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初考试之后，我得意地算了一下目前的平均分数，得出三点三。从此以后，我的成绩再也没有达到三点三了。到了十二月下旬，我醒悟眼前可以选择的路其实很简单：停止玩牌，或许还能勉强保住奖助学金，存活到下个学期，或是继续在三楼交谊厅东尼妈妈的刺绣下大玩猎捕婊子的牌戏，一直玩到圣诞节，然后就打道回府，永远不必再回来了。

我应该可以在盖兹佛斯的工厂找份工作。老爸发生意外、丧失视力之前，曾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他可以想办法让我去那里上班。老妈会很不高兴，但是如果我告诉她这就是我想做的事，她也不会拦阻我。她终究还是家里的务实派。尽管不断怀抱希望，又看着希望破灭，她几乎快抓狂了，但她终究还是个很实际的人。也许我没能完成大学学业会让她伤心一阵子，而我也会有一段九*九*藏*书*网时间深受罪恶感折磨，但是我们两个人都会熬过来。毕竟，我一直想当个作家，而不是什么该死的英文老师，而且我认为只有那些浮夸自大的作家才需要靠大学教育来实现写作的梦想。

期初第一次考试，我考得还可以，尤其是考虑我当时想家想得快生病了（在那之前，我除了有一次参加一个星期的篮球营，从来没有离过家，而且篮球营结束、回家的时候，我不但扭伤了手腕，而且脚趾间和睪丸间都长了奇怪的霉菌）。我修了五门课，除了大一英文以外，每门课都拿到B的成绩。至于英文课，我得了A。英文老师在我的考卷上写着：“你针对拟声法举的例子非常好。”他后来和太太离婚，在伯克利校园的斯普劳尔广场卖艺。我把考卷寄回家给爸妈看，妈妈回了我一张明信片，背面只有几个热情而潦九-九-藏-书-网草的字：“太棒了！”回想起这件事着实令人心痛，我几乎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肉体的痛苦。我猜，那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拿上面贴了星星的考卷回家。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场红心瘟疫在什么时候开始蔓延的：那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当时期初考试才刚结束，而我过关了。对住在张伯伦舍三楼的学生而言，能否过关是很实际的问题；多亏了各式各样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包括我自己，都要感谢国家教育国防法案的帮忙），再加上半工半读，我们才能念大学。我们就好像开着一辆拼装车，只不过这辆车不是用钉子组装起来的，而是靠糨糊把它粘住。尽管每个人的经济来源各不相同——主要是看当初我们填写各种申请表格的技巧有多高超，还有高中辅导老师有多用心辅导我们——但我们都要九_九_藏_书_网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张伯伦舍三楼的交谊厅（也就是我们进行红心牌戏马拉松循环赛的地方）挂了一幅刺绣，上面绣的大字一语道破我们的艰难处境。那是东尼的妈妈绣的，她叫东尼带着这幅刺绣来上大学，并且把它挂在每天都看得见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当秋天过去、冬天来临，牌桌上不时换手玩牌，“婊子”也不时发威，东尼妈妈的那幅刺绣似乎变得愈来愈显眼、愈来愈炫目了。每天晚上当我终于躺到床上时，往往教科书连翻都没翻，课堂笔记完全没读，报告也尚未动笔。有一两次，我甚至梦见那个数字：

然而我也不想被退学，我的成年生涯不应该有这样的开头，感觉好像一开始就失败了一样，而我所有关于作家应该置身于人群的沉思，感觉都好像在合理化自己的失败。不过，我仍然经不起三楼交谊厅的呼唤——啪啦啪啦的发牌声，某个人问到这张牌应该往左传还是往右传，另外又有人问谁拿到“赌气鬼”（那是红心牌戏的一手牌，一开始就出现梅花二，我们三楼这群牌鬼称这手牌为“赌气鬼”）。我曾经做梦，梦到龙尼打出一张张黑桃牌，用他的尖嗓子嚷嚷：“该是把婊子揪出来的时候了！”（自从我逃离高中那些太保学生以后，龙尼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天生的坏坯子。）我们眼中几乎总是看得清怎么样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有时候在内心感觉的驱策下，我们眼中所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句话很难令人接受，但却是实情。

那幅刺绣上用针绣着这个大大的、鲜红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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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尼的妈妈十分了解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也很清楚。如果你住在其他普通宿舍——例如杰克林舍、邓恩舍、皮斯舍或查德伯恩舍——只要成绩平均达到一点六分（四分为满分），就可以顺利在一九七〇年毕业……换句话说，只要爸爸妈妈继续替你付学费的话就没问题；别忘了，这是一所州立大学，我们说的不是哈佛或韦尔斯利这种贵族学校。但是，对于仰赖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学生而言，平均二点五的成绩是底线；如果成绩低于二点五（换句话说，从平均C掉到C-）你的小小拼装车几乎一定会崩坏瓦解。就像舰长以前说的：“保持联络吧，宝贝，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