉得我们这些姑娘中的每一个，都是那么可亲可爱可敬！

指导员对我说：“你们路上要好好照顾她，别让她这么跳上跳下的，她肚里有娃。”

其实我说的是违心话，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

“这个刚从上海滩来的小黄毛丫头！靠在我怀里，大概还以为是靠在哪个小伙子怀里呢！……”

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屯垦戍边，如同四十余万块石头垒起的大坝。它能否巩固地长存并发挥作用，全凭每一块石头与每一块石头之间那种紧靠的依傍性，那种可加不可减的牵制性。虽然走掉的也许仅仅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但毕竟每年都在走。

一个月过去了，他也没有回来。

她显然是听到了。我看出她的脸涨红了。她不知是被两匹马激怒了，还是被两个车老板激怒了，扔掉鞭子，双手紧勒缰绳，直勒得胯下的马打了个“立桩”，接连倒退数步。

“你怎么了？你哭什么？”邹心萍从肥皂箱上探过身子，一边推我，一边问。

另一个姑娘突然又翻起身，说：“让我们小声喊一句‘乌拉’好不好？”

秋末，打完马草，一幢泥草小房盖起来了。

我们的做了妻子的老大姐，脸上又焕发了光彩。生活又还给了我们一个当年的排长邹心萍。

那张秀气的脸晒得真黑呀！

“你们怎么了？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邹心萍用异样的声音问大家。

我再问：“他……答应了？”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走到宿舍外面，发现几个男知青也在和泥，脱坯……

我犹豫了一下，轻轻摇头。

她也微微地回笑了一下。

“我来念！看这家伙都写了些什么亲亲爱爱的！”她抽出信纸，看了几眼，却没有念，怔怔地望着邹心萍。

“姑娘们，我要结婚了。”她的语调虽然还是那么平静，但却无法掩饰激动的颤音。

我哭哭啼啼地说：“我拒绝过，我拒绝过！……”

最无聊的是吃过晚饭到睡觉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看书？没有。任何一本多少描写到一点真实的生活的书都没有。只有红九九藏书宝书，每人好几本。不是在过团组织生活通读“最高指示”的情况下，谁也不想去翻它。打毛线活，本是姑娘们的特长。可是要想买一根织针，也要托人到上百里地以外的团部去买。我们马场很少有人轻易到团部去一次。有人去，也未必能买到。谈天说地？彼此已经到了再没有什么新话题可谈的地步。何况“说说笑笑中也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每个人时刻都不能忘记的。

“三个扎根北大荒的知青典型人物呗，她们比我们这批知青早半年来到北大荒。”

这匹马那种为了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屈的刚勇感动了我。我天性对不屈的弱者抱有近乎本能的深厚怜悯和恻隐之心。一匹马也罢，一个人也罢。

当春风又吹绿了荒原的时候，我们几个姑娘，开始为我们马场知识青年的第一个后代，即将出世的北大荒小公民准备小衣小裤了。

指导员说：“小邹，下来吧！”

另一个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撇撇嘴，讥诮地接着说：“还不是想在这几个初来乍到的面前露一手，逞逞能！”

第二天，我们发现，那棵扎根树，昨夜被砍去了两个枝。它只剩下了主干，像一柄剑。砍过的地方，隔夜之间，渗出了松脂。

仍然没有一个人动一动，大家都怔怔地坐在炕沿上。

“别七问八问的！”一个姑娘大声制止了我。

马场的女知青走得只剩下了我们“七个半”。

一会儿，她也回来了。

“大名鼎鼎的邹心萍嘛，三姐妹的头儿！”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雪兔”养伤的那一个月内，我几乎天天抽空儿独自溜到马棚去，带一捆从麦地上拔下来的青麦，或者从食堂仓库偷出来的一兜菜豆。有时甚至带几块家里寄给我的上海糖。“雪兔”对我由陌生、警惕，而熟悉、亲近起来。不久在它悠闲地嚼着我带给它的青麦时，已经允许我蹬着马草垛骑在它身上一小会儿了。

我害怕得闭上了眼睛，只觉身在空中似的，耳畔呼呼生风。我发出尖叫，叫喊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晓得。同时听到村中许多人的惊嚷。

