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叙述的立场
——葛亮﹑张悦然文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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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叙述的立场——葛亮﹑张悦然文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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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我觉得这和个人的审美与阅历都有关。这种体会我也有,虽然我们都尽量让自己宽容。但语言是构成作品的基本素质之一,同时也是阅读吸引力的基础。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某些片段而立刻否定一个作者,在了解他在语言外的叙事企图和情节设计等元素之前。但是,这对读者的耐心实在是很大的挑战。语言实际决定了读者对作者的最初认同。无论是海明威还是福克纳,他们永远都有标记般的语言,形成了一种腔调,这是他们的迷人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腔调决定意义。气息鲜明的作家如安吉拉·卡特,她独特的语言是进入小说文本的入口。
葛:没错,对我们这代人,这是语言教育十分重要的层面。还有,如果我们缺乏与某种语言格局相关的生活,实际很难进入这种语言的气场。有些表达的模式,和当时所处的意识形态氛围也相关。你提到方言的运用,也是小说很重要的元素,因为它的鲜活。有时也可能造成阻滞,我们都认可《海上花列传》是部好小说,但是也是令人难以进入的文本,尽管张爱玲如此地推崇。这更多是因为我们对吴文化背景缺乏整体性与深入的认知,不仅仅是方言的问题。
张:这是欧文的优点,因为让读者充满满足感。所以我发现,当你呼应一个读者记得的拼图时,他会感到愉悦和满足。就好像你提起一个老朋友,一个老朋友的习惯。
葛:还是要看分寸和作者的呈现技巧本身,甚至作者的风格。卡佛的语言是标签式的,包括语法和修辞,必须有适合自己的土壤和质地,才能恰如其分。后来的模仿者得其形而未得其实,可以看到的“中立”已经流于“克制”,克制得过了,就显得做作。运用得得体,的确也关乎于小说的整体构成,在大多数写实作品中,如果一个故事已很跌宕,叙事者平和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起到调节节奏的作用。
葛:当我们对形式有所追求的时候,的确会经常面临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故事的欲望造成了我们对形式的懈怠。而当我们对承载故事的容器突然收紧,又觉得对故事本身是不公的。我想,这大概还是关乎小说写作经验的一个层面。有很多在形式上圆熟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他在叙事时间技巧的探索上走得非常远,但并未影响到他是个讲故事的好手,前者也未对后者造成束缚,可谓浑然天成。对于故事,我们的重视是一样的,剩下的其实是怎样讲出来的问题。曾有论者问及我在小说中所用的in medias res(直入本题)的手法,我才意识到不自觉地运用了某种形式去实现对故事的讲述,这算是比较自然的形成。你早期的小说中“哥特风”的叙述方式与其中的故事内核,我想同样是恰如其分的。
张:是的。
葛:这和读者对小说的期待相关。前者其实隐含了对于故事本身的要求。如果一个人物的性情在小说中细水流年地平铺直叙。这种写法大约只能作为生活的截取,是支撑不了长篇幅的铺陈的。而读者又时www•99lib.net时将人物与现实中的人进行比对,难以容忍任何欠缺说服力的改变。但是小说归根到底,还是对生活的提炼,无法等同于生活本身。也就是说,适当的“戏剧性”仍然是小说中可取的元素。
葛:我想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因为历史的脉络可以赋予小说某种天然的逻辑力量。当然,甚至可以成为被解构的对象。适当地进入是必要的。比方昆德拉对于历史的理解,是给他的人物创造一个有解释意义的存在状态。其实是一个背景,人物不可能回避他所生存的背景。
葛:人物、故事与叙事形式,永远是统一与制衡的关系。我读了你上次讲到那篇有关约翰·欧文的文章。其实很感兴趣一点,是欧文曾经有过读字困难(dyslexia),他在小说上的特殊技巧得益于对这种困难的克服。这使我想到了我们都可能遭遇的问题,就是写作上的“成见”感。有时候,当我们写得太顺利,这种成见感日益浓烈,实际可能会影响到进步。
张:欧文是照顾到普通读者的。他的小说优点就是故事很好看,非常有阅读快感。
葛:你说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涉及我们这一代人对经验的界定。表达方式实际上仍然与生活经历有关。对具体的作者而言,文字风格的构成来自某种惯性。这种惯性除个性以外,也包含时代与社会性。语言的变化与延展,和这些外部因素关系如同唇齿。在我们这代人,语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这种教育虽然有本身的局限。但是也激发了语言新的面目。
葛:嗯,所以我说了,会是一种调节,而不是全部。当叙事者隐身的时候,全知视角下的故事已经会有很多的变化和起伏。这种魅力同样是来自叙事者的用心,只不过不易察觉。
张:接下来,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叙述者。因为你和我提到过自然主义,你倾向于用一种比较中立和隐藏的身份来叙述,是这样吗?
