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西方哲学中的那些经典话题如果拿到我们这里来，尤其是放到百家讲坛或畅销书展台，是很容易被我们嗤之以鼻的。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现在正在写字，那么我面前的这张桌子到底存不存在，就算它也许真的存在，但我能不能“确定”它的存在？

是的，这张桌子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颜色、形状和纹理，是视觉印象；我摸到的只是质地和形状，是触觉印象，一切的一切只是这些视觉和触觉的“感官印象”罢了。我并没有真的“确定”一张桌子的经验，所谓“桌子”，只不过是我的大脑把那些颜色、外形、质地等感官印象整合起来，给它一个总名，叫作“桌子”。我们的大脑会“推测”这些颜色、外形和质地不可能凭空存在，一定有着某个载体，但这个载体毕竟是我们体验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有现象，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是我们认识不到的。

然而洪堡所贯彻的教育理念并wｗw.9９lib•neｔ不是以科学技术为优先，不是以船坚炮利的知识为要务，恰恰相反，“大学不应等同于职业培训学校或专科学校，而应该是一个纯科学性的、不带任何具体目的的一般教育机构。在大学里，教师通过与学生的共同活动，对他们施以普遍人性的教育和个性的教育。因此，大学向社会提供的不是有实际知识的专门人才，而是具有人类优秀品质和完满个性的人”。

照此看来，今天我们的大学风貌应该叫作“去神圣化”，这真是一个很有后现代气息的字眼啊。也正是因为市场打败了贵族，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学校或专科学校了，大学生当然也就越来越像技术工人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也唯其如此，思考一点哲学问题在西方传统里才配得上是贵族阶层最理想的休闲方式。怎么把这些贵族们的无用之学转变为我们这个市民社会的心灵鸡汤，这是一件龌龊而有利可图的99lｉｂ•nｅt事情。美惠三女神必须先做丰胸手术然后换上泳装，否则已经没人有兴趣多看她们一眼。

这种观点倒是和孔子“君子不器”的说法一致。君子不应该成为某一种专门的人才，无论是工程师、律师，还是哲学家，这都不是君子该有的头衔。而在孔子那个时代，“君子”这个词主要还在沿袭它的本义：封君之子，简单来说就是贵族。

我的概括可能过于简略了，但大体总是不差的。然后我们会问：这些深奥的学问到底能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助益呢？能不能指导我们升官发财，教育我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还有怎么傍贵人、防小人，至少也该教教我们“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吧？

200多年前的洪堡之所以会有那９９ｌｉb•ｎｅｔ样“不切实际”的想法，绝不是被拿破仑吓慌了手脚，也不仅仅是出于对中世纪大学之神圣性的向往。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向往着古希腊式的生活，在他看来，古希腊人才是“人类存在的理想范本”，在他们身上，想象力和理性分析的能力和谐共存，而现代人总是各有偏废，比如歌德是伟大的诗人，独享着无人可以比肩的想象力，康德则是伟大的哲人，他的理性分析能力可谓空前绝后，至于像古希腊人一样兼具二者的，在洪堡看来就只有一个席勒了。如果洪堡的教育理念在我们这里也开花结果的话，那么文科生就不会贬低理科生缺乏人文关怀，理科生也不会嘲笑“文科生的逻辑”了。

在西方世界里，既然研究哲学被认为是贵族们最高贵的一种消磨闲暇时光的事情，贵族们是不是都以研究哲学，甚至成为哲学家为荣呢？这的确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但实情并不是这样。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中去，哪怕这项

九九藏书

事业就是高贵无比的哲学，这在贵族看来也嫌粗俗了；成为哲学家的念头更是要不得，一名贵族只能是一名贵族，哪能成为这个家、那个家呢？

你肯定会说，这算个什么问题，桌子明明就摆在你的面前，看得见，摸得着，怎么会不存在呢，你又怎么可能无法“确定”它的存在呢？

我们之所以屡屡对古代的事情发生误解，总是以今天的认识推想古人的想法，是因为时代和空间的距离确实造成了许多的格格不入。今天的市民社会特别重视专才，一个人在任何领域只要获得了专业资格，就会受到旁人的钦敬，而那些“君子不器”的可怜人啊，反而最被人看不起。

笛卡尔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取得了伟大的哲学成就，但坚决要给人留下一个“业余哲学爱好者”的印象，如果你夸他是哲学家，他一定会认为受到了侮辱。

听上去这真是传统贵族的迂腐之见，甚至还有几分回到中世纪的味道。拉斯达尔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里说过，那时候大九_九_藏_书_网学的荣耀之处就在于学问的神圣化。

这个问题会把哲学分成不同的类型，执意搞清楚现象背后那个本质的就是本体论（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我们搞不清那个本质的就是不可知论（比如康德的物自体），认为我们干脆只就现象研究现象的就是现象学（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事情本身呈现出来的，而是被我们的“语言迷雾”造成的，这就是语言分析学派（比如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小组的语言研究）。

这好像是一个早就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思想，但是，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打进了柏林，普鲁士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富国强兵的任务，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教育改革居然也被提上了日程，这好像不是什么急务嘛。众望所归之下，威廉·冯洪堡担任了文教署署长，他着手改革学校制度，建立了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柏林大学，这对于当时的普鲁士的意义就相当于中国晚清时建立的京师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