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一、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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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命运的背景
第一章 湘女进疆
第一章 湘女进疆
第一章 湘女进疆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一、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四章 在风暴中
第四章 在风暴中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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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们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但我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与我共度苦难的时光。我们是苦难中的搀扶者——苦难中的相互搀扶——哪怕仅仅是从心灵上的,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显得尤其珍贵。
因为我是城市贫民,出身很好,所以一到部队后,组织上就不停地出面为我介绍对象。给我介绍过参谋长、营长、教导员、股长,我都没有同意。
我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却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天地之大,却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当我踏上火车,回望故乡时,我抱着孩子号啕痛哭起来……
不久,我考上了军区卫生学校。虽然这婚姻是强加给我的,但我已答应嫁给他,就绝不改口。所以在学校时,有人追我,我都以我已订婚为由来回绝了他们。还有一个一起参军的同学,他是为我来新疆的,到乌鲁木齐分兵时分开了,他不知我去了哪里,他考到了沈阳外贸学院。毕业后,他又要求来到了新疆,他到处打听我的下落,终于得知我在卫校,就向我讲了他为我做的一切。
根据他事后的交代,他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决定先借他八岁儿子的手杀害他的糟糠之妻。他有意把手榴弹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在他母亲面前玩那危险的玩意儿。手榴弹冒了烟,在地上打着转,眼看就要爆炸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孩子的母亲看见了,她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抱在胸前,扑出了屋子……
这比什么都可怕,是的,比什么都可怕……
组织上又接着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永富,是政委亲自出面介绍的。大意是说,你出了那样大的事,你就不要犟了,赶快定下个人来,以免别人说长道短,说三道四。
他是政治处主任,已有妻子儿女,他的邪恶、自私和极端我至今还心有余悸。我当时才十六岁,还不知道情感是什么,即使对爱有所向往,也和其他少女一样,是白马王子式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领导,也是父辈。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怀有非分的企图。他对我除了关心九九藏书之外,平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适当的举动,直到那颗手榴弹猛然炸响。
我是1950年12月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我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我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但因我是独生女,四岁时就跟奶奶过,奶奶舍不得我走。她对我说,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死了,你再走。我就开玩笑地对奶奶说,你要活一百岁呢!我没有听奶奶的话,没想奶奶三年后真的去世了。我当时正经历我年轻人生中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没想又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心中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
我当时已十九岁,在这个年龄,谁不渴望和向往美好的爱情呀,可这里却是一个不谈爱情、让爱情滚开的地方。
至今尚有许多女兵讲起我的苦命,还嗟叹不已。但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只知道我在塔里木。而塔里木是苦难和危险的代名词——它又是如此广阔,你刚才也说了,你一直希望采访我,但你环塔里木盆地采访结束后,仍没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石河子的陶勇帮你打听到我的音信,我也没有跟你讲述这一切的机会。
没想我回到故乡以后,那里比新疆更乱,斗争也更加残酷无情。我不但自己没有得到庇护,还马上给父亲带去了灾难,因为他女婿是反革命,他接受我们,就是叛徒。斗他,也斗我。我只好凄惶地留下老大和老三,带上老二和老四返回新疆。
我不知该往哪里去。
手榴弹爆炸了,孩子的母亲受了伤,孩子平安无事,但他的意图却暴露无遗,他被判了三年刑。
我回到了塔里木。回来就听说与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周向荣被打成特务后,被折磨成了神经病,住在医院里,我要去探望她,他们不让。还有战友覃筱薇,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1956年反胡风时,要学校必须划一个“胡风分子”,她因为平时爱写诗,就把她划上了,开除了学籍、军籍,发配到焉耆种马场,和九_九_藏_书_网一个兽医结婚了,“文革”开始,她自然逃不脱受折磨的命运,但她一直挺着,我从湖南回来,听说她已自杀了。
我一直认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它既有美丽光明、动人心弦、让人魂牵梦萦的一面,也有灰暗复杂、难以琢磨、让人伤心痛苦的一面;它可以给你带来幸福,使你的人生上升到一个圆满的境界,也可以给你带来伤害,把你带进命运的冷宫。我就属于后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东西对人的伤害会很大。
宣传队队长是宣教股股长兼的,当时组织上已分配给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没想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又要找我谈。我当即就回绝了。我说我不会谈对象,因为这不健康,是思想问题。他每次来找我,我都这么说,把他顶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作罢,把扣押的信还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姓王的男兵给我来过信。
当时,要求每天写日记,并要求说真话,日记最后要检查,就像检查小学生的作文本,若里面流露出什么“思想问题”,检查后就得受批评。机关还检查信件,我最恨这一点。有一个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在招聘团认识,他分到喀什后,常给我来信。宣传队队长把信扣下了,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有问题,不健康。我问有什么问题,怎么不健康了。他说你在跟别人谈恋爱。我说我没有,他说组织上了解我的情况。