葛:对,这也可以理解为作家与读者间可预期的某种合作吧。
葛:你的意思是,故事可能是对小说形式的束缚吗?
张:你对故事还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故事的变化和起伏,真的很难吸引读者。因为他们消费过太多故事。不过说实话,我现在可真是一个爱发言的叙述者……
葛:我想对故事的敬畏是我们都有的。故事是情节的起点。福斯特认为小说的基本面正在于此,可见是重中之重。在我的概念里,故事其实是一个方向。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常常将故事当作脉络性的东西来看待。我会觉得不妨轻松一些。因为小说作为一种用逻辑贯穿的文字体系,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可能影响小说的走向,“蝴蝶效应”一般。而随之而来的故事的开放性,往往是更迷人的。这方面有不少的范本,比方《十日谈》。我记得你的小说里,也经常在形式探索的基础上,给了故事更
九九藏书
多的可能性。我们看到不少成功的例子。这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只是这种可能性的逻辑感是不是能有足够的说服力,支持情节走下去,实现整个体系的完成。我更感兴趣的是,怎么让故事丰厚起来。
张:但是人们实在读了太多小说,他们现在已经不能接受你云淡风轻娓娓道来,长篇小说如果要跟上现代人的步伐,和他们的生活节奏吻合,它需要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反而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叙述者。这是我的观点。
张悦然:青年小说家,文学博士(以下简称张)
张:据我所知,你是一个对自己语言要求很严格的人,但是你在香港生活了近十年,看的都是繁体字,说的是粤语。那么你的小说语言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影响。你对自己的语言是如何要求的,它的标准是什么?
张: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概念。也许是太多人向我提起它的缘故。这是一个小说创作的动机问题。我认为当强调这一点,有意识地把这些投放到小说中去的时候,它们是移植的,不是生长的,它们与你的叙述永远貌合神离。
葛:还是看具体如何表达,我想,在很多情况下,叙事者的声音的确会受到小说故事和情节乃至人物性质的影响。我有兴趣谈谈Sherwood Anderson(舍伍德·安德森)的一篇小说《林中之死》。你会觉得,这个小说在叙事上并无太多的特点。但是,对于表现那个极端性格的人物,那种长年的、一以贯之的、默默堆砌的性情,的确有一种积聚待发的作用。你对于这类人物怎么看,会认同他们看似单一并强大的性格塑造吗?我记得你的小说中间,也曾有一些性情决绝的人,那种执着到底不回头的人。
葛亮:青年小说家,文学博士(以下简称葛)
张: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习惯的叙述方式,和适合他的时间长度。对我来说,我喜欢处理一种“often”的状态,一种习惯状态,而对于正在发生的时间点,有时我会因为过多沉溺,使它过于浓重,好像停滞了。
张:其实很奇怪,人们会希望在小说里,看到角色性格的发展、改变,觉得这是命运的法则,可是呢,一旦角色的性格发生稍大一点的改变,读者心里必会产生怀疑,他会想,怎么会改变那么大呢?他不会变成这样一个人的。
张:不用回避。我们就管那些叫生存背景,不一定用历史感来描述它。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用写实的方式,记录已经成为历史的某个时间。我这里所说的写实的意思是,你是在写你的人物,是你的人物恰好生活在那个时间,而不是你就想写那段历史,如果你不是专事这方面研究已久。我们该如何写历史,这也许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看奥斯汀,我们觉得那么美好,好像就坐在那个庄园里的客厅中,旁边的沙发上有位慵懒的太太,她的脚下有一条狗。但是极少有人会觉得当代人写维多利亚时代,比奥斯汀写得更好。
张:最后,我想谈谈对你小说的一些感受。你一直都是在用善良的目光看世界,所以你的角色,有一种善良的可爱,他们很容易牵动读者的心,让读者为他们揪心。那是一种很隐没的深情。你均匀地分给他们,没有偏倚。我非常喜欢《七声》里面,毛毛走走停停经过的那些人。他们被他聚集在一起,想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然后是长篇《朱雀》,我觉得你完成了你心底最需要写和一直想写的一部小说。它是沉甸甸的,充满野心的。它有你对这座城市不可言喻的深厚情感。所以你对你的人物,充满怜爱之心。尽管你想要表达宿命之无奈,但是你还是没有把他们的热情浇灭。他们有一种不可扭曲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你对那些有伤痕的岁月的抚摸。他们的这种品质,也是这座城市的光丽所在。最后,我想到那个词,“衣锦还乡”,也许它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你把衣锦还给故乡,给这座曾受屈辱,略显颓唐凋败的城市,披上属于它的尊贵的衣裳。www.99lib.net
