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他和托里霍斯的友谊，同我和他们两位的友谊一样，都是意气相投所致。好几年之前，格雷厄姆·格林就被限制进入美国，因为有一次他在申请入境签证时声明说，他在青年时代当过几个月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受到同样的对待，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古巴拉美通讯社驻纽约记者。鉴于这种情况，托里霍斯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巴拿马公务护照，让我们作为他的客人，出席一九七八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巴拿马运河条约签字仪式。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格雷厄姆·格林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海军基地后，在国歌声和礼炮声中走下官方座机时面带讥诮的神情，因为只有政府首脑才这样到美国来。第二天，我们出席了签字仪式，离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首脑——其中有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智利的皮诺切特、阿根廷的魏地拉以及玻利维亚的班塞尔——就座的长桌子不到十米。我们两人饶有兴味地观察着，想象眼前是一群味道鲜美的动物，谁也未做任何评论。突然，格雷厄姆·格林弯下身子，贴着我的耳朵用法语对我说：“班塞尔想必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这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特别是因为格雷厄姆·格林是怀着极大的怜悯说的。

加：有好几年，我就按《百年孤独》问世前后结交这个划分标准，把我的朋友分成两大类。我这么做的意思很明白：我觉得我的旧友更加可靠，因为他们是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我的朋友的，而不是因为我成了名才高攀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渐渐发觉我错了：结交朋友的原因纷繁复杂，而由于某人的声誉的吸引，应该说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原因。当然啰，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如今，我本人也结识了许多过去不可能结识的名人，我是由于慕名，也仅仅是由于慕名，而结识他们的，后来又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因为我发现了我们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同我们的名气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声誉是积极的，因为它提供了建立友谊的众多机会；而如果没有声誉，这种友谊恐怕是不可能建立的。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我的新交很亲切，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在《百年孤独》出版前结交的老朋友仍然是特殊的；我们仿佛某种秘密的共济会，对往昔怀有相同的感情这个几乎不可摧毁的黏合因素使其得以巩固。九-九-藏-书-网

加：是的，教皇在当选后不到一个月就接见了我。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不仅在梵蒂冈教廷，而且在世界广大地区都是一个迷失了的人，他似乎还没有放弃克拉科夫主教这一职位。他甚至还没有学会如何使用自己办公室里的物品。当我向他告别时，他拿出钥匙转了好半天，还是没打开他图书室的门。我们在里面憋了好久，后来还是他的一名助手从外面给我们打开了门。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他给我的印象很坏，恰好相反，我觉得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极其朴实热情的人，似乎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教皇身份请求人们原谅。

加：我的妻子梅塞德斯。

加：我和密特朗的友谊也是从文学开始的。巴勃罗·聂鲁达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期间，曾经向他提起过我。大约在六年之前，密特朗访问墨西哥时，曾请我共进早餐。我读过他的作品，我对他那不可抹杀的文学天赋以及只有天生的作家才具备的对于语言的激情一直深怀敬佩之意。他也读过我的作品。在那次早餐期间以及第二天晚宴时，我们谈文学谈得非常投机，尽管我始终认为，我们彼此的文学修养存在差异，所喜爱的作家也不尽相同。特别是我对法国文学不甚了了，而他却了如指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职业作家。当然，和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交道的情况不同，只要我和密特朗会面，特别是他登上共和国总统宝座之后，我们总是谈论政治，几乎从不谈论文学。一九八一年十月，密特朗总统在墨西哥邀请卡洛斯·富恩特斯、危地马拉伟大诗人及文学批评家路易斯·卡尔多萨–阿拉贡和我共进午餐。那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午餐。但是我事后才得知，密特朗夫人非常失望，因为她原先还以为可以参与一场有关文学的谈话呢。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为我佩戴荣誉骑士勋章，在他发表的简短的演讲中，使我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的，是这样一句也令他本人深为感动的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九九藏书

加：为了和朋友们聚会相处，有时我也做环球旅行，这样做虽然花费贵得离谱，但也是我珍视友谊的又一个证明。

加：他是我读得最多、最认真的作家之一。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读他的作品了，在探索热带的奥秘方面，他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作家之一。事实上，文学中的现实并非照相式的，而是合成式的。发现用于合成的基本要素是叙事艺术的一个秘密。格雷厄姆·格林对此十分内行，我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认为，在我的几部作品里，特别是在《恶时辰》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来说，没有哪位作家能像格雷厄姆·格林那样，其形象同我在见到他之前头脑中的想象如此一致。他沉默寡言，对于你谈论的事情似乎兴趣不大。但是相处几个小时之后，你会意识到：你们一直在不停地聊。有一次，在乘飞机长途旅行时，我对他说，他和海明威是人们不容易在他们身上发现别人的文学影响的为数极少的作家中的两位。他回答说：“在我身上影响是明显的：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后来，我问他，在他看来，为什么不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迅速给出了回答：“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个严肃的作家。”这两个回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却告诉了我他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次旅行，好像我们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自从许多年前读了《权力与荣耀》，我就觉得它的作者应该是他现实中这副样子。

加：是的，我对于权力有着强烈的迷恋，但并非隐秘的迷恋。恰恰相反，我认为，对于权力的迷恋在我笔下的许多人物身上，甚至在批评家们最容易忽视的乌尔苏拉·伊瓜兰身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也是《族长的秋天》的价值所在。毫无疑问，权力是人类雄心及意志的最高表现。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作家对于某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因素无动于衷。