邹心萍的双眼布满了血丝。那双眼睛里消失了富于浪漫幻想的光彩，投射出多思少眠的目光。

不知过了多久，“雪兔”的四蹄放慢了。终于，它站住了。我微微睁了一下眼睛，见已身在荒原，满目开放的野花。我仍一动也不动，目光落在一只紧紧握着缰绳的手上。那只手已被缰绳磨破，指缝沁出鲜红的血迹。我格外内疚，感激油然而生。我立刻挺直身子，正欲扭回头，看看将我从危难中解救了的是什么人，说一句感激的话，却不料已从马背上给推下去。幸亏草地极其松软，并没有摔疼哪儿。我双臂反撑着身子，仰起脸，原来是她——邹心萍！

指导员从家里端来了一盆馒头和一盘咸菜，拎来了一壶开水。他走进宿舍，一个个打量着我们，轻轻放下水壶、馒头盆，说：“姑娘们，凑合着吃一顿吧，饭总是要吃的。”

邹心萍感动地说：“姑娘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扎根边疆的口号，已经到了应该用安家落户的行动体现的时候了！我绝不做一个违背自己诺言的人。我要做咱们马场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妻子……”

一个车老板冷笑一声，嘟哝着：“就这两个鞭头上的功夫啊？”

我兴奋地发号施令：“姑娘们，从明天开始，大家每天四点钟起来，义务劳动，脱坯盖新房！”

马场因为不是农业连队，因此并不受团里的重视。但那一年团里不知怎么忽然发了善心，竟拨给了我们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你！……你得把我带回去……”我从草地上爬起来，几乎有点低声下气地说。

门一响动，灯立刻被拉亮。每一个人都同时翻起了身，目光一齐探究地投射到她身上。只有我躺着没动。

“不得好死的！”

我们的马车停住了。邹心萍第一个跳下马车，向拖拉机走去。她进入驾驶室，将拖拉机开到路边，灭了火，却没有立刻下来。我和指导员走近拖拉机，见她双手仍握着操纵杆，头伏在手上。

为邹心萍而伤心地哭了。也是为我自己，为我们这几个姑娘，为我们被欺骗了的感情。

“闪开！”她大吼一声。

指导员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望着我们，语调更加低沉但却很清楚地说：“你们也走吧！明天就走吧！我亲自套车送你们走，团里会给你们办返城手续的……”

这封信被我悄悄撕了，也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虽然我是一个极不称职的班长，但我已暗暗下了决心，永不抛弃我的七个大姐姐般的战士。永不！只要北大荒还留下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我就不离开北大荒。我没有栽过扎根树，也没有公开发过扎根的誓言。生活中，发表誓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在那些年头，违背誓言的人也太多了，尤其是那些慷慨激昂的誓言。我们这七个半，已经是一个整体。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存留，对于四十余万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我们这七个半组成的整体来说，那就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何况我早已不视自己为一个小妹妹了。

“哼！等她回来再跟她算账！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听语气她怒火未消。

当我们重新坐上马车后，指导员将马儿赶得奔跑了起来。

一阵姑娘们的哈哈大笑，像刀子一般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就让它们跟着吧。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这两匹马了！”她说着，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感伤。

然而在那样的场合下我并没有去深思。我只顾贪婪地分享别人的幸福了。

“讨厌鬼！”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至今回忆起来，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沉默。

“我并不打扰你吧？”她望着我问，目光闪亮闪亮的。

不知哪个姑娘跑回去报信了。有人骑着马从村里奔驰而来。接近时才看出，骑者是位姑娘。短发，柳眉，凤眼，穿一套洗白了的军服军裤，腰间紧扎一条帆布武装带，英姿飒爽，豪气勃发。一副“假小子”模样，一种叱咤风云的气概！

“不。”邹心萍说，“我不是离开他就不能生活。我还有你们大家跟我在一起……”她说着，也不禁潸然泪下。

王志刚是我们马场的会计。

一封极短的信，无格的信纸上书写

九九藏书网

着会计王志刚抄各种报表练出来的工整字体——

有一天我发现了她——邹心萍，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似乎在欣赏我的琴声，又似乎在怀着忧情苦绪若有所思。我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精神领地之内，没有主动跟她打招呼。她也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并不朝我看一眼。当我顺原路返回时，她从另一条小路离去。以后接连好几次，我出现在哪个地方，她也出现在哪个地方。我离开，她也离开。我们各走各的路。

父亲曾写来过一封信，信上说：他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是某某军区的师长。这个部队要到东北招兵，他已跟这位老战友打过招呼，到那时来北大荒把我带走……