葛:这一点我可以了解,因为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生活的常态之中,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反高潮的运作。这也是当代小说着意表达的一个层面。有的时间点,实际是因为历史元素的切入而沉重。因为它包含了对于常态中的细节的某种强调。在当下文本的表述中,历史也可以是常态的。新历史主义的瓦解性和开放性都向我们呈现了这一点。你怎么看待小说中的所谓“历史感”?
葛:嗯,我始终觉得,这种人并不能等同于福斯特所说的“平面人物”,一定这样定义是有失公允的。因为他们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依据。《林中之死》里头的老妇人,一个无名的角色,一生都在坚持一个“喂养”的动作,不论对象,一直到她死去。我不愿质疑她的可信度,因为她并不单纯是一种精神,Anderson给了我们许多的细节去佐证她存在的合理性。她越是强大而单一,悲剧的力量就越是动人。我曾在小说中写过一个角色“安”,我希望给她性格更多的维度。但最终有一点突现出来,就是锲而不舍,有一点“轴”的处世原则。她在现实中的锋利将四周人的圆润割裂开来,更易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本质。
葛:你说到的,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小说的高差感,有时候是出于作者自己的选择。大约一部小说的呈现并非非此即彼,给读者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层面。普通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也许足够。总有些活儿,会留给专业读者去做,不是吗?正如乔伊斯说他的《尤利西斯》,写出来就是给博士生们去完成学位论文的,呵呵。
张:我认为语言的变迁,可能和我们较之上一辈人,更多地接受了国外翻译过来的小说的语言有关。那些语言也许对我们产生了一些影响。
葛:是的,小说作品的确可以有不同层面,给读者各取所需。一部小说的读者群落,大概也是呈金字塔排列的。但是彼此之间自然分级,互有交集,并不矛盾。
葛:九-九-藏-书-网嗯,在我看来,奥斯汀的小说中的历史元素,是精简而明晰的。她的迷人情调,和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整体性的历史脉络,是不可分割的。大到社交礼仪,小到先生们领结的打法,哪一环都是历史的遗迹。
张:对。
张:在我过去的小说中,人物都比较单细胞。不过我发现,他们也是真实的。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引人注目,令人愿意多看他,多接近他。所有接近极限的状态,都是人们所向往的。但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太强大了,像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发条人,笔直前进,不容阻挡,一部小说里有一个这样的人还好,如果每一个都是这样,他们就会撞到一起……作者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小说,很多都有这样一个人物,他有强烈的感情,分明的动机,他在驱使着小说。而其他人,则会柔和一些。
张:这样的人往往更可爱。人们总是因为爱才会追随。读者也是一样。
(二〇〇九年春)
葛:因为大情大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实现了读者心底暗藏的理想。
张:我现在的体会是,那要看你说了什么。读者最反感说教,最反感你试图改造他,牵制他。但我觉得,如果你不用说教,有些方式也并不讨厌。比如戏谑、嘲讽你的人物,况且,在非间接引语和意识流被广泛甚至泛滥使用的今天,你很容易逃脱责任……因为那些话可以和你的人物结合在一起。我的感觉是,我觉得现在,叙述者倒是可以跳出来,因为文本形式需要更灵活和自由。但是你要确保自己不讨厌,并且你有理由证明这些话和你的人物在一起,而不是脱离了他们。
张:今天来聊关于文学的话题。我们先说说语言。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体会,我对小说的语言也许有过度挑剔的倾向。小说的语言很容易对我造成进入的障碍,如果我阅读一个小说的开始几个段落,否定了它的语言,那么我将无论如何也无法再读下去。
