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湘女进疆
一、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
目录
序章 命运的背景
第一章 湘女进疆
一、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
第一章 湘女进疆
第一章 湘女进疆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四章 在风暴中
第四章 在风暴中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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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工程处后,被分在宣传科当干事,我觉得坐办公室太没劲,所以总想离开。因为自幼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又在文工团创作组待过,我就发誓要当作家。我闹着要去工地。一是那里热闹,二是可以体验生活,以后可以写东西。当时,文工团的领导经常讲要想写出好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必须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头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任何工作其实都是充满艰辛的,远没有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么浪漫。但我从此却爱上了教书这一行。没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劳动了。想当初,我自己要下去劳动,科长不让,如今却被赶到了工地上,心里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我发誓要当青年突击手。那时,两个礼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们知道我当过教师,对我很是尊重,他们照顾我干最轻的油漆活儿。我不领情,主动要求去打混凝土,因为我认为打混凝土创造的价值比刷油漆高,创造的价值高,才可能成为突击手。我最终如愿以偿,我的照片——满怀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贴到了光荣榜上。我被评为兵团优秀团员,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去长沙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来到我们临时租的房子里,对我父亲说,作凡老兄啊,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去台湾,二是去北京找毛润之先生,你们三九年见过面,对于内战,你参与很少,他至少会给你一条活路。
但母亲离开大陆不久,我就被从文工团清理出来了,到了军区工程处宣传科。我想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也有可能与我的家人都去了台湾有关。而我糊里糊涂的,也没多想,就乐呵呵地到工程处去了。
他们先对我进行了一阵拳打脚踢,用军用武装带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浑身皮开肉绽,好几次晕倒。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我死活也不承认。最后,他们见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枪毙算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枪没有响。
听他这么说,我便留下了。
我赶紧对同学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不然让我回去,明天我就走不了啦。同学点点头,对我母亲说,她没见到我。
科长是个老红军。他身经百战,浑身带着十多年战争的伤疤,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从文工团到工程处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来,自然不想让我下去,就问我,你下去工作,有什么技术啊?
然后我听见一个人说,哎,把这个老顽固放了吧,枪毙了她四次,她的灵魂已被枪毙了,把她的躯壳放回去算了。
1950年征召进疆的湖南女兵有一千多人。看着列车掠过我熟悉的故乡山水,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不知道,我这一去,就再也难以见到亲人了。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面对家人,我心里十分难过。即使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也不能告诉家人我要到哪里去。我九-九-藏-书-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去参军的,即使同意,也会阻止我到新疆去。父亲了解那个地方。
母亲听后,埋怨道,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可从没在外面住过,今晚是怎么了?说着,脚步声在八月长沙夜晚的酷热中渐渐远去了。
我这次给父亲回了信,大意是说,请他不要再写信来,我绝对不可能回去。我投身革命阵营,一切都好,人们对我很好,新疆也很好。
我在学校开始时教体育课和音乐课。那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从口内农村接来的,有的十五六岁才启蒙。我那时扎俩小辫,个子还没学生高。学生们野惯了,根本不听我的话,一上音乐课,他们就瞎哼哼,南腔北调。上体育课时,他们就跟我比个儿,一说要罚他们,他们就顺着乌鲁木齐河跑。我不顾一切地追,他们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一个女孩子,要追上他们自然非常吃力,但我发誓一定要追上他们,不然,他们下一步会更不听我的话。
刚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从睡梦中被惊醒了,只见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整个院子,人数不少于一个连。全家人当时吓坏了。我心想,他们肯定要枪毙父亲了,先枪毙了父亲,然后是母亲,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这里,我害怕得流下了泪。
我来到新疆后,被分在新疆军区文工团。不久,我领到了军属证,那天,我特别激动,比刚换上军装时还激动,因为我的全家都是军属了。我把它十分慎重地寄给母亲,每年母亲可以凭此去居委会领一袋米,两斤肉。
