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没有。我于是立即宣布该书合法并将其收入我的全集，现在，在哥伦比亚到处都能买到这种全集的平装本。我没有改动原版的一个字。此外，一九八〇年波兰危机爆发的原因，我也在这些文章里进行了解释，二十四年前，教条主义者说我被美国收买了。可笑的是，这些教条主义者今天却腰缠万贯，坐在资产阶级权力的宝座上，而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证明真理掌握在我的手里。

加：这很难衡量，像我在人权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并不都能收到明显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有时也会出人意料。而且，在诸多因素同时并存的情况下，要衡量其中一个因素的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享有一定声誉并习惯了成功的作家，这类工作就是一所教导谦卑的学校。

加：在我所做的这类工作中，给我带来最迅速、最令人激动同时也最合理的满足感的要算下面这件事：还是在桑地诺阵线取得胜利之前，现任尼加拉瓜内政部长托马斯·博尔赫要我帮他想出一条巧妙的理由，好让他在马那瓜的哥伦比亚大使馆避难的妻子和七岁的女儿安全脱身。独裁者索莫查拒绝放行，因为她们是桑地诺阵线最后一位幸存的缔造者的家属。我和托马斯·博尔赫对当时的情势分析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有力的理由。那小女孩曾经有过肾机能不全的问题，于是我们向一位医生请教，如果那小女孩继续待在那种环境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他的回答给了我们一条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理由。不到四十八小时，出于人道的而非政治的原因，母女俩获准出境，到了墨西哥99ｌib.ｎｅt。

加：我认为，我们当时在拉美通讯社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是我们还留在那里，当时的教条主义分子就会抓住我们的思考方式，给我们扣上这么几顶大帽子：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走狗，等等。你大概还记得，我当时默默地躲开这种纠缠，继续写我的小说，在墨西哥一面写电影剧本，一面就近密切关注古巴革命的发展和变化。依我看来，古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几场巨大的风暴之后，正在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不过这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们大家满意的社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加：就在我就读的锡帕基拉的一所中学里。这所中学有许多老师都是在左派的老阿方索·洛佩斯总统执政期间由马克思主义者在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在那所中学，代数老师在课余教我们历史唯物主义，化学老师借给我们看列宁的书，历史老师则给我们讲解阶级斗争……当我从这座冰冷的牢房出来时，简直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不过，我内心深处却也有了两条信念：一，优秀的小说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二，人类最接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

加：我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支部的活动，不过时间很短，我不记得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确切地说，我不是党组织的成员，只是一个同情者。从那时起，我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就时常变化。有时我跟他们争论得非常激烈，因为只要我的态度他们不喜欢，他们就会在他们的报纸上对我大肆攻击。不过，即使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我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反对他们的声明。

加：任何能为穷人谋幸福的政府。你想想看！

但是，最令人沮丧的例子莫过于一九七九年我为营救被萨尔瓦多游击队绑架的两个英国银行家所做的努力了。他们俩一个叫伊恩·梅西，一个叫迈克尔·查特顿。由于双方没能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在四十八小时之后就要被处决了。这时，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应被绑架者家属的请求，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设法营救。我立即通过许多中间人向游击队传递了信息，很幸运，信息及时送到了。我只要求立即就赎放问题进行谈判，他们答应了。我于是请求当时住在昂蒂布的格雷厄姆·格林，要他做英国方面的工作。游击队和银行方面谈了整整四个月，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根据事先讲好的条件，都没有参加谈判。但是，只要出现了障碍，其中一方就会来找我，以便恢复谈判。后来银行家被释放了，我和格雷厄姆·格林都没有收到任何致谢的表示。不感谢倒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让我非常惊讶。后来，我左思右想，才恍然大悟：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把事情办得太圆满了，以至于英国人认为我们是和游击队一伙的。

加：其实也并非对我的家庭的反叛；你想，尽管我父亲是保守派，但是我外祖父，那位上校，却是自由派，而且还是曾经拿起武器反对过保守派政府的自由派。也许，我最初的政治教育是从他那儿得到的：他没有给我讲什么仙女的故事，而是跟我讲述了我们国家上一次内战期间发生的极其残酷的故事，那场内战是自由派思想家及反教权主义者为反对保守派政府而发动的。我外祖父还给我讲述了我出生那年发生在我们家乡的那场香蕉工人大屠杀。你看，要说家庭的影响，我离反抗的潮流比离传统秩序还更近一些。

