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聂隐娘回到小茅屋，她从远处朝着磨镜少年走过来。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隐娘露出了整部电影唯一的一个笑容。只有做出自我选择，并且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她才是放松和快乐的。只不过，侯孝贤又一次极其克制地拍了一个大全景，连个特写都没有。他不提醒你观看，他让你自己去发现。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不敢妄言，因此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里，都是一番晨昏不明、左右逢源的景象。

朱天文说，这就是聂隐娘的现代性。侯孝贤载誉归来，马英九在台北办欢迎宴会，侯孝贤发表演讲，当头第一句就说，所谓现代性，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杀人。

这虽然是我的猜测，但也不是乱猜。

这是个伟大的镜头，既是对过去发生的历史的凝视，也是对即将发生的历史的预言。

观众们很快失去耐心。他们或睡着，或走人。认真点儿的会看完，然后深感情感投射落空的愤怒：侯孝贤，我今日敬你，但你竟然这么不把我当回事。

开篇，导演就让衣着华丽的嘉诚公主在牡丹花丛里抚琴自道：王得一青鸾，三年不鸣，妃子建议，听说青鸾这种鸟啊，只要看见同类就会叫，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置镜，结果青鸾悲鸣，终日奋舞而绝。

隐娘失业了。她是不愿意杀人的刺客、无用的高手。为了营生，她可能每天出门打猎，累了一天，一身血腥味回家。

因此，《刺客聂隐娘》的武打戏和文戏一样，极其含蓄克制。

嘉诚公主，一个人孤零零从长安嫁到魏博。她性子刚烈，出发的时候嫌弃送亲的车子不好，受了怠慢，就不肯走，直到皇帝给换了金根车才满意。她终身的使命，就是不让魏博跨过河洛一步。她事人，从儒家，相信人际关系的沟通和博弈可以稳定局面，达到目的。

但是，因为和侯孝贤深聊过，也前后刷过三遍《刺客聂隐娘》，我想说说我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我喜欢它，但就像陈丹青说凡·高，你要问我哪里好，我就只能跳楼。

这个话题好像有点过时了。这部电影貌似已经以票房九九藏书网成绩一般和冒犯观众载入华语电影史册。

这种“藏”，倒是教我想到“神隐少女”。别说我瞎掰。侯孝贤跟我讲，他下一步电影想拍谢海盟的一个新剧本，那是一个关于台北新旧历史交替的故事。他说，他想拍成《神隐少女》那样的东西。

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被嘉诚公主安排嫁给义子田季安。并不是因为他们般配相爱，而是公主信任隐娘的妈妈，认为和这股力量结盟更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当年，朱天文曾经说过，她从来就没打算做艺术家，她想要做“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因为“士”才能整体性地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和历史，而不是安于一室之欢。

聂隐娘是魏博贵族的后代。她的妈妈是魏博君主的姑妈，当年嘉诚公主和亲，就是她带队迎接。她的爸爸虽然憨人一个，但也是得到宠信的军事重臣。

这好比反服贸，到底要因为经济和现实生存的原因，与大陆协同发展，还是担心被边缘化的历史重演，因此宁可保持一种奇崛的独立姿态？

侠之大者，当李慕白出手的时候，他不只是要展示武功，更要显示武学尊严和宗师气派。总之，他要展示。

意境是顶顶重要的东西，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如今侯孝贤不仅要传，还要用镜头传，可见野心。

说起神隐少女，聂隐娘就是侯孝贤的神隐少女。在跟舒淇解读剧本的时候，他说，聂隐娘就是一个孤独症少女。少女千寻的父母变成了猪，无法继续保护她，她只能自己孤独成长。少女隐娘的父母把她当作政治工具，失散多年，重逢时不是嘘寒问暖，而是大讲嘉信公主的政治理念。难怪隐娘掩面而哭，她也只能孤独成长，寻找自己的道路。

在电影里，很多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过场戏”保留下来了：一队人马稀稀拉拉地爬山，女子沉默地穿越麦田。而很多传统叙事里面会大加渲染的“重头戏”，却被剪掉了：画符老道一下子就死了；道姑更绝，连死没死都不告诉你。