你不辞而别,从军西去,的确让全家揪心。父一介军人,戎马近三十年矣,极少落泪,今亦不禁伤心泣零。母更是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新疆路途之遥远,地方之穷僻,生活之艰苦,非你所能想像。你尚未成年,自幼少历磨难,怎能经受塞外风雪,西域苦寒?切望吾女收悉此信后,能念父母哺育之恩,即刻还乡……
他们又谈了一些什么,气氛还可以,一点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发生。然后,解放军就撤走了。
我把留给父母亲的信托一位下一批出发的同学转交后,就毅然踏上了西进之路。听那位战友讲,父母在接信后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会走上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父亲流着泪对我同学说,我拜托你去把她给我叫回来,我会永远感激你。我的同学摇摇头,说,伯父,庆国已经上了火车了,现在已来不及了。
我带着背包,坐着一架马车去学校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电影中的女教师也是坐着马车去上班的。
我把信给大队长看了。大队长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们也不强迫,这里回家还很容易,到了新疆,要回来就难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父只能以此种方式追寻爱女之踪迹,思女念女之心,汝定能体察。父想已难改变你之选择。但在那苦寒之地,若难以生存,不想久留,可以带上父给陶将军峙岳总司令之信,将军会购机票送你回湘。父虽未死再见吾女之心,但父及全家身世飘摇,命运难卜,恐见面之可能甚是渺茫。诸多情况不能备述,唯望爱女自强自立,一生平安……九九藏书网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来,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我只好跟母亲撒谎。我说,妈,今天晚上我要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很晚才能结束,如果太晚,我就住同学家。

我听母亲后来说,他们是经政府同意后去台湾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是否有这回事,但我想母亲一个弱女人,拖家带口,要凭别的途径,是走不了的。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这些年少的学生有些我曾经教过,平时他们是好孩子,好学生,但现在,他们的兽性全都被引诱了出来,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让整个时代、整个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不想到了兰州,父亲的信又跟了过来。我不知道那信是怎么寄到的。事隔多年以后,我才从母亲处得知,自从父亲知道我离家以后,就马上写了信,先后寄给他在西安、兰州、迪化的部属或朋友,托他们帮他找到自己的女儿,设法把信转交给我,以期用父女之情把我召回去,可父亲的良苦用心我当时并不知道。
他听我这么说,赶紧说,是我们大家的共产党,但不管怎样,你要留在科里。你认为你不是知识分子,可我是把你当知识分子看待的。我们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母亲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就走了。我躲在一个姓汤的同学家里,到了半夜,我听见了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母亲一边敲着汤家的门,一边问道,庆国在你们家吗?
我不知道。
听她那么说,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说,既然这样,我还是去吧。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心想,我刚刚三十岁就完蛋了,我倒没有什么,只可怜了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最小的才四岁。但愿他们以后能知道,我是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捍卫真理而死的。
他们一直蒙着我的头,用绳子牵着我,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问我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气。然后他们让我站定,枪栓响了,我睁着眼睛,希望能感觉一丝一线透过布纹的太阳光线。
父亲倒很从容,他自己出去接见了解放军,并将几名代表迎进堂屋。家里的其他人则心惊胆战地躲在堂屋后面。他招呼那几名代表坐下后,说,你们不用包围我们,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担所有的惩处。
我在暑假参加过青年学员队。长沙所有中学的中学生都集中在周南女中,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子女。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参军后,能减轻家里的罪行。
他说,小王,不用管它,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组织是相信你的。
我犹豫着,徘徊着。这使唐天忠很生气,唐天忠那时已是青年团员,觉悟很高。她气哼哼地说,以前说好的,参军到新疆,可你革命还没参加就动摇了!
在西安休整时,我忽然收到了父亲托九-九-藏-书-网人转给我的来信——父亲的信后来一直追到了新疆——
回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这可能是母亲在一直为我祈祷吧。1980年,我们母女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后了。1984年,母亲曾回长沙定居,后终因想念台湾的儿女孙子,回到了台湾。四年之后,她像是要补偿与我数十年的母女分离,要求回到我的身边,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亲飘摇一生,最后终老天山,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个亲人的骨殖。记得诗人周涛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看了这句话,我就想,难道母亲从大海中的岛上来这万里之遥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给我换取一块故土吗?
