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得好，是要几十年工夫！”胡氏肯定地说。

远地朋友最早被踢入会的是密歇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他最初寄来的是他胸罗宇宙的《海燕》诗集里什么：

“但是‘游戏’和‘文学’的限界又如何划分呢？”我再事追问。

后来我偶尔也把“按年编次”的《杜诗镜铨》也稍稍统计一下，所得结果也和东坡诗差不多。这我才体会到诗人做诗一定要“起哄”。俗语说“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赌钱”。原来“一人”也不能做诗。做诗的人一定要结社做诗，大家才有兴致。那时“白马社”诸公个个都在做诗。胡适之简直变成我们义务的阅卷老师，他“阅”得也十分起劲。

这儿我们也发现了旧诗还有一点好处为新诗所无。做旧诗的人——尤其是散处各地通信往还的人，大家可以“唱和”。友朋之间鱼雁常通，一唱一和，虽千里如在咫尺，其乐融融。这一点新诗就办不到了。这种“唱和诗”虽算不得“文学”，却是极好玩的“娱乐”。

可是在文学上，旧诗亦有其新诗不能代替的地方。例如旧诗可“哼”，而新诗不能。景兰江老板可以一面刷头巾，一面哼“清明时节雨纷纷”，自得其“吟之乐”。要是艾山的“梦与眼波与轻喟的惜别”，景老板刷头巾时就“哼”不出来了。

胡先生为这个问题向我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老实说，他那套解释甚为不得我心。我心想，像胡先生这种人，真叫“一言九鼎”。他九九藏书网的一言一行对青年人的影响太大了。对于做旧诗我可以下的“几十年工夫”却给他一句话耽误了，岂不可惜？胡适对旧诗的看法，在我的体验中，他晚年和少年时期的分别是很大的。但是一经我追问他又不得不为他少年时期的言论作辩论，因而其言论就显出矛盾了。

胡先生不喜欢旧诗词，我们都无话可说，视为当然。不过笔者倒为胡氏的另一句评语说得大惊失色。胡氏特别欢喜郑孝胥的律诗。他说：“律诗难做啊！要做到像郑苏戡那样的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工夫啊！”

“现在的人不用现代的语言做诗而用古人的语言做诗，不是‘文字游戏’吗？”

当“白马社”成立之初，我们曾假胡适之大名，“踢”千里外之朋友“入会”，所用的打油诗就是用旧形式写的。我还记得什么：

以下两首便是她的代表作：

有时我把这些感触说给胡先生听，他也往往半晌不知所答。他那位老寓公，古文、诗、词，出口成诵。孤灯清茶，闲对古人，原来也是他老人家的乐趣啊！

有一次他向我谈旧诗，兴之所至他就送给我两部线装书：苏轼的《东坡全集》和郑燮的《板桥诗集》。后来我无事时曾把苏东坡的诗作个小统计，发现集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诗是东坡“酬唱”、“宴饮”等人事间应酬之作。为应酬而做诗，算得是“文学”吗？我不禁自问而不能自答。

笔者海隅荒疏，他这首诗如不加注，我还不知道有个“本家”原来还是福建省的一个“才子”呢！

胡先生在当年的“白马社”内虽然以评论新诗为娱乐，他晚年已经不做新诗了。如果笔者记忆无讹的话，胡氏最后一首诗便是1960年秋与钮永建先生路过冲绳岛，他劝钮氏参加我们“口述历史”的那一首“旧诗”了。

“白马社”里欢喜做旧诗的人也不少。不过大家不愿做。不愿做的原因就是胡适之曾说过旧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不是“文学”。再者这种“游戏”也只有曹禺的舞台上所点名的“翁之乐者山水也”的“翁”们才去“游戏”的。打网球、跳狐步的人总以少“游”为是，所以大家不做。

“旧诗怎么不是文学？”胡先生说，“李白、杜甫做的不都是旧诗？”

９９lib•ｎet一类洋洋洒洒的新诗。接着诗词歌赋如尼亚加拉大瀑布，横空而来。纽约地区“刷头巾的诗人”简直穷于应付。在这些“西湖名士”起哄之时，笔者也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番。江郎才尽之时，黄河诗人辱诗征和，做不出诗来，就只好相应不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

