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有些人就好比水珠一般在半道就洒掉了，但大部分人跟我一起在生活中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考验。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恰巧相反，因为我在生平的每时每刻，无论处于什么情况，都极其小心地呵护这些友谊。我就是这么个脾气，而且我接受采访时三番五次地说过，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忘记，在灵魂深处，我仅仅是、将来也只是阿拉卡塔卡一个报务员的十六个子女中的一个。最近十五年来，我算是出了点儿名，可我对此并未孜孜以求，也并不欢迎，因为这么一来，要保障我的私人生活就变得极其困难了。不过我还是做到了，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比过去更加私密，更加不受外界干扰，但是足以容纳和保留我在生活中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即我的儿子和朋友们对我的感情。我经常作环球旅行，但是我这种旅行的最大乐趣还是跟我昔日的朋友们相聚，再说他们已经为数不多了。事实上，我在生活中感觉我属于自己的唯一时刻就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聚会的人数不多的时候，最好每次不超过六个人，当然四个人就更为理想了。如果让我来挑选参加聚会的人，我总会挑得最为合适，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根据各方面都比较接近这一原则来邀请朋友的，因此，聚会中就不会出现很僵的气氛。当然，这要耗掉我很多时间，不过我总能挤出时间，因为这样的时光对我很重要。我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半道失去了很少几个朋友，因为他们不理解我的处境是很难由自己支配的，而且还会因为意外和差错，不定什么时候就得罪了老朋友。但是，如果有哪位朋友对此不理解，我深感遗憾，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永远终结了。因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朋友，实际上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好。至于朋友的性别，我并不区别对待；不过我总感到，我跟女性相处比跟男性相处更为融洽。无论如何，我自以为是我的朋友们最好的朋友，我认为，没有一个朋友对我会像我对我最不喜欢的朋友那样喜欢。

加：是的。在我所有的读者当中，她最具备这种直觉能力，并且理所当然地掌握着最为确切的材料来在现实生活中识别我作品中的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几乎我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像拼图似的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不同部件拼搭起来的，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部件。我母亲确实很了不起，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就跟考古学家凭着挖掘时发现的一根椎骨就能复原史前动物一般准确出众。她一面读我的作品，一面就会非常本能地剔除添加的部件，辨认出我借以塑造人物的那根最原始、最基本的椎骨。有时候，她读着读着就会说：“啊呀，我可怜的大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呀？一副娘娘腔！”我于是就对她说不是那么回事，书中那个人物跟她的那位老弟毫无关系。不过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她知道我明白她了解情况。

加：跟我外祖父相似的唯一一个人物就是《枯枝败叶》中那个没有姓名的上校。说得更加确切一些，他简直是我外祖父外貌和秉性的惟妙惟肖的复制品，虽然我这种说法可能非常主观，因为这些在小说里并没有详加描述，而且读者心目中的上校形象可能跟我心目中的大不相同。我外祖父曾经瞎掉一只眼睛，他失明时的情景，我认为讲出来倒是很有文学味道的：有一天，他从办公室的一扇窗户里看外面一头漂亮的白马。突然，他感到左眼有点儿异样，便用手揉了揉，不料就此失明了，不过倒是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这件事我记得不太清楚，我是小时候听人说的。我外祖母最后总是这么说：“他手上只留下一摊眼泪。”这一生理缺陷后来被我移植到《枯枝败叶》中的人物身上去了：上校被写成了一个瘸子。不记得我在小说里说过没有，不过我一直认为，他那条腿是在打仗时受的伤。那是“千日战争”，即本世纪初哥伦比亚最后一次国内战争。我外祖父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自由党所授的革命军上校军衔的。对于外祖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么一件事：他去世前不久，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大夫给躺在床上的他检查身体，在看到挨近腹股沟的一块伤疤时突然停手了。我外祖父对他说：“这是枪伤。”他曾经给我讲过好多次内战，因此我对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几乎在我的所有作品里都出现过这段历史，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他原来是挨了枪子儿才落下那个伤疤的。他跟大夫这么一说，对我而言，就像是揭开了一件具有传奇英雄色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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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我记得最清楚并且经常回忆的不是我家里的人，而是我和我的外祖父母曾经居住多年的坐落在阿拉卡塔卡的那座宅院。至今，它仍然一再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不仅如此，每天早晨睁眼醒来，我都有这样的印象（且不论真假）：我梦见自己正待在那座宅院里。我并不是回到了那儿，而是本来就待在那儿，我的年龄没有增长，也不为着什么原因，好像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座古老阔大的宅院似的。然而，即使在梦境里，我所体验到的仍然是我在那时候的主要感觉：对于夜晚的忧惧。那真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感觉，每当夜幕四合，它就产生了，而且等我进入梦乡还使我心神不安；直到第二天，我透过门缝窥见黎明的曙光，这种不安才算罢休。我不能确切地描绘这种感觉，我只是觉得我当时那种对于夜晚的忧惧源出有因，那就是，我外祖母白天所讲的幻觉、预兆和招魂等事到晚上都一一应验了。这就是我和我外祖母之间的关系：我们俩通过一条无形的纽带跟超自然的世界交流。白天，外祖母的梦幻世界使我心醉神迷，我感到我就生活在那个世界，它是我的世界。可到了晚上，我又感到恐怖。直到今天，当我独自在世界某地的一个旅馆下榻，我有时还会由于感受到独自待在黑暗之中那种巨大的恐惧而从睡梦中惊醒，常常需要好几分钟才能恢复理智，继续入睡。而我外祖父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于我来说，他是我外祖母那个混沌世界中绝对安全的因素。只有跟他在一起，我的忧惧才会消除，我才会感到脚踏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扎下了根。说来也怪（我今天这么想），那时候我一方面想像外祖父那样现实、勇敢和坚定，可另一方面，我又抵挡不住外祖母那个世界的不断诱惑，总忍不住要去探个究竟。http://www.99lib.net

