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中期，台湾、香港两地的政治社会都还算安定，因而中国留学生又继续出国，哥大校园内久已绝代的“中国同学会”又恢复活动。这时出国的同学很多都已是政学两界的中级负责人，他们对政治的兴趣本就是从国内带来的；有高度政治诱惑力的胡公馆，这时也就更形热闹了。他们听过胡适的传教以后，也要来个促进民主政治的小组织。胡先生对他们期望甚大，因为他们都是起而行的少壮派。胡先生并为他们的小团体取了个名字曰“晨社”（Morni９9ｌiｂ•neｔngside Society）。取名人是三句不离本行的。晨社之名是他依据哥大校址所在地的“晨边高”（Morningside Heights）而起的。笔者是时虽未尝涉足台湾，但却住在晨边高，所以也应邀参加，并随群贤之后集体到胡家去“请训”。其后做社长的李和生会照相，他曾替胡氏照了一张后来流行相当广的照片。《传记文学》第一六八期第一六页上所刊的那一张便是和生照的。后来许多报刊复印时都误传那是胡先生做大使时的照片。

1957年初“晨社”开成立大会时，胡先生“亲临指导”，参加聚餐，并讲了几个钟头有关民主政治的大道理。我个人因所听已多，未终席就溜出会场与一些年轻人一起去哥大参加中国同学会的“春节联欢会”去了。时过午夜，胡先生还一再询问：“为什么唐老先生还不回来？”惭愧的是，在衣香鬓影中，99lib.net我这位“唐老先生”早已把他那位“胡老先生”忘得一干二净了。

晚年的胡适之不但对动口的小政治有兴趣，他对动手的小政治也有兴趣。

事隔数日，我碰到那位探病归来的林征祁。征祁告诉我说胡先生病房内的花太多了。后送的都放在走廊上。他又说胡先生看到你们的新诗，大为高兴云云。

此后不久，胡先生又病倒住院了。晨社的李社长通电要率领我们去集体探病。我说人家害的是心脏病，你如何能集体探得？和生又要醵巨资，购大束鲜花送去。我说胡公病房太小，哪里放得了那么多“大束鲜花”！最后我建议他去买一张探病卡片，由我来替他做一首“桑籁体”的十四行打油诗送去。这种“秀才人情”才是那位老秀才之所好！

下面便是录在我1957年2月27日日记上的那首打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