它死了。一个人，没有同类。这四个女人都是这种人。孤独。

总的来说，《刺客聂隐娘》可称得上“多情需藏”这四个字。它藏得挥洒肆意，毫不留情，就连编剧朱天文看到成片之后都大惊失色。因为很多当初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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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剧情而苦心设置的片段，竟然都被导演大刀阔斧地剪掉了。

是的，当他们开始过日子，重新审视彼此的性情和这段关系，生活才算真正开始。哪怕是聂隐娘，也要面对“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娜拉命题。这又是另外一重现代性。

因为采访过侯孝贤，而且写了几篇文章，甚至有粉丝会跑来质问我：电影怎么能这么拍！

这是一个曾经被遗弃，但是不断在探索自己文化认同的地方。80年代，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这批新浪潮导演，用电影探索了这种文化认同的可能性，找到了一个岛屿的文化自信。

在侯孝贤看来，电影是发现，而不是观看。

侯孝贤也是对政治保持兴趣的人。他跟我说，他也有“士”的追求。当年，他曾经在台北街头因为政见不同，跟出租车司机扭打作一团。

嘉信公主的背景性情并未多做介绍。她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山里。不过，她在应付阮经天扮演的侍卫时说，我事天，不事鬼。所谓事天，即从墨家，主张杀一独夫可以救万千人。

有个朋友说，他可能追求李白《侠客行》的意境：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痕。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电影中呈现的大自然的景象。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电影里面每个叙事段落，都是用大自然的空镜头来衔接的。隐娘要和女杀手对峙，画面开端就是两片慢慢靠近、最终合为一体的云。等云到。

侯孝贤告诉我，他最满意的一场动作戏，是结尾聂隐娘和道姑对打。隐娘如忍者，三两下就收手，消失。道姑也收手，一抖拂尘，白袍破了一道口子。

这种留白和开放性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里就呈现过。侯孝贤继承了巴赞、戈达尔、特吕弗、安东尼奥尼的衣钵。

可是，我问过他，隐娘和少年去到山里，从此过上了幸福甜蜜的生活，然后呢？他笑，说，没有续集了。

不过，这个强势的女人也是孤独的。她和嘉诚公主，一个主战，一个主和，都是孤独的执行者，承担巨大的、有危险的使命。但，这些政治主张都来自她们的血统和出身，而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隐娘和很多贵族女子一样，有一个被安排的人生。她被各种人、各种势力安排。和她的名字一样，她原本是个“不存在”的人。

这就是侯孝贤的电影观。在数十年后，他仍然致力把电影当作一种自我表达的艺术手段，而非取悦大众的神器。

没有完整的人物关系介绍，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一带而过，跳跃性的剪辑，还有虽然少但比起《最好的时光》已经多得不行的台词……这种观影体验好比做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完形填空题。

这种敬意和信任大约出自《悲情城市》。《悲情城市》来自1989年，讲的是1946年的“二二八事件”。

但我倒是在想：山里的生活究竟会怎样呢？

我一直记得，在电影的最后，梁朝伟和妻子儿女站在空荡荡的车站月台上，最后一辆列车已经开走，他们知道，自己的后半生已经无处可去，将永远困在这个海岛上。梁是个哑巴，更是暗喻了知识分子不能表达的困境。

日子久了，他觉得隐娘不够温柔。隐娘则心想，当初你给我上药的疼惜劲儿哪里去了？

当然，这部电影并不好懂。

因为田元氏的家族背景，她主战，事鬼。若魏博归顺朝廷，她和她的家族就不过是乱臣贼子的后代，有灭顶之灾。

当然，更表面一些来看，《刺客聂隐娘》是一部深沉的女性电影。侯孝贤喜欢拍女性，后期的作品更全部是女性题材。他说，男性刚强女性烈。

当然了，它的动作戏不是《卧虎藏龙》那种好看。因为刺客和侠客有本质的不同，简直天壤之别。

但偏偏聂隐娘有。在四个被安排、被继承、被选择的女人里面，她们一样孤独，没有同类，但聂隐娘是唯一一个选择了自己命运的人。她最后归隐山林，这是道家出世的选择。她没和亲，没做刺客，也没杀田元氏派的女刺客，她付出代价，不惜背叛师门，也要做她自己。九-九-藏-书-网

田元氏看起来是个很镇定，也很有办法的女人。她心狠手辣，行事大胆。她可以在君主事先警告的情形下，仍然毫不犹豫地做出安排，谋杀怀孕的妃子。甚至，君主的父亲都有可能是她杀掉的。但君主也奈何她不得，只能挥剑砸了炉子了事。