加：我在满三十三周岁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第一次在我外祖父母家里见到我父亲时他正好是这个岁数。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刚巧是他的生日，有人对他说：“你已经满了基督的年龄了。”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皮肤黝黑、谈吐风趣、态度和蔼的人，穿着一身白色斜纹布衣服，戴着一顶平顶硬草帽：一个地道的三十年代加勒比人。奇怪的是，如今他年逾八十，事事遂意，我却不能像第一次在我外祖父母家见到他时那样将他看个分明。不久前，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认为自己就像那些雏鸡，据说没有公鸡帮忙也能生出来。他说得很有礼貌，很风趣，但同时又是一种责备，因为我总是谈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却很少谈到他。他言之有理，但是，这一隔阂的真正原因还是我太不了解他了，无论如何，我了解他比了解我母亲要少得多。只是到了今天，我们俩都上了岁数（有好几次我对他这么说），彼此才开始心平气和地通了气。我认为，这需要解释一下。我八岁回到父母身旁同他们一起生活时，心目中只有一个非常牢固的父辈形象：我外祖父的形象。而我父亲不仅和我外祖父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他的性格、权威感、世界观以及他和子女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很可能，由于我当时年龄尚小，这一急剧的变化使我感到非常困扰。结果，一直到我十几岁，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很僵。自然，这总是由于我的过错，因为在他面前，我从来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表现，也不知道怎么才能使他高兴。而他呢，当时又是那么严肃，使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当然，我认为我们后来关系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何时何地，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加：我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是和梅塞德斯相似的。在《百年孤独》里出现过两次的就是她本人，她保持了自己的名字和她药剂师的身份。而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的两次亮相，情况也一样。我从来没有滥加利用过她的文学作用，这得归因于一个事实，这么说可能听起来像一句俏皮话，但并非如此：我对梅塞德斯实在太了解了，以至于我简直不知道她实际上是什么样了。

加：你说得对，我和我儿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因为我对你说过，99ｌｉｂ•net这也是一种友谊。我儿子出生以后，不管我心情是好是坏，或者神思多么恍惚，身体多么疲乏，我总要抽出时间跟他们聊聊天，或者待上一会儿。从孩子们懂事起，我们家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商量，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加以解决。所有的一切都得经过四个脑袋考虑。我并不订立什么规章制度，也不考虑这种办法究竟是好是坏，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发现我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而我真正的使命是，当好一个父亲。我非常乐意这样做，而此生最令我激动的体验便是帮助我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我认为，我这辈子做得最成功的事情并不是写出了几本书，而是培养出了两个儿子。他们就像我们的两个朋友，当然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朋友。

恰恰相反，我还认为我文学天赋的许多成分得自我父亲。他年轻时代也写过诗，而且并不总是偷偷地写。他小提琴也拉得很好，那时他是阿拉卡塔卡的一名报务员。他一直非常喜爱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是非常贪婪的读者。如果有人到家里来找他，不必打听他在哪儿，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准在他的卧室读书呢。那儿是全是疯子的家里唯一清静的地方；当时，我们家哪儿都是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就餐的时候桌边会坐几个人，因为儿子、孙子、侄儿、外甥一大堆，多得数不清，再加上我们随时进进出出，没个准数。何况各人还有自己的事情。我父亲总是在读书，只要能搞到手，他什么都看：优秀的文学作品、各种报纸、杂志、宣传小册子、冰箱说明书，随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他对书更为入迷的了。此外，他从来滴酒不沾，与烟绝缘。但是，他却有十六个名字确凿的孩子；至于不为人知的子女究竟有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如今，他虽然已届八十高龄，但比我所认识的任何老人都要强健结实、精神矍铄。看样子，他似乎并不打算改变他的老习惯，而是与之相反。

加：要是我的问题很大，我就跟梅塞德斯和儿子们一起商量。要是问题非常大，很可能还要请一个能帮我出点子的朋友来商量。不过要是问题特别大，我就不跟任何人商量了。这一方面是为了稳妥起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给梅塞德斯和儿子们，说不定还会给某个朋友，增添什么烦恼。所以，我就自己把它咽进肚里。当然，结果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它就像敲响的警钟，迫使我学会生活。它也仿佛一个秘密情人，要跟她约会很困难，有时还很痛苦，但却难以忘怀。

