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和国的武士们，都会参加每年九月十七日（现在是十二月十七日）举行的春日社若宫祭（御祭，详见第五章），一起在流镝马仪式中当差。最初是平田党、长川党及他国武士参加，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初有长谷川党、乾协党和葛上党参加，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期间有散在党参加。补充一句，永仁的南都斗乱，就开始于永仁元年（1293）的御祭上，大乘院一方的武士混在流镝马队列中进入奈良，袭击了一乘院，一乘院方武士遂应战。

于是，兴福寺的僧侣因为出身的不同，也被明显地区分开来。摄关家出身的称作“贵种”，他们以固定的节奏步步高升，最终成为门主（门迹之主）。比摄关家地位低的贵族清华家、名家出身的僧侣叫作“良家”。“良家”阶层的僧侣虽然也具备担任别当的资格，升迁速度却有天壤之别。举一个例子，出身贵种的大乘院寻尊二十七岁就做了别当，良家出身的东北院俊圆直到四十二岁才终于就任此职。这是因为贵种僧侣享受特别的优惠待遇（良家必须要先担任权别当才能成为别当，贵种则不需要，等等）。僧侣的地位与他们作为僧人的成绩、能力毫无关系，仅仅由血脉和家族出身决定。良家绝无法凌驾于贵种之上。此外，在良家之下还有“凡僧”。

前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兴福寺通过御祭将大和国内的武士组织起来。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理论，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流镝马这一差使也使众99lib•net徒和国民之间的联系更加强化。与其说这是兴福寺对大和一国的控制得到加强的表现，倒不如说是“众徒、国民”团结了。下一节开始，我们就以他们的行动为中心，来看一看动乱中飘摇的大和国的历史。

那么，兴福寺是一座怎样的寺院呢？这座收藏了以国宝阿修罗像为首的众多珍贵文物的著名寺院，对它的历史，大家却意外地知之甚少。奈良是本书最主要的舞台，因而必须先了解兴福寺的基本知识。首先大致介绍一下它。

在此以后，兴福寺作为藤原氏的氏寺愈发兴盛，并于养老四年（720）列为官寺，成为举办维摩会等国家法会的场所。因此，兴福寺同时受到檀越藤原氏与朝廷双方的影响。

由于与摄关家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兴福寺被卷入摄关家内部政治斗争中去。保元元年（1156），因藤原忠通、藤原赖长兄弟反目，保元之乱爆发，信实率领兴福寺站在了藤氏长者藤原赖长这一边，不过未赶上战斗。藤原赖长败亡后，信实等人的领地被没收了。

这些众徒是兴福寺的军事警察，受学侣和六方指挥。但是，随着永仁的南都斗乱等寺内暴力冲突频发，众徒的发言权也日渐增强。

治承·寿永内乱（也就是所谓的“源平合战”）结束后，在兴福寺别当信圆的奔走下，兴福寺得以重建。镰仓幕府成立后，大和国（今奈良县）不设守护，兴福寺作为事实上的守护统治大和。ｗｗｗ•99lｉb•ｎｅt

兴福寺的前身是藤原氏的祖先藤原镰足于天智天皇八年（669）创建的山阶寺。而后在迁都藤原京时，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将山阶寺搬到了厩坂（厩坂寺）。接着和铜三年（710），首都迁到平城京，遂在奈良的春日构筑佛堂，将镰足下令塑造的释迦三尊像从厩坂寺移来，并按“兴国家之福”之意，取名兴福寺。

另外还有一个被称为“国民”的群体。国民指春日社白衣神人，与其余诸国的“国人（地方武士）”属于同一阶层。春日社是祭祀藤原氏氏神的神社，在中世与兴福寺是一体的。因此，国民也从属于兴福寺，作为兴福寺和春日社的暴力机构活动。由于众徒与国民二者特征类似，常被并称为“众徒、国民”。（但是国民的身份并非僧侣，与众徒不同，他们并不剃发。此外，相比众徒，国民于兴福寺的独立性更强。）他们或属于一乘院，或属于大乘院，被称作“坊人”。