葛:是的,我对自己有语言上的要求。我的生活经历的确会对语言造成影响。我希望这些影响是正面的,在我现有的语言格局上,会增添一些新的内容,一些鲜活的东西。粤语中保存了很多中古音,在语言表意的角度上,它有信达而精简的一面。我希望能对这种语言的优势有所吸收。当然,得视乎具体的语境。我的小说取材更多关乎香港之外。所以,我不会让这种语言特性非常明确的方言对我诠释主题造成干扰。始终现代汉语的主流才是我们在写作时遵循的标准。我对自己语言现有的要求是在表意上尽量地明确,文字表达上要干净。当然炼字是应该的,修辞是一种有格局的东西,更依赖的是整体上的感觉。
张:但是,有时过于中立的叙述,缺乏滋味,显得平淡。这个当然有无数反例。比如我们举卡佛的例子。曾有那么多中国作家喜欢他,学习他。但是我在想,卡佛的方式,似乎并不适合中国小说。因为他太依靠语言。而我们的语言方式,与美国相差太远。所以用卡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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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人,只能写一些非常古怪和边缘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过一些年轻作家模仿卡佛,觉得非常矫揉造作。叙述者倒是躲起来了,可是每句话,都像叙述者说的,你会觉得那个躲在后面的叙述者好累,要费尽心思,想那么多别扭的话,来营造出卡佛的氛围。
葛:你说得对,叙事声音的出现,有一个前提,要确保自己不讨厌,过犹不及。除去小说形式之外,其实归根结底是关于叙事者腔调的问题。我不太会臧否我小说中的人物。每个人物的出现,已经有他的独立生命和基调。他的出现本身,已经隐含了某种性质。我更倾向于,有时候叙事者的声音,是对读者的某种体恤﹑引导,或者提示。又或者,一些不会对读者构成干扰和威胁的表述。我很喜欢一些前辈作家的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掌故感,而这种感觉的塑成的确依赖于叙事者分寸得宜的腔调。比方陆文夫的《美食家》,叙事者可以说是站在文本的最前线的,但是没有令人感觉到有不妥当之感,相反和整个故事的讲述,水乳交融。
葛:是相对冷静的状态。我不倾向叙述者在小说中表达过多的情绪与价值判断。比方雨果,后者小说中叙事的声音那样恣意磅礴地表达见解与展览知识,让我觉得过于霸权,并且对读者的情绪造成阻断。我更多地企图去呈现,而不是去左右与控制。
张:某些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也许离我们并不久远,但他们的语言,我却很难接受。这种接受的困难,与题材无关,并不是说,因为我没有乡村生活的背景,对于那些乡土题材的小说,用方言来写的小说就无法接受。那么决定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有关语言的变迁,以及语言的保鲜,你又怎么看?
另外,提到乡土文学,也是很多前辈作家运用方言的擅场。但也涉及作者自身对读者的体恤。好的作家,会很自觉地将语言乃至语境“翻译”过来。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关乎湘西,湘文化的特色是一定的,但我们没有任何进入他作品的困难。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也是一样,明白如话,却并不以牺牲地域性为代价。这种质朴洗练的文字也是我近来所欣赏的。进入他的文字世界是很享受的事情。这就是我说的作家在语言方面的体恤。
张:接下来,我们说说小说中的故事吧。事实上,我不是一个沉迷于讲故事的人,心里总有一种对故事的敬畏心。觉得太过于会讲故事,对写小说是不利的。但我现在发现,我常常是在忽然产生讲好故事的努力的那一刻,把一个小说领向了错误的方向。
张:其实我很矛盾,有时候觉得故事是一种束缚。当我安下心来一点点说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小说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又不敢对故事太过轻蔑,那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你有这样的困难吗?
张:我是感兴趣,他比别人更担心读者会忘记。事实上,很多小说家到处布线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智慧,但是读者能够领略的,往往只是一部分。因为还有一部分被读者,至少是普通读者忘记和丢失了。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允许普通读者丢失,把一些更深的隐藏,送给那些专门收存它们和关心它们的人,还是我们应该照顾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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