以这些人为背景，笔者那时曾写了一篇小品曰《马查理的夜总会》。这位查理仁兄平时打工过活，形单影只，生活灰溜溜地挨日而过。但是每逢周末，那些好心肠的牧师和神父总把教堂土库门开一面，好让这些宋公明所说的“没头神”有个去处。这个“夜总会”就是查理生命中唯一慰藉和寄托了。“白马社”也者，也是我们这批“没头神”的“夜总会”。查理在他的“夜总会”里和洋孩子们打台球、跳土风舞；我们则在我们的“夜总会”内“做诗”罢了！

我问胡先生：“你不是说旧诗不是文学吗？”

策纵有奇才，多产而有功力。二十年来他寄来的诗简直是盈筐累箧。今年夏天，他又寄来墨宝条幅，弥足珍贵。我乘机要他写点有关对胡先生的诗品，亦是一篇难得的杰作（见本书附录）。下面便是他最近寄给我的——当年胡先生认为“可以做”的“旧诗”：

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策纵可以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你刚才不是说做旧诗要下几十年工夫吗？”我再追问一句。

这句评语，老实说，我个人听了真如晴空霹雳。笔者幼年在家中也曾学过旧诗。等到进了中学便再也不做了。不做的道理就是看胡适的书所受的影响。不特此也，笔者大学毕业后当中学教员，并且把胡适的“文字游戏”等一类的理论灌输给我的学生。

胡先生认为灵琰这些诗词也“不好”，因为照他的评法，纵使不是“无病呻吟”，也是“陈言未去”，没有充分表达作者自己的灵感，而用典故来堆砌，怎能算得是“好诗”？不过胡氏评他自己《尝试集》里的旧诗词也只是个“acceptable”。灵琰蒙其“accept”一下，已经是大喜过望了。

“你不是说做旧诗是‘文字游戏’吗？”

在众旧诗人压力之下，在胡适之老师允与评阅之时，笔者亦曾勉力奉陪，习做旧诗。以下便是笔者自己抄在日记里的比较有系统的习作；前几首是胡先生认为“陈言未去”、“不好”的律诗：

那时笔者便曾向胡先生抱怨新文学“看得懂，背不出”。去国日久的华侨，故国之思愈深，愈欢喜背诵点诗词和古文。笔者与许多老留学生和老华侨——甚至许多台北一女中、二女中毕业的太太们——谈起来，大家都有http://www.99lib.net同感。夜深人静，一灯独坐，念他一篇《秋声赋》，真是故国庭园，便在窗外。“文化”者，“文”而“化”之也。读斯“文”而与之俱“化”，大概就是我辈“天朝弃民”心目中的所谓“祖国文化”吧！此时此际，如果把徐才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也照样温读一遍，其味道就不一样了。

这几首相当颓废的旧诗虽然是笔者一个人的“无病呻吟”之作，它也代表一些50年代里，三十才出头的一些彷徨无主、大纽约地区中国文法科留学生的心境。在他们的心目中像胡先生那样老知识分子已经可说是“报废”了；而他们自己虽未及中年，也已面临“报废”的结果。他们有的还在读书，但是读书的目的也正是荀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了。他们对祖国的沧桑之变不能说没有他们的看法，但是学然后知不足，他们的“看法”也难免充满自我挑战的矛盾。他们是失去了的一代。怅望余生，真难免有“三不要”（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两不通”（中英文字俱欠通）之感。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一个小集团。他们彼此知道，而外界人则很难了解他们。

再者，才有四十年生命的新诗，究属青少年。它对中年以上的人所日益增多的感慨的表达，有时反而不若有公式的旧诗表达得深沉，所以“白马社”里这一类的“游戏”，亦偶一有之。当时表现得最有成绩的要算是女诗人何灵琰以及和她同唱（包括旧剧）同和的丈夫黄二颖了。灵琰有个未发表的《琬琰集》。其中旧诗词数十首，在我们看来简直是“excellent”（卓越），在胡先生的标准里虽然只算是“accep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