第二天出工的时候，她走到我们前面，首先唱起了我们自编的一支歌：

那地方，对我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令我弓弦系心，遐思驰骋。

而她，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一言未发，策马向村中奔驰。

一天，邹心萍来到了宿舍里，我问：“你那口子怎么还不回来？人有事不能如期回来，也总该写封信给你呀！这家伙，对你太缺少感情了！待他回来你把他交给我们批斗一顿！”

从那以后，我对她心中怀着一半感激，又怀着一半怨恨。我想找机会当面对她说几句感激的话，又想在某个人多的场合，找碴和她大吵一顿。不过，感激的话始终没能有机会当面对她说，大吵一顿的念头也渐渐打消了。心中的怨恨竟被后来对她的同情所替代。这是因为，她们那知识青年扎根边疆典型的“三姐妹”之中的其他两个，先后都离开了北大荒。一个走后门上学了。另一个，在探家返城期间，找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结了婚，不回来了。“永久牌”的典型成了“飞鸽牌”的典型。冷讽热嘲，刻薄挖苦，都极不公平地降临在她一个人身上。有人断言，她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她变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了，像河边的一块石头；再也听不到她在任何场合说出扎根边疆的豪言壮语了。“我们三姐妹”这几个字，永远地从她的生活语汇中消除了。她们这三个扎根边疆的典型人物，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她们一块来到北大荒，找了一棵三个枝丫的小松苗，作为扎根树，栽到宿舍门前。如今，小松苗已长得腕子般粗，三个枝丫都很茁壮，生机勃勃地生长在宿舍前，恰恰对当年的扎根誓言形成了讽刺！

邹心萍沉默了一会儿，低声回答：“谢谢领导对我的照顾，但，我不想离开马场。”说罢，站起身走了。

又过了几天，我们马场知青也开始走了，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两个，后天走三五个。起初，还有告别，还有送行，还流露出依依不舍。后来，连形式上的告别或送行都没有了。还没容我们几位姑娘面对发生的这种猝变认真思考，在短短几天内，马场的小伙子们全部走光了！如果不是指导员亲口告诉我们，我们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到男知青宿舍去看了一次，果然人去舍空。留下的只有穿坏了的鞋、袜子、棉衣，各种破损的生活物件。我们面面相觑一阵，默然退出。其他几位姑娘的心情，当时也会跟我一样。

我从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念，要接近“雪兔”。

一辆拖拉机横在路上，没有灭火，还在轰隆轰隆地响着。脱了钩的挂斗，栽到路旁的深沟里。一只旧木箱被甩出挺远，散了架，一眼可见上面写着“寄往天津……”几个大墨笔字。

她是一个最最自觉的战士。

她笑了：“保密？”

我很失望，叫嚷起来：“这太简单了！坦白交代，你们拥抱了没有？亲吻了没有？”

“真的？”

我把信撕得粉碎！

我呆呆地在床沿上坐了片刻，含糊地说：“明天你就知道了。”说罢匆匆脱衣，一声不响地钻进了被窝……

又一个姑娘用敬佩的口气说：“咱们马场的二百多匹马，哪一匹她都敢骑！”

“我……讲……一定讲……”指导员声音沙哑地吐出这几个字。

因为这件事，邹心萍在女知青排里，对我进行了一次措辞极其严厉的点名批评。

我真担心“雪兔”会成为“火狐”那无情的铁蹄下的悲壮的牺牲品！

她们受了极大欺侮似的，七个人一字儿排开地站在河边，同仇敌忾，向对岸大叫大嚷，示威一阵方肯罢休。回到宿舍她们还要冥思苦想地猜测一番，那“讨厌鬼”和“缺德兽”很可能是哪一个。因此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事儿也是常有的。

我们唱着乐观豪迈的词句，我们唱着心中的凄婉不平。

一切过去了的岁月便都成为历史。

邹心萍一会儿摸摸“雪兔”鼻梁，一会儿拍拍“火狐”的脖子。指导员要用鞭子抽它们，把它们赶回去，被她阻拦了。

是的，每一个细节……

又是一个新年到来了。

“太晚了，该回去了。”她平静地对我说。

我躺在被窝里，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我们住过八九年的集体宿舍，告别了马场，告别了公比拉河，告别了白桦林……

姑娘们默默传阅那封信，最后传到我手中。

“说我有一天也会离开北大荒。”

我在宿舍门外站住了，我听到她正在挖苦我——

“缺德兽！”

我用极小的声音回答：“没谈什么。”

她迅速拨转马头，又朝它们猛冲过去！

“够了！多无聊！”每逢这时，如果我在场，并且对她们的争论显出极感兴趣的样子，邹心萍就会大声制止，发出禁令。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马铃铛那种“哗啷哗啷”的悦耳声响。……