我在一个资料中看到,中国共有三次离婚浪潮,一次是解放初,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这第一次的情况尤为复杂,除了国民党阵营中因为大量的人员逃到台湾或海外造成夫妻分离外,也有共产党内的不少干部因进了城,当了官,受了新环境的影响,要离开糟糠之妻的。新疆部队当时也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革命前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北方不少人在成家时,就是父母为他娶的童养媳,多年操持家务,加之生活本来的艰苦,又大多一字不识,革命成九九藏书功后,她们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官太太”。女兵们年轻,有知识,在部队这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里,如果以前没有结婚,作为领导,只要看上谁,就可以娶谁,这无疑是很具诱惑力的。所以不少人写信回家去离婚,但像这位主任这样极端的,的确罕见。
我含着眼泪答应了政委的“提媒”。
我只能再回新疆,即使它当时对我而言无疑是地狱。
我们在焉耆住在一个破败的喇嘛庙里,后来又搬进一个马厩里,在马槽里填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
回疆的路变得那么漫长,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真想从飞奔的火车上跳下去。我绝望极了。
此案当年曾震动新疆部队。
此案发生后,许多人以为我怎么怎么样了,对我有许多误解。但通过立案调查,我只写了那样一封回绝他的信,我没做任何不当的事情。领导对我是信任的,但我牵涉到这个案件,所以打眼的事——比如演出节目呀什么的都不让我参加了。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对我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地方呀。
为了孩子,我后来与1956年支边来疆的一位河南青年结了婚,他是连队的材料员,他守着自己的母亲,一直没有结婚,他是个好人,与我一起把四个孩子哺养成人。但不幸的是,他在1996年也因癌症去世了。
当时我最大的孩子十岁,最小的才四岁,看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丈夫死了,接下来的目标就对准了我,孩子们也受到歧视。为了孩子,我决定逃回湖南去,希望故乡能够庇护我们。
我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奶奶。没想那是我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没想那次告别成了永别。
是啊,这几十年来,我被命运驱赶着,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与朋友和老乡联系啊,除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没人知道我的下落。
得知他的死讯,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那是事实。但我连去见他最后一面、向他遗体告别的权利都没有。
是的,我只是历史漩涡中99lib.net的一滴水,是苦难搅拌机中的一粒沙,无论幸与不幸,都不是自己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难。当苦难结束,自己仍然活着,这就意味着苦难已被战胜。
父亲被打成叛徒后,日子非常难过,根本照顾不了孩子,1970年,刚满十一岁的老大带着老三,自己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找到农二师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办事处知道是我的孩子后,打电话让我去接。没想我当时身不由己,迟迟动不了身,待我赶去,孩子已自己搭采购站的车回到了家中。
王永富也是个苦命人,十四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十八岁——也就是1948年被俘,当了“解放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立过很多功,解放当年就入党了,不久又提了干。没想“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六八年被迫害致死,时任农二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
我活着,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个胜利者!
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我是无辜的,但在好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心目中,好像我也是共谋者,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之,闲言碎语很多,人们看我的目光也不一样了。我从此背上了黑锅。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使我本应该很顺利的人生从此充满了坎坷。
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留在乌鲁木齐,但我要求回到焉耆,以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与王永富很快就结了婚。以后就随着他在塔里木来回调,在这种共同生活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婚姻一样,彼此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可以说有了所谓的“革命友谊”——我只能这么说。后来,随着四个孩子的陆续出世,我们的关系因孩子而得以维系和加深。
我当时非常感动,但我只能告诉他,我已订婚了,我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了。
我退休了,我常常找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书来读,我没有读到一点良知。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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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遗忘。
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王永富是谁,部队一般都叫官职,我只知道他是“协理员”。政委见我答应了,就把王永富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见了个面。没想当天下午,王永富就打了结婚报告,要我签字。我当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可悲和好笑。我当即就把那报告扔到火里烧掉了。我说你等着吧!
但我没有想到政治处主任会盯上我。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所以女兵们跟我一样,都很信任他,觉得他既是首长,也是长辈。他给我谈了之后,我当即就回绝了。他再次找我后,我不敢去了,想尽可能地避开他,就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说,你已有家庭,我不可能答应你,你也不应该这么做。没想他最后丧心病狂,要害死妻子和儿子,来达到自己罪恶而卑劣的目的。
1953年初,要调一批干部到北京去,当时连级干部可以结婚了,别人给我介绍了组织股协理员,出于好意,让我通过这种途径离开这个让自己痛苦的地方。这位协理员年轻、厚道,有文化,我当时也就同意了。但组织上认为去北京的人都必须是思想纯洁的,不同意我们在新疆结婚,让我到北京再说,并且让我晚一点再走。协理员先去北京,他到了北京后,就给我来信,但信被扣掉了。他是从这里出去的,自然知道没收到我回信的原因,第二封信他就把寄信地址写成了“湖南宁乡”。他们以为是老家来的信,就交给了我。从信中我得知他马上要发调函来,但后来的信肯定又被扣压了,所以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知道这里不会放我走,也就死了调走的心。
到了焉耆,我分到二军六师十七团宣传队,任副班长,其他人则继续往前走。我当时听说喀什出产大米,就想到喀什去。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米饭吃。有些地方太荒凉,湖南女兵不下车,别人端一盆米饭过来,湖南女兵就下来了,心想,这里有米饭吃,还不错;对付不下车的山东女兵,则是抱来一捆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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