加：我和托里霍斯将军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大概是在一九七三年，我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他是一个煽动家，发动收复巴拿马主权的运动只是为了保存自己，而实际上，在推动巴拿马必不可少的社会变革方面，他却什么也没做。巴拿马驻伦敦领事立即找到了我，告诉我说，托里霍斯邀请我去巴拿马，以便我自己核实我的那种说法多么不公正。我当时怀疑托里霍斯的邀请只是一种宣传手段，于是就回答说，只要不公布我出访的消息，我接受这一邀请。他同意了。但是，在我抵达巴拿马之前两天，各家通讯社都发出了我出访的消息。我当机立断，改去哥伦比亚。其实，这只是一个与托里霍斯性格迥异的人办事不妥造成的，但托里霍斯却为此非常内疚，并重申邀请。数月之后，我秘密出访巴拿马。但当我表示想见托里霍斯时，却办不到，尽管有国家保安部的协助，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见到了他。他接见我时开怀大笑，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连保安部也找不到我吗？因为我在自己家里，这是任何人，包括保安部在内，也想不到的我的最后一个去处。”从此，我们俩就因真正的加勒比海人所特有的相投的意气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当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谈判变得极为紧张和不确定时，我们两人在法拉利翁军事基地单独相处了十五天，我们喝着威士忌，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当时没有胆量离他而去，因为我想，把他一个人撇在那儿，说不定他会顶不住那种压力，举枪自毙。我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这种担心是不是毫无根据。不过，我一向认为，托里霍斯个人品质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甘当烈士。

加：我是为了请求他对拉丁美洲人权计划给予支持才去拜访他的，但是他似乎只对东欧的人权问题感兴趣。不过，等他在几个星期之后到了墨西哥，第一次接触到第三世界的贫困境况，我觉得他开始正视他过去一无所知的另一部九九藏书分人类了。我们的会见大概只有一刻钟，我们是用西班牙语交谈的，因为他想在去墨西哥之前练习一下，那次会见给我留下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印象，那就是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我究竟是何许人物。

加：不错。不过，我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天真地对任何人都吐露心事，倒不是因为在声誉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做不到这样，而是因为生活最后总是使人变得不如以前天真。确实，我从十几年前就不再给人写信了，不过我不仅不给我的朋友们写，也不给其他任何人写。自从我偶然发现有人把我的私人信件卖给美国某个大学作为档案材料，我就不写信了。发现我的信件竟然也沦为了商品，我感到极其沮丧，从此再也不写信了。

加：没有。事实是，我只是对于生活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而政治仅仅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方面。我常常想，如果我出生在一个不像拉丁美洲那样有那么多政治问题的大陆，我是否会去过问政治。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自己只是个应急政治家。

加：我和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声誉（无论是他们的还是我的）带来的广泛的社交机会所衍生的结果，但是我同他们中的某些人的友谊，却是因为我们个人之间意气相投，跟权力或声誉全然无关。

加：她滔滔不绝地谈她的祖父，而我则谈我的外祖父。

加：托里霍斯没有读书的习惯。如果要他系统地进行阅读，他会显得焦躁不安，极不耐烦，但他却始终了解第一流书籍的信息。他具有一种几乎只有动物才具备的直觉能力，为我生平所仅见，他还具备一种有时会被误认为是预言能力的感知现实的能力。对于头脑里尚在思考的想法，菲德尔·卡斯特罗会一面滔滔不绝地讲，一面使之逐渐完整、成熟；托里霍斯不同，他守口如瓶，绝不外露。我们这些朋友都知道，他嘴里说的和他心里想的往往是两码事。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谨慎小心、最高深莫测的人。

加：我可以成为彼特拉克的朋友。

加：在他死前三天。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巴拿马他的家里，他邀请我陪他去内地旅行。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自从我们成为朋友以来，我第一次拒绝了他。第二天我就到墨西哥去了。两天之后，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托里霍斯因飞机失事遇难了。而那架飞机，我们曾经和那么多朋友乘坐过那么多次。我当时感觉五内俱焚，因为我这才发觉我比自己原本以为的还要爱他。对于他的死，我永远也无法适应。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还是这么认为。

加：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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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经历的许多事证明，我总是彻底避开各种级别的所有权力，因为我缺乏相应的天赋、修养和决心。这是任何一种职业都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三个条件我倒都具备。对于个人命运的错误选择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加：你仔细听着，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亲密的、以真挚的感情维系着的友谊是从文学开始的。一九六〇年我们在拉美通讯社工作的时候，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跟他打过交道。我当时觉得，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讲。后来，我成了著名的作家，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我们双方怀着非常尊敬、友好的心情见了好几次面，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能超越我们在政治倾向上的亲近。大约六年前的一个清晨，卡斯特罗对我说他要回家去了，因为还有一大批文件等着他去批阅呢。他对我说，那个不可推卸的责任真使他厌倦透了。于是，我就建议他阅读一些风趣和文学价值兼而有之的书籍，以便消除批阅行政文件所带来的疲劳。我提了许多书名，惊奇地发现他几乎全都读过，而且他对这些书还都有很好的见解。那天清晨，我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菲德尔·卡斯特罗竟是一个贪婪的、热心的读者，他对各个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都十分熟悉，而且态度还极其认真。即使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他也总是手不释卷，以便在有暇时阅读。清晨四点钟，我们相互道别，我给他留了一本书。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我重新见到他时，他已经把整本书读完了。要知道，头天晚上我们还聊了一晚上啊。另外，他还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仔细的读者，他会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找出矛盾和错误的细节。他读完《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之后，立即来到我住的旅馆，只是为了告诉我书中有一处船只航行速度的计算错误，因为船只到达的时间绝不可能如我在书中所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后来在发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之前，我就把原稿给他送去，他阅毕当即指出了我在关于猎枪的细节描写中的一个错误。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喜爱文学，他在这块天地里感到心情舒畅，他还喜欢推敲他越来越频繁的演说的文学形式。有一次，他不无忧愁地对我说：“我来世真愿意当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