我来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封家人写给我的信,这些信都是从澳门转过来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后,吓了我一跳。信中称我为王庆国将军,要我为他们服务。我既害怕,又生气,当天上完课后,我就从学校往工程处赶,当时两地相距好几里地。街上的尘土一踩,扬得老高。我小跑着,身后留下了一长溜尘烟。到了保卫科,找到孙科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信交给他,说,报告孙科长,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东西可吓人了。
庆国吾女:
没过几天,父亲决定把全家搬到长沙去。他说,这里不能住了,遇到的这个解放军连长很讲道理,假如遇到一个莽撞些的咋办?长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话,可能要好办一些。
后来,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他看后,笑了一笑。
但没过多久,我突然收到母亲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说,我在老家订了婚,别人现在在向她要人,逼得很紧,扬言见不到人就要打官司,说我不回去不行。因此,请我务必在某月某日赶到南京某地。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兴得叫了起来。然后,她又担心地问道,假如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学校的校园很大,四野文工团当时就住在学校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解放军。我发现他们之间团结、友爱,也没有官兵界限,觉得与国民党部队不同,这使我十分感动,也从内心对这支军队萌生了敬意。以后接触多了,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参军该多好啊。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只敢想一想而已。
父亲叹息了一声说,在延安时,润之先生让我留下,我没有答应,现在到了这种境况,再去求他,我怎么好意思?我如果愿意去台湾,早就去了。唉,没想到自己戎马半生,最后却不知道该在哪里落脚啦。
去!我当即答应。
他们还没有开枪。
我先不告诉他们。
第二年我调到印刷厂当校对,六○年初又调到建新报社,但我仍想教书,六二年,经过我的一再www•99lib•net要求,我终于调回了学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坚持上课,哪怕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哪怕有时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也愿意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把我要讲的课讲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教师唯一可以用来抗议愚昧无知的方式。
这时,同学唐天忠刚好来找我。她兴奋地对我说,她准备报名参军,到新疆去,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要去,问我去不去。
我当时已能体会父亲复杂的心境,但时间把这一切慢慢地冲淡了。全家人逐渐从惊惶中走了出来。五○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这无疑给父母带来了一丝慰藉。
因为我父亲曾到延安考察过,所以我有幸被列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斗者似乎不管这些。有一天,我正在给同学上课,来了几个红卫兵,刚走出教室,他们就把我的头蒙起来,嘴里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发生。
我看完信后,半天没摸着头脑,母亲的信满纸谎言,因为我从未与任何人订过婚。我左思右想,只想是母亲想念我了,想见我,才不得不撒了个谎。其实,是母亲也要带着兄弟姐妹去台湾了,这是她临走前的来信。她是希望我能从信中读出她的真实意图,与她一起到台湾去。但我哪知道这些?也没给母亲回信,就搁下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大陆再没有一个亲人。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承受,去奋斗了。
但没过多久,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又梦想去当一名教师,我跟科长讲了,他叹了一口气,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书育人,可能是我们新中国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这样,我到工程处第二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既然已经踏上了进疆之路,就决不会返回的,请大队长放心吧!
我父亲王作凡毕业于黄埔陆军学校第五期,后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过。后出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将军衔,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五十七军解散,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高参,名分不错,但是闲职。父亲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民族内耗。淮海战役打响后,国防部以给他提升两级为条件,要他参战,他不去。他说,你们不用升我的官了,就这高参我都不想当了,我想解甲归田了。
到了迪化,我收到了两封父亲托人代为转交的信,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陶峙岳将军的。父亲在信中说——
我当时已坚定了到新疆去的决心,看了父亲的来信,只在心里说,正是因为新疆遥远、艰苦,我才要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好女子志在四方,我现在要走得越远越好,我才不回去呢。你们伤心、难过,我都知道,但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母亲会在整个晚上寻找我。我又哭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我的九_九_藏_书_网脑海里总会响起母亲在长沙街巷里的脚步声,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没有再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不知道,当时,“镇反”运动已快开始,全家日日夜夜处于惶恐之中,后来,父亲最终无法在大陆立足,只身去了台湾。母亲也从长沙回到了南京娘家。
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说,共产党也是我的共产党,何况,我考上中专还没念就当兵了,也不算知识分子。
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往台湾撤退时,父亲不愿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他说,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们这么多人挤飞机,我还去挤干什么。来通知他的军官揶揄地说,那给你一架专机行不行?父亲脾气暴烈,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声对那位军官说,不要说一架专机,就是给一艘航空母舰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亲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我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就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个时刻,我真是激动。但出发之际,我又不想去了。的确,那是个我连做梦也没梦到过的地方。我一次次看着地图,看着阿尔泰、天山、昆仑山三大山脉之间大片的荒凉,看着那遥远而曲折的道路,想着就要离开故乡,离开亲朋好友。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流了下来。最主要的是,我父亲已没了官职,也就没了薪俸,全家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我想留下来当一名小学教员,以缓解家中面临的困境。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革命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话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实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来尽快到来——像童话中的情景,一夜之间就有新鲜的空气,有花园和森林,有崭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现;阳光、风和鲜花代替监狱、挨饿和难以承受的没有尽头的劳作;到处是愉快地创造财富的工人,被太阳晒得红黑的健康的农民,幸福的老人,快乐的儿童,永远追求着的艺术家……
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白天的酷热裹着我,汗水渗得伤口钻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嚣使这种酷热更难抵挡。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
好,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应该这样,我也没有跟父母说。
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平地说。
他们又揪着我转,其中有三次停下来,拉了三次枪栓。
我说,你还笑,我都吓得不行了!
这些希望让我快乐,不时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惧。虽然刚解放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平和的,但由于我出生在国民党将军家庭,使我总觉得有风暴会随时从不远处刮来。
一个人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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