我站住了，反问：“什么看法？”

第二天，指导员对我们全体女知青郑重宣布：因工作需要，邹心萍调到炊事班任副班长，由我担任她的职务，任女知青排排长。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到我和邹心萍身上。邹心萍的脸霎时苍白了。而我，像个贼似的，恨不得钻到一条地缝里去。她当场声明，宁肯当一个普通的放马员，也绝不当炊事班副班长。其实谁心里都明白，炊事班根本不需要一个副班长。我心里更明白这一点。

我们都默默无语，谁也不知说什么好。

她在两个车老板跟前勒住马，目光咄咄，厉声问：“你们是两个死人吗？”

那一年，我们马场只剩下七个半“夏绿蒂”了。

邹心萍——这是我来到北大荒后记住的第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雪兔”似乎理解了邹心萍对它这种爱护之情，扬起头咴咴嘶叫了两声。

邹心萍拒绝了那个上大学的名额，结果也没有一个人藏书网顶替那个名额。心中想顶替的人，大概总是有的，也许是愧于开口吧！那个名额最终还是退给团里。连里的领导为此十分遗憾。

两个车老板不再说什么，默默朝后退了几步，意思分明是：我们看你的！

一个月之后，王志刚返回天津探家。他吻别妻子的时候说：“半个月后我就回来。”

指导员缓慢地在炕沿上坐下，卷起烟来。卷好了一支烟，却没有马上点燃，目光盯着炕洞里将要熄灭的炭火，低声说：“姑娘们，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八九年来，我对你们谁都照顾得很不够啊！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他的语调发颤，话也哽住了。

正当“雪兔”和“火狐”又一次人立起来的刹那，她一抖缰绳，纵马向它们猛冲过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别哭了，我保证今后服从你，绝不会跟你为难的。”姑娘们都翻过身趴在被窝里了，你一句她一句对我说了无数谅解的、安慰的、鼓励的话。这些话使我压抑的心情畅快多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突然想起了什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从灶坑里扒出一些烤土豆，分给大家吃。

就在那一天，我内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崇慕。不过，不是对她——我们这位女知青排长，而是对它——“雪兔”。

两个车老板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很不服气地说：“我们是死人，你是活人！你能耐，你来劝架嘛！”

我接过信。还没来得及看，就被另一个姑娘抢去了。

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那一天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人主动跟我说一句话。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和邹心萍原先紧挨着的铺位之间，用两个小小的肥皂箱隔开了。

“真的。我相信你是绝不会像那两个一样离开北大荒的。”

她在我们七个，不，七个半“夏绿蒂”当中很有威信。这是一种特殊的威信。是现今善于关怀人的“老大姐”和往昔严肃的女排长双重人格所形成的一种威信。

那是我生平参加的第一次婚礼。我敢说，那幢新房，是一件集体创造的工艺品。集中了每一个人的才智。我们把四壁粉刷得雪白。我们把炕面抹得像镜子一样平滑。我们从山上采下了几麻袋榛子，每天晚上，在油灯的光亮下，很小心地用锤子敲碎，只把那些恰好裂为两半的挑选出来。我们把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榛壳涂了各种颜色，在泥墙刚刚抹平之后，一个一个照预先设计好的图案按到墙上，像壁画一般。绿色的松枝和红色的柞叶用线穿起来，权当拉花，悬挂在顶棚上。剥得像窗纸一样透明的白桦树皮制成奇特的灯罩……没有酒，我们从荒原上采回打霜的梆柿，拌糖自制成甘甜的果酒。每一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箱子，检点出崭新的枕套、被面、水杯、脸盆……把一切对家庭生活有用的东西，诚恳地赠送给一对新人。

第二天一早，指导员将一辆马车赶到了宿舍门前，他跨进宿舍，见我们谁都没有作好走的准备，似乎生起气来，吼道：“你们为什么还没准备好？还要我亲自动手给你们捆行李、搬箱子吗？”

邹心萍首先擦干了眼泪，说：“听着，这件事，不许对他们透露，一个字也不许透露！”

“雪兔”在玉石眼中仿佛投射出不甘屈服的目光，昂头凝视敌方跑远，转身一步一步朝河边走去。它的右后腿显然也受了伤，一拐一拐的。它走到河边，并不立刻喝水，注视着自己前腿上的伤处。

