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例把这些“新材料”按时送去。他在看，当然我也在看，一共看了足足有几百万字，真是洋洋大文！

胡适对这一问题如何置答呢？我翻遍六十年胡氏一切著作就未找到一条答案。他老人家反来反去，反的只是个“辩证法”（黑、马师徒二家被胡适一锅煮掉）。本来以“科学”来反“玄学”，真是虽胜不武，无啥稀奇！但是搬弄“天演论”来反对“资本论”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胡适和他老师杜威一样是个“实验主义”的小滑头。他知难而退，碰到这一问题他就“王顾左右而言他”，避不作答。

事实上胡适早年被郭沫若这个李鬼砍了一板斧也是这个道理。胡适谈先秦哲学也动不动就说些什么“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一类的话。郭氏就问他这个“黑暗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答复这个问题就不是单纯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学可以应付得了的了！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要把“社会”分类成各种“形态”——例如“欧洲型”、“亚洲型”、“奴隶社会型”、“封建社会型”、“部落社会型”、“社会主义社会型”、“三民主义社会型”……来研究，那么我国“春秋”、“战国”乃至整个东西周的社会究竟是何种“形态”呢？问此一问题的郭沫若固然是拾马克思之牙慧，但这个问题本身则是“社会科学”里的问题，马九九藏书网克思又不是搞垄断企业的，何可得而私之？我们如果硬把这份礼物送给老马做棺材本也大可不必，因为它本是学术界的公共财产！

再者社会经济史学的兴起究竟为时太短，根基不厚。不积小家之细流，焉能成大家之江河？它和正统史学比起来当然也显得幼稚了。但是如硬说穿游泳衣的浮薄少年就一定不如穿长袍马褂的老祖父，那就忘记时代了。他们将来也会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还有，这一派的掌门人如老马者流也是下过“格子功”的。他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深度也不在正统史学家之下。骄傲的胡藏晖岂可因为瞧不起李鬼就连李逵也瞧不起了呢？

做学问是与做官不同的。抗战期间在政府里做“顾问”的便有一句话叫“顾影自怜，问而不答”！这样做官虽未可厚非，做学问就不行了。“学问”者，“学”而后“问”之也。所以要“有问必有答”。“问而不答”，那就变成了学术界的鸵鸟。鸵鸟把头插进沙里去“避而不答”，但是人家不抓头就抓屁股，其结果还不是一样吗？

当然胡先生认为这百十万字的“批胡”名著没一篇搔中他的痒处！他越看越觉得人家“批”不倒他。说起来真是捻须微笑，怡然自得，大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概！

“德刚呀！有没有新材料啊？”胡先生时常在电话内问我。我的回答总９９ｌｉｂ•neｔ归是：“有，有！多的是！”

不幸的是，这门学问一开始便和社会革命搞在一起。革命的口号往往是危言耸听、过分夸大的，因而它惹起经院派学人的反感和歧视。

早期左翼批评家中，胡氏特假辞色、颇愿一答的是李季。他对我说：“批评我的书，李季写得还比较好！”好在何处呢？胡先生说：“李季把我的著作都真正地看过的！”他对叶青先生批评他的巨著，本来也预备答复的。结果为一点词句上的小意气，他就避而不答了。其实他对李、叶二位的批评可谓“笑而颔之”，不以为忤。他二位事实上搞的也只是“半部马列”，侧重“玄学”而忽视“科学”。胡适之是搞“辩证法”起家的，李、叶二位在“辩证法”上那几手，哪里难倒他呢？！

胡氏那种飘飘然的神情，简直是一位有道骨仙风的鬼谷子，而我这位专门替他送“新材料”的小图书馆员，也简直就变成这９9ｌib•ｎｅｔ位老道人身边的炼丹童子。我们师徒研读之下，我的确也相信他没有被批倒。你越批，他道行越高，真是胡为乎来哉？！

社会经济史学之东传，原是一批小革命家于一次大战后自欧洲大陆带回来的。那时的欧洲是疮痍遍地而标语满墙。那批留欧的小先生们既不勤工，更不俭学。但是搞起社会革命来，则个个人都满腹经纶。在巴黎街头抄下了一条条的革命口号，回到祖国个个都变成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了。谓予不信，读者试翻王礼锡所编的《社会史论战集》就可知道。胡适之一派有正统训练的经院派经师博士们怎能会瞧得起他们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此后来在北大授社会经济史的名教授陶希圣也被胡适派挤得靠边站，薪金上也打了大折扣。这也是陶希圣先生亲口告我的。

可是50年代里大陆上的批胡运动就不一样了。那是文、法、理、工、医、农、商……各行专才，举国动员，向胡适进攻，真有百万曹兵，指日飞渡之势！可怜的老胡适这时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去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灰溜溜地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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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胡儿，哪知道这个穷老头却是当时百万大军追剿的对象？！

可是胡先生治史最大的弱点也就是他以偏概全。第一，他把这门新兴的学问完全当成玄学来处理而忽略了它“社会科学性”的另一面！第二，他把强调“生产关系”这一派当成“社会经济史学”的全部而加以轻视；第三，是他传统士大夫的头巾气，只重正统学说，而把“怪力乱神”全部抹杀，对他们的抗议，充耳不闻，认为“不值一驳”！

不过胡适就批不倒？！天下有这等事？我真不相信！

“带来看看嘛！”

我记得胡先生读后为之掩卷大笑的文章，是一位作者利用胡氏在北大的私人藏书，撰文批胡。他那“小心求证”的脚注所引胡适的书竟然注出“胡适自编号×××号”。

“看！”胡先生把他桌上那个金字塔向我一指说：“我哪里会‘自编号’呢？”言下大乐。

1964年秋初，笔者有幸得与一些华裔史学界的巨擘在伦敦联床夜话，如果记忆无讹的话，那时杨联陞先生便说“社会经济史”是今日史学的主流。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和“民生主义”里提到的那个威廉博士，以及他二人所相信的“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这一概念，也是从经济史观这条道路上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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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胡适之的“避不作答”，是他聪明的地方，是他“知难”。一般的避不作答，就是阿Q，阿Q就“无知”了。“无知”与“知难”其“果”虽同，其“因”就有“愚昧”与“智慧”之分了。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便因为他老人家是个划时代的革命家，知“知”之难，而“行”反而不太难。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就是这个白面书生深知“起而行”之不易，但是“坐而言”亦难乎其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