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这位老辈的老辈，他学会了美国人不苟且落笔的好处；美国佬的坏处他还未体会到，因为他根本未与美国佬共过事。他这个农业社会出身的传统士大夫把他自己为“五鬼”所扰的社会看得很清楚，而对鬼吃鬼的商业化的洋社会则一知半解。可是他老人家见贤思齐，只学好的，未学坏的，他双取骊龙颔下珠，倒颇能得中西之长。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笔者之所以持此说，第一，是从胡氏思想全局着眼。大体上说胡适思想前后是没有太大矛盾的。第二，是就稿子论稿子。我所说的只限于这份英文稿，未及其他。
再说白话文吧。胡氏反对文言文时，正是佶屈聱牙的章太炎体的古文得势之时，纵迟至笔者这一辈也还有个小章太炎写情书说“仆少有大志，七岁能文，先大父爱如掌珠……”而把爱情搞吹了的。所以在那时要扫除“桐城谬种”，“还我神奇”！真是一针见血的革命口号。但是五十年后的中国语藏书网言，已经由文言和白话的问题，转为适用与不适用的问题了。就适用而言，则“的了吗呀”就不一定比“之乎也者”更适用。
其实晚年胡适的思想，你要和他“谈”才知道；只去“读”他的书，是不够的。胡氏是搞“打倒孔家店”起家的。那时的“孔家店”是搞“垄断贸易”的大企业，声势显赫，不打倒它，如何革命？！可是事隔五十年，可怜的孔家店只剩下几间土门面，比贩卖中西文具的“胡开文老店”差得多了；孔二老板也早已变成头秃齿豁、灰溜溜的老头子，好汉们手下留情吧！再去踢他老人家两脚，也实在犯不着了。胡适之晚年已洗尽铅华，恢复他原来儒生的真面目；平时衡文论史，对孔老师恕辞尤多。但是孔孟学会的会长他还是不做的。不做的原因：第一，孔孟学会内众夫子所搞的“孔孟”不一定就是胡氏心目中“再造文明”里的“孔孟”；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搞“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家，岂可前后不一致呢？
60年代初期，胡先生逝世之后，哥大当局要我把先生口述英文遗稿写个“总评”。在那短评里我就说：“就内容看，这份口述稿实无‘新鲜材料’之可言。但是就研究
胡适思想的变迁来看，这稿子却证明了晚年胡适的思想，倒是与青年胡适的思想是前后一致的。”哥大当局后来也就把我这“总评”的要点写入他们的出版说明书。
九_九_藏_书_网 胡适的大著《丁文江的传记》这个书名，就不一定比《丁文江之传记》更适用更清楚，更不如《丁文江传记》简洁，尤不如文言文的书名《丁文江传》的明白、通俗、适用。请问胡大师，取个书名为什么一定要舍简就繁，唆唆用个“白话”，而不用个简单、明了、通俗、适用的“文言”呢？！
胡适之是个极其通达的人。同他谈话每使我想起幼年所读的
《论语》。
《论语》里面师徒对话所反映出来的孔子，也是个极其通达的老师。他的行为被学生们误会了，他可以对天发誓。学生们对他思想里迂腐的地方，也可开门见山地说：“啊呀！你老夫子太迂腐了。”
（“甚矣！子之迂也。”）胡先生正是如此，但是在学术上他却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最初我以为胡老夫子执拗，过久了我才知道，胡先生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九-九-藏-书-网美国佬就不同了，纵是总统、议员、校长、经理、讲座教授……他上午同你说的，下午就可以否认。与美国佬打交道，你和他事无巨细，都得订个契约或合同，因为他们的口头然诺，直如放屁，讲话是照例不算的。中国早期留美的知识分子，未看透老美，往往被他们甜言蜜语，骗得一辈子不能翻身。年轻的华裔知识分子比老辈伶俐多了，美国佬再也骗不了他们，而他们的言行也就美国化了。
为着词句表达的简洁有力，胡先生说起话来也时常是“文乎，文乎”的。但是写起文章来却偏要用一些既不适用、又不清楚而念起来别别扭扭的“白话”！何也！（恕我未用“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言以蔽之，提倡白话文的祖师爷，写起传世文章来，岂可自犯其清规戒律呢？！这是个祖师爷的形象（image）的问题。适用不适用，自当别论。所以他就木匠顶枷，自作自受了。九-九-藏-书-网
胡适成名太早。二十几岁就已树立了一个学术宗派。弟子以次相授业，他这个宗派已传了好几代。因而到了晚年纵使他思想上稍有改变，在学术上要“与昨日之我挑战”，他也不愿公之于世界了，牵涉太大，还是将错就错罢！
可是“说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施耐庵先生说：“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胡适之是个最好的“教书匠”，也是最能“快友”的谈友。他的文章写得已经够好，他讲得比写得更好！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他肚皮里的东西不讲出来，老胡适真要活活闷死的。我可以想象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着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这样讲起来，一定要言www•9９liｂ•ｎｅt成法立，文言白话，出口成章才过瘾！每句话都在“八不”规律之内，“讲”个别别扭扭的白话“演”，岂不难过？所以老胡适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白话不白话，哪还管得了许多？张君瑞说得好：“红娘姐，这时我顾不得你了！”胡博士这时也顾不得白话了。
有一次胡先生告诉我一个有关梁启超的故事：梁氏遗墨真迹今日仍可稽考者约有三万件，而件件足珍，其中没有一件是“苟且落笔的”！何以故呢？胡先生说因为梁氏成名太早，他知道他的片纸只字都会有人收藏的，所以他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
胡氏说完，我一想这正是胡适之的“夫子自道”！胡适之心到口到，他嘴里可以随便说，但是他却和梁启超一样不愿“苟且落笔”！加以胡氏又是个美国留学生，美国脾气很重。美国佬因为动不动就打官司，所以白纸黑字，他们绝不“苟且落笔”。但是在录音机发明之前，“口说无凭”，所以他们话倒可随便说。这方面也可看出中西文化之异同。我国农业社会里所产生的有为有守的士大夫，照例是“然诺重千金”的；江湖好汉，贫下中农，男子汉大丈夫讲话也照样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