加：你一定还记得，关于那次对我的政治立场起了决定性影响的访问，我后来接连写了一批文章，把我的那些印象永远保存了下来，发表在当时波哥大的一家杂志上。二十几年之后，这些文章未经我本人许可结集出版了。我想，人们出版这本书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时代和政治价值，同时也是为了展示我个人思想发展中的所谓矛盾。

加：我没想过什么第三条出路，我认为有许多出路，也许在美洲，包括美国在内，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条出路。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同时尽可能地充分借鉴别的大陆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而获取的经验，但绝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而我们一贯如此行事。最终，必然会发现一种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加：因为我想掌握更加确切、更加直接的情况。政治上的成熟使我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更为心平气和、更为耐心和更富人情味的谅解态度。

加：众所周知，我已发表了抗议声明。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我仍将采取同样态度。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立场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完全不存在什么巧合），他最后到底为苏联入侵进行了辩护，而我是永远不屑为之的。但是，他在他的演说里对人民民主的内部情势所做的分析，比我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篇文章里所持的观点还要尖锐、惊人得多。不管怎么说，拉丁美洲的命运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在匈牙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决定，而只能在拉丁美洲决定。舍此之外，任何别的想法都是欧洲式的执念，关于这一点，你提出的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也不能幸免。

加：我那些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在所谓的人民民主下面，并无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言，走这条路永远也不会到达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每个国家各自不同的条件之上的。这种制度是由苏联通过各国教条主义的、没有想象力的共产党强加于他们的，这藏书网些教条主义者除了不切实际地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之外，什么也不会干。

加：最近，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午宴上，密特朗总统问一群作家：“诸位对法国有何指望？”结果，就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发生了争论，问题被导向谁是谁的主要敌人。在座的欧洲人异口同声地说，苏联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他们肯定认为我们是想要对世界重新进行分配，就像人们过去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但是我们拉丁美洲作家却说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最后是这样回答总统的问题的（你现在提的也是这个问题）：“既然我们大家各自都有主要的敌人，那么我要说，我们拉丁美洲今天缺少的是主要的朋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当之无愧。”

加：问题是从什么角度进行分析，你们始终坚持“古巴是苏联的卫星”这种偏见，而我却不以为然。你只须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一分钟交道，就会发现他不听任何人发号施令。我认为，二十多年以来，古巴革命一直处于危急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所持的不谅解和敌视态度，他们不能容忍在离佛罗里达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样板。不能责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不管其动机和目的如何），就不会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这种敌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处在危急状态之中，被迫进行自卫以谋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处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外。哪一天这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哪一天才能进行对话。

加：发达国家的民主是它们自身发展的结果，而非相反。在拥有不同文化的其他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各国）生硬地强制推行这种民主的做法是机械的、不切实际的，这跟推行苏联的制度毫无二致。

加：你刚才提到的三个人正好都是在加勒比地区的关键时刻执政的，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幸运的巧合。只是很遗憾，这几位具有合作精神的人物，都没有能够工作更长时间。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三位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美国的吉米·卡特协调，原本可以使这个冲突频繁的地区朝着一条非常美好的道路前进。他们保持着颇为积极的接触，互通消息，对此我不仅可以做证，而且我还曾经尽可能地跟他们合作过。我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我来说，它们是一码事，真不懂为什么要起两个名字）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而且也已具备摆脱长久以来的困境的成熟条件。但我也认为，美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原因是这意味着美国得放弃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的极不合理的特权。尽管有着种种局限，卡特毕竟是近年来加勒比地区最好的对话者，而托里霍斯、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洛佩斯·米切尔森等人几乎同时执政对开展这种对话也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样的认识促使我在那个历史时刻发挥了一种也许微不足道对我而言却极有意义的作用。我所发挥的作用无非是在这种时候充当了一名积极进行斡旋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那场灾难性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代表相反利益的人出任总统，我们的工作也许会走得更远。托里霍斯说我搞“秘密外交”，还有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说我总有办法把消极的信息转化为积极的信息。我不知道这是对我的夸奖还是责备。

加：我说的并不是原则，而是民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