指导员亲自找邹心萍谈话，对她说：“连里的几个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给你。当然，还要经过评议。我们想，群众是不会反对的。即使少数人有意见，工作也由我们去做。不过……你不可能怀着孩子去上大学啊，这一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是不是……就别要这个孩子了？我们也是为你考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到边疆七八年了，是对得起边疆的。边疆也应该对得起你……”

在彼此相对一笑之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宿怨冰消雪融了。

我问：“那么现在，是你首先向他提出……的了？”

“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样晚才回来？”有人反问，带点审讯的意味。

她突然发问：“你相信别人对我的看法吗？”

虽然指导员将马车赶得很慢，但我们的马场连队毕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都二十八岁了！”她又说了一句，伴随着一声叹息。

邹心萍忽然紧紧抱住了“火狐”的脖子，对它说：“‘火狐’‘火狐’，你今后再也不许欺侮‘雪兔’啊？你们再斗起来，我可不能给你们劝架了！……”

“想得美！你自己溜达回去吧！”她哼了一声，拨转马头，飞奔而去。我呆呆地孤单地站在田野无人的荒原上，眼睁睁地望着她骑马涉过了公比拉河，消失在对岸的土岗后面……

每天吃过晚饭，小伙子们从独木桥上走过公比拉河，三三两两地隐没在白桦林中。而七位“夏绿蒂”呢，则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块儿离开集体宿舍。她们穿过草甸子，兜一个大圈，绕到公比拉河下游，再沿着河边逆流往回走，经过对岸的白桦林，总要在河边停下，从兜里掏出条手绢什么的小物件，蹲在河中的石头上洗一阵。实在找不出什么东西可洗的，便采花折草。这时如果从白桦林中传出一声口哨，或一块石子在河面上打起一串水漂儿，她们就会像七头鹿一样抬起头，隔岸向白桦林睇望。通常情况下，她们是发现不了谁的身影的。于是面面相觑一阵，有所不甘地默然离去。如果一块挺大的石头飞落河中，扑通一响，吓她们一跳，白桦林中保准会有人躲在暗处嘻嘻窃笑。

我注视着她远去的身影，问一个姑娘：“她是谁？”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总觉得王志刚那种反常的矜持，那种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那种表面幽默实则在掩饰着内心的什么思想的语调之中，包含着某种幸福感之外的东西。

那天，两个车老板分别把它们卸了套，牵到河边饮水洗澡。“雪兔”“火狐”不期而遇，野性突发，挣脱缰绳，转眼就斗到河中，又从河中斗到岸上。直斗得河中水花四溅，岸上飞沙走石。两匹马的搏斗，是显示出含蓄的狠劲的搏斗，并不像猛兽那般发出令人恐怖的咆哮，也绝不是血淋淋9９lｉｂ•nｅｔ的张牙舞爪的生命的毁灭。不，完全不是那样。与猛兽相比，它们的搏斗甚至可以说带有西方贵族决斗的风度。一方在某一回合中获胜，下一回合，一定矜持地将主动进攻的机会让给对方。那简直不是两匹马，而是两个战神的化身。它们那瞪圆的眼睛，锃亮的铁蹄，呼呼喷气的鼻孔和剧烈扇动的马腹，那种狂怒，那种霸悍，那种争雄夺霸和势不两立，那种半人性半野性的恶劲，那种力的持久的较量，既令人惊心动魄，又令人几欲为之呐喊助威！

然而不久，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龙卷风刮到了北大荒，刮到了公比拉河畔，刮得我们马场的知识青年们个个人心惶惶。马场连队的知青们在其他各个连队的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不远十几里、几十里赶到我们这儿，带来了种种消息，有来商谈的，有来动员的，有来告别的，种种信息都证实，每天都有成批的知识青年离开北大荒返回到城市里去了。

忽然，我感觉到有人从我身后飞跨到“雪兔”背上，接着，两条胳膊从我腋下向前插过来，揽住了缰绳。

“可耻！丑恶！骗子！流氓！……”我恨不得用世界上所有的骂人话诅咒这个王志刚！

走了一个，动摇一批。走的并非都是最应该走的。但他们反倒走得心安理得，堂而皇之。他们无所留恋地走了，把不平留给了剩下的几十万。

我们马场还没有一幢像点样子可以当新房的住所呢！

一天夜晚，我从驼峰山下练琴回来，经过公比拉河边，猛然发现河对岸有两个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身影。月光如水，洒在他们身上。