加：我是在苏克雷认识梅塞德斯的。那是加勒比沿岸一个不靠海的镇子，我们两家在那儿住了好几年，我和她还在那儿度过假。她父亲和我父亲年轻时就是好朋友。有一天，在一次学生舞会上，我直截了当地向她求婚，当时她只有十三岁。现在想来，我当初的这一提议无疑是一种暗示，目的是越过那个时代娶亲必须经历的一切繁文缛节。她想必也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们自此之后还是会偶尔会面，并且总是很放松。我觉得，我们俩心里都清楚，我的这一暗示迟早会变成现实。果然，十来年之后变成了现实。不过，我们俩没做过真正的情侣，而是不慌不忙、耐心等待并且深知必然会有这种结果的一对。如今，我们结婚已将近二十五年了，但从来没有为一件事发生过严重的争执。我认为，秘密就在于无论婚前还是婚后，我们对种种事情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婚姻如同整个人生一样，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每天都要重新从头开始，而且必须在有生之年天天如此。这种努力应该是持续不断的，有时甚至会让人精疲力竭，但却是值得的。我的一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更加直率地说：“爱也是可以学来的。”99lib.net

加：他的全名是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上校。也许，他是我生平理解得最为透彻、交往最为融洽的一个人。但是时隔将近五十年之后，我感到他生前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不过这种想法早在我青少年时代就有了，而且一直使我很伤心。我非常失望，仿佛我命中注定非得这么不明不白地过日子不可。其实，我和外祖父的融洽关系原本是应该向他老人家讲清的，可往后却永远也做不到了，因为我八岁的时候他就溘然长逝了。我没有亲眼见到他去世，因为我当时正在远离阿拉卡塔卡的另外一个镇子，再说也没有人直接向我报告噩耗，我是后来在家里听人说起才知道的。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长大成人后，每当我有什么事情，特别是每当遇上什么好事，我总感到唯一的缺憾就是再也不能和外祖父分享了。所以，我成年时代的一切欢乐，过去是并且以后也永将为这种失望惆怅的心绪所左右。

加：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可以说一直是严肃有余。也许，在我一生中，这是最为严肃的关系了。我认为，我和我母亲可以无话不谈，但是谈话的时候，几乎总是亲密不足，严肃有余，而且严肃得有点儿职业客套的味道了。这种情况很难用言辞解释，但事实确实如此。也许是因为我和父母亲一起生活时已经懂事了吧（在我外祖父逝世之后）。我母亲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作是一个她能与之商量事情的人回来了，那时她孩子众多，又都比我幼小，她因此把我看作是能帮她考虑令人十分头痛的、棘手的家庭问题的人。那时，有一段时间，我们真是穷到极点了。再说，我和我母亲总没有机会在一起生活较长时间，因为没过几年，我满十二岁后，就先后去了巴兰基亚和锡帕基拉上中学。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们彼此见面的时间一向很短暂，先是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后来是我到卡塔赫纳去探望她，而且每年不超过一次，每次也只有十五天。这必然会在我们的交往中造成一定的距离感和拘谨的心理，其最自然的表现就是严肃。九九藏书网而现在，从大约十二年前我有条件这么做的时候起，我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每个星期天总在固定的时间给我母亲打电话，只有很少几次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打。这倒不是说，我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孝子，也不是说我比别的兄弟强，而只能说，星期天的电话联系仅仅是我们之间极其严肃的关系的一部分。

加：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跟我心目中的外祖父形象是完全相反的。我外祖父身材矮胖，面色红润，而且非常好吃。我后来还了解到，他在男女私情方面也是肆无忌惮的。布恩迪亚上校可就不同了，他不仅在外貌上像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那样瘦削，而且在性格上也像他那样趋于严肃。我当然没有见过乌里韦·乌里韦，但据我外祖父说，在我出生以前，他曾经路过阿拉卡塔卡，还跟好几位曾驰骋战场的老军人一起，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喝过啤酒呢。他在我外祖母眼里的形象，就跟《枯枝败叶》中那位上校的妻子阿黛莱达所描述的一模一样。在小说中，据她自己说，她第一次见到那位法国大夫，就觉得他极像一个军人。虽然小说里没有明说，但是我内心深处很清楚，她认为他就是乌里韦·乌里韦将军。

加：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之前，没有一个人物是以我母亲为基础的。《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伊瓜兰在性格上有她的某些特点，但有更多我在生活中认识的许多其他妇女的特点。事实上，乌尔苏拉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妇女形象，从塑造经典妇女的范例的意义上来说，跟我原先设想的形象是吻合的。但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事实正相反：随着我母亲年事渐高，她跟我心目中的乌尔苏拉的总体形象越来越接近，她性格的变化也主要是这个意义上的。因此，她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登场，似乎也可以说是乌尔苏拉这个人物的再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是我母亲的真实写照，跟我亲眼所见一模一样，所以，她在那本书中用的是自己的名字。她唯一一次对此发表评论是在她看到自己名字的第二部分“圣地亚加”的时候。“啊，我的上帝，”她嚷嚷起来，“我这一辈子都躲着不用这个难听的名字，可现在倒好，全世界都要知道了，还会译成各种语言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