这些大自然的画面像傅抱石的水墨画，优美含蓄。同样拍大自然，侯孝贤的自然观可能跟张艺谋的大红大绿，以及陈凯歌的苍茫黄土地完全不同。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

全片一共有四个女性角色：嘉诚公主（和亲那位）、嘉信公主（道姑）、聂隐娘、田元氏（就是周韵）。这四个女人，用一个意象贯穿全片，那就是青鸾。

其实，在剧本里面，道姑最后是死了，胸口白衣的血迹染成一朵牡丹花——但是咱们的侯导全给剪掉了。

这是一部挑战观众的电影。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像中国传统文人画一样，洗练劲道，有大量留白。这留白是需要观众参与的。这就是说，你要有“解题”的兴致、能力和耐心，缺一不可。

自我，这个宝物，它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循环往复，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静默如谜。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别说隐娘和少年，就算羿和嫦娥也要面对呢。

再大一些之后，因为嘉诚公主计划落空，她被嘉信公主安排上山学艺，做个刺客。她是道姑的凶器，而一个凶器，是没有思想、没有自我的。

这不是一件舒适的事情，会叫花钱买票图乐的观众不爽。

说回《刺客聂隐娘》——我不确定，也未跟侯孝贤本人求证过——但我相信，晚唐末年，那个在战与和的暗涌之间摇摆的藩镇，魏博，它可能正是台湾命运和处境的象征。

她有她的势力和代言。当年，她的父亲是叛变中央政府投奔魏博的刺史，为了她父亲手下一万多人的军队，田季安的父亲做出安排，让她嫁给自己的儿子。这是一段政治婚姻，但原本嘉诚公主安排的未婚妻聂隐娘，就被牺牲掉了。

我对侯孝贤有敬意和信任。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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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自己花钱进三遍电影院的原因。他不会随随便便拍一个神经质、瞎胡闹的东西出来。

另外，既然《刺客聂隐娘》有个武侠的壳子，自然也要关注它的武打场面。

1989年，这是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正是台湾岛内“解严”，蒋经国去世一年之时。这就是说，一俟获得表达的机会，导演就要用电影来纪念和解读这个海岛的历史隐痛。“二二八”是一桩屠杀、血案和公案，是台湾最不愿意被触碰的记忆。但是侯孝贤，唯独他有种把它拍出来。

不过，宫崎骏和侯孝贤毕竟都是温暖的人，对人世的孤独还是心怀不忍。他们为千寻准备了小白龙，也为隐娘准备了磨镜少年。她们奇诡的命运终于找到支点，从此有了希望和勇气，有了同类，不再孤独。得一人心，便可终日奋舞。

《刺客聂隐娘》的镜头语言，也一直在呈现和电影的道家价值观一致的东西：利落、极简、丰富却毫不啰唆的纵深景别。

但我还是愿意说说它。原因很简单，经典原本并不趋时。

这个问题叫人哭笑不得，电影又不是我拍的，冒犯你们的也不是我啊。

所谓磨镜少年，磨镜即是磨心。少女敏感犀利，要当得起如此少女的爱人，少年的心必须是透明的。

磨镜少年可能找不到工作。毕竟山里人谁有钱买镜子啊？他只能待业在家，玩镜子，睡觉。

在历史上，台湾历经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清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治理，隐隐然总有这么一腔子孤愤和弃儿心态：你们都不要我，都对我不好，那我跟你们拼了吧。这种来自山地民族的烈性（瞧瞧《赛德克巴莱》的血腥），混搭民国军事贵族的幽怨，二者融合，成就了今日台湾又柔糯又刚烈的脾性。这一点，你端看他们甜腻的民谣、安详的街市、全武行的民意代表会议就知道了。

但刺客是要藏的，不能被人发现。最好一招毙命，一旦拖泥带水，就有性命之忧。

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是这么写的：羿带嫦娥私奔，临了，可怜一身射日的武功，只能每天射乌鸦。至于嫦娥，可惜了她的颜色，只能每天用乌鸦肉做炸酱面吃。最后呢，两人互相抱怨，吵闹不休，她烦了，就奔月了。

说真的，鲁迅真不跟你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