我要比所有的姑娘都幸运一点儿，因为我有一把小提琴。它是我从黄浦江畔来到北大荒后生活中最忠实的伴侣。琴弓琴弦曾排解了我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内心的积郁和烦愁。我经常带上它，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走到驼峰山脚下。那里生长着一棵高大的老杨树，树下有一块扇形的平滑的青石板。我站在青石板上拉小提琴，公比拉河从我面前淙淙淌过。夜幕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低垂，明月当空，虫声唧唧，繁星倒映在河面，仿佛蓝色的缎带上镶缀了无数的宝石。

我没有当时进宿舍……

半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回来。

指导员低声说：“我也作证。……”

“少废话！这两匹马是最优良的种马，两败俱伤，你们负得起责任吗？！”她的语气和她的目光一样咄咄逼人！

姑娘们又都一个个默默地放倒了身子，缩进被窝里了。

指导员也怔住了，许久才又说：“走吧，走吧，四十余万都差不多走光了，你们几个姑娘还留下有什么意义呢？昨天团里已经来了正式通知，咱们马场连队也要撤销了。再说，小伙子们都走光了，你们就是留下，将来连个人问题都难解决……你们对北大荒的感情，对咱们马场的感情，我心里是有数的……”他不再说什么，果真动手捆起我们的行李来。

我们异口同声地喊：“乌拉！……”

正如她们明白我们马场的小伙子们每天晚上为什么要到白桦林中去一样，我也明白她们每天晚上为什么要去集体散步。她们已都不是天真的少女，更不是荒原上的什么仙子或者精灵。她们已经到了向往和需要爱情的年龄。没有爱情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完整的生活。可是在北大荒，爱情如果不同扎根两个严峻的字连在一起，就不过是美好而空洞的词句。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马场的“维特”们，才对她们这些“夏绿蒂”退避三舍，而宁肯去到白桦林中解脱烦恼。

如今，我们这几个姑娘已经回到各自家庭所在的城市两年多了，我们都有了不同的职业，我们之中任何两个人都没有机会再见过一面，我们经常互相通信，每个人的信中都流溢着对北大荒的真挚的怀念眷恋之情，以及对我们在北大荒度过的那段难忘的生活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她面对整个荒原大声说：“荒原作证，公比拉河作证，白桦林作证，今天，我虽然走了，不得不走了，但二十年后，我将把我的儿子送来！我曾在这里栽过一棵扎根树，我的儿子劳动之余，将在那棵树下乘凉！”

我们比他们更清楚。

“雪兔”和“火狐”终于寻找到了向邹心萍表示亲近的机会，它们习惯地用下巴去摩擦她的左右肩头。

那一天，是我到马场的第四天。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我和几个同批到达的姑娘正在河边洗衣服。起初我们只觉得这两匹马斗得好玩，斗得开心，站在远处观看。两个车老板对两匹马束手无策，也索性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卷旱烟吸起来，摆出“看你们斗到何时方休”的听之任之的样子。但几分钟之后，我们那种袖手旁观的好兴致便云消雾散。我们都被震慑住了！两个车老板也扔掉卷烟，同时跳起身，躲躲闪闪地围着两匹马转，大声叱喝，跺脚挥拳，抛石头，却无济于事。“雪兔”的形体比“火狐”要小些，在那一天的恶斗中连连吃亏败北。它左前腿被“火狐”踢伤，一块皮肉翻垂，鲜血染红了雪白的马腿。也许是因为伤疼的刺激，它更加狂怒。而它的狂怒也将“火狐”的野性引发到了顶点。

邹心萍注视着指导员，说：“指导员，我们几个姑娘，是最后离开马场，离开北大荒的。您知道九年来我们是怎样坚持在这里的，您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不得不走的，如果今后有人问起我们，您，您可要对他们讲啊！……”

于是大家纷纷举杯，同时喊出：“苦哇！”

“你！……你干吗摔我！”我大声抗议。

历史不也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么？最近，邹心萍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一张照片——她和儿子在共同翻着一册画集。

“王志刚。”

她轻轻地走到铺位前，坐在炕沿上，许久才低声说：“我到白桦林里去了。”

我无言地点了点头。

连队里悬挂做钟的铁轨当当地敲响了！

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美好的记忆……

“雪兔”对我由陌生、警惕，而熟悉，亲近起来。

我，却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她回答：“是的。”

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马场的男女青年之间形成了一道似有似无的壁垒。是因为某某首长的儿子或女儿从北大荒“光荣入伍”而后“曲线返城”了么？是因为有人“走后门”开出了哪家大医院的诊断书“病退”成功了么？……没有谁提出过疑问，也没有谁回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