一般认为，当时兴福寺有超过一百个院家和坊舍，摄关家子藏书网弟的出家地一乘院和大乘院在其中是特别的存在。天皇与摄关家子弟担任院主的院家称为“门迹”，在兴福寺中，一乘院与大乘院就是“门迹”，称为“两门迹（两门）”。几乎所有的院家、坊舍都从属于这两大门迹，形成了以门迹为中心的主从制门流组织。学界称其为“两门体制”。

摄关家子弟就任门主时，将会继承门迹庞大的财产。而且，他们还可以对下属的院家施加影响。贵种僧侣的门流统治的深化，导致门迹之间围绕庄园等利权发生利益争端。永仁元年（1293），因为近卫、九条、一条家的对立，一乘院与大乘院爆发冲突，经镰仓幕府介入，到永仁五年总算平息（永仁的南都斗乱）。此外观应二年（1351），为争夺喜多院的控制权，两门迹兵戎相见（观应的争端）。

自从散在党参与御祭以后，渐渐就没有他国武士参加了，大和国武士独占了流镝马的差使。最终形成了以国民阶层为中心，长川、长谷川、平田、葛上、乾协、散在六党轮流与之搭配，担负御祭的流镝马职责的体制。

治承三年（1179），平清盛发动政变，软禁后白河院。此时，被视为反平氏的藤氏长者松殿基房被流放。兴福寺僧人因而奋起，此后一直站在反平氏的立场上。次年，也就是治承四年，平清盛第五子平重衡率军讨伐南都（奈良），战火中兴福寺、东大寺几乎化为灰烬。

摄关家之所以与兴福寺关系紧密，是因为院政政策确立之后，摄关家因自家政治权威下降而感到危机。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向来由藤原氏的氏长者（藤氏长者）决定的兴福寺人事任免，也受到了院——“治天之君”的干涉，对此不满的兴福寺频频发起嗷诉（强诉）。（参考拙著《一揆的原理》）ｗｗw.99ｌｉｂ•ｎeｔ

到了镰仓末期，众徒当中的中层僧侣作为“六方”独立出来，相反，下层僧侣们组成“官符众徒（官务众徒）”这一武装集团。他们既是兴福寺的僧侣，又担任兴福寺领属庄园的庄官等职务。由于他们几乎与兴福寺内的佛事无关（仅仅负责筹措资金），实际上和武士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是剃了光头而已。

在院与摄关家、兴福寺相互对立的态势下，兴福寺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强化。俗称“僧兵”，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大众”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白河院政之后的鸟羽院政期，就有个大和源氏出身（即武士出身）的僧侣，名叫信实，在兴福寺的权势如日中天，人称“日本第一武勇恶僧”。

提到奈良，你会想到什么呢？也许你脱口而出的是“鹿”，又或者很多人会先想到东大寺的大佛。然而在中世，奈良就等于兴福寺。

然而这时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摄关家的分裂。镰仓时代初期，摄关家分裂为近卫家和九条家，近卫家与九条家互为对手，都试图征服另一方，掌控兴福寺。结果，信圆掌握的大乘院、一乘院成为争夺的对象。其过程迂回曲折，最终近卫家子弟被99lib•net送入一乘院，九条家子弟被送入大乘院，形成一种共存状态。此外，近卫家又进一步分出鹰司家，九条家又分出一条家和二条家（也就是“五摄家”），后来这些家族子弟也进入一乘院和大乘院。

院政时代伊始，从白河院时代（1073—1129）开始，藤原氏的嫡传一系，也就是摄关家的子孙开始在兴福寺出家。第一位是藤原师实（藤原道长之孙）之子觉信。他于承保元年（1074）十岁时（虚岁，下同）出家，成为兴福寺别当（兴福寺的最高领导，又称“寺务”）赖信的弟子。康和二年（1100），觉信就任兴福寺别当。摄关家子弟担任兴福寺别当的传统就此确立。

在永仁的南都斗乱中，一乘院、大乘院双方的“实际参战部队”是众徒。众徒这个词，原本和大众（寺僧集团）同义。然而，如前所述，随着寺院内部身份等级差异的产生，兴福寺内的众徒即大众，也随即不再是一个整体。镰仓中期，专事学问的僧侣在大众之中被称作“学侣”；与之相对，武装的下级僧侣被叫作“众徒”，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