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湘女进疆
十、熊令义:我背着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来到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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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命运的背景
第一章 湘女进疆
第一章 湘女进疆
第一章 湘女进疆
十、熊令义:我背着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来到了新疆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第二章 荒原上的爱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第四章 在风暴中
第四章 在风暴中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第五章 湖湘子弟满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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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树德1951年5月到达迪化,分到军直合作社当会计。工作安定下来后,他就写信给我,让我把孩子带上,到新疆来,并告诉我路费可以报销,到西安后有办事处负责接待。我收到信后,自然十分高兴。但乡邻亲友都认为我疯了。他们几乎说着同样的话——你知道新疆有多远吗?近万里路呢,你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个孩子,想找死去呀!再说学校也不放我。我只得给丈夫写信。于是,尹树德找到军区干部部,干部部给我出了调函,我收到调函时,心里才踏实了。当时,孩子已出生三个月了。
是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
学校见了调函,不再阻拦。亲友见是军区要调我,再不敢说什么。任由我着一个包袱,领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搭上了去长沙的车。
我到达迪化后,单位来人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愿意到地方继续教书,还是愿意到部队当兵。我听后,将信将疑问那干事,同志,您是说我还能当兵?
我只觉得我遂愿了。我一遍遍地念叨着新疆,新疆!我义无反顾,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遥远。在这之前,我只在参加教师学习班时去过县城。长沙都属于梦想中的城市,在心目中都是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新疆要远得多,但我想,既然尹树德和其他女兵能去,我也一定能走到。
所以,据我所知,周台群和我是仍然生活在喀什的两名湖南女兵。周台群在农三师医院工作,现已退休。她是湖南益阳人,十四岁入伍。她对自己的经历不愿说得太多。我只知道她入伍后就分到了国防十二团,不久就到团卫生队学护士,然后参加修建乌(鲁木齐)库(车)公路,到十三间房修兰新铁路。以后又到工二师九九藏书、工三师工作,1966年从乌鲁木齐调到喀什后,就一直扎根于此。她对我说,她宁愿让那一切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无论是幸,还是不幸;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
湖南人的血脉中天生流淌着为新事物冒险的血液。我虽有安定的工作,已经二十四岁,身为孩子的母亲,但我1950年在教师学习班学习时听说女人可以当兵,就想弃教从戎。当时,自然是想到朝鲜去。但入朝作战招的绝大多数是精壮小伙子,像我这种文弱的小学教师自然进不去。不久,就听到了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我当时就和丈夫想着一起去应征。虽然亲友们一听说新疆就害怕,虽然听说我们要去当兵就觉得可笑,但我们还是要去镇上报名。尹树德跟工会讲了,工会不让他走。工会主席对他说:“新疆需要你,我这里也需要你,新疆要建设,湖南也得建设。”在那样一个小镇上,尹树德作为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确算是一个人才。他虽然在工会工作,但镇上写写画画的东西他都在干,所以,他就打消了那个念头。男的不去,女的把孩子丢下去当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死了心,不再去做那个梦。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旅途的劳累,我到了长沙后,自己就没有奶水了。那时火车上的条件很差,也买不到什么可供孩子吃的东西。我只有把自己带的发糕用开水泡开后,给孩子喂了充饥。到了西安,找到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给孩子发了奶费,我给孩子买了些奶粉。不想奶粉已经变质,孩子吃后就拉肚子。由于水土不服,我也病了。我到西安的第三天,就随车队出发了。临走时,办事处的人劝我留下,等孩子和自己的病好了再走。我说没事儿,都是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
这谁也说不准。
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我一直梦想着要当兵的!
我还是不放心,就问道,这里到迪化还要九*九*藏*书*网走多久?
我的丈夫尹树德也是湖南人,桃江籍。我们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解放后,尹树德到镇工会工作,我仍旧教书。我是因为尹树德才来到新疆的,或者说,尹树德的进疆使我的从军梦终于实现了,虽然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
我就觉得奇怪,这单位就百十号人,怎么连她们都不知道呢?我不死心,就说,她们是湖南女兵,解放初到新疆来的,湖南人,湖南口音,你们再想一想。
尹树德得到通知赶来后,我哭着说,都是你要来新疆,都是你要来新疆。还要我们娘儿仨来,这么长的路,你真是狠心。我哭诉着,突然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好在医院全力抢救,孩子被救活了。但直到现在,他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别的孩子,我时时觉得有愧于他。
孩子吃了药后,病情有所好转。我重新去买了奶粉,又跟着部队上路了。
那多久还有车队?
我仍不死心。我问看门人。看门人让我去问老头老太太,说或许他们知道。我一边等着有老人经过,一边确信会找到她们。因为她们当时不过六十七八岁,应该健在人世。但我最后失望了。我问了好几位老人,他们都说她们早就去世了。
当孩子躺在病床上时,我都不敢认了。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临走时,他胖嘟嘟的,脸儿红扑扑的,现在却像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妖怪。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跪在地上,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救活。
我虽然是个教师,但见的世面少,怕一旦留下来,就再不让往前走了,就说,同志,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办?
那么,赖晓霞、陶爱兰两人的家呢?
我们的车队共有五十辆车,有三十多辆是拉湖南女兵的,有十多辆是接我们这一类部队亲属的。有白发苍苍的母亲,有中年妇女,有小媳妇,也有孩子。各地的口音都有。车下面拉的水泥,水泥上垫着我们的背包,背包上坐着我们。一个车上坐四九九藏书十多人,挤得腿都伸不开。我当时病得想躺一躺都没办法。车不到预定的地点,一般不停,我们小便都只能在车上,先拉在盆子里,然后再倒掉。
但孩子的生命还是太娇弱。一过乌鞘岭,可能是水土不服,孩子不但开始拉肚子,还老是呕吐,吃药也管不了用。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伤心得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孩子哭,自己也哭。为了孩子,车队一到大一点的地方,比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干部就去当地药店或驻军找药。这样,终于拖到了新疆。车队一到迪化,孩子就被送到军区医院抢救。看到那个孩子除了一副小小的骨架,就只剩下了一张皮,见到的人无不心痛掉泪。
我抱着他捎回来的衣服和信,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爱人能当兵走,是一件光荣的事;难过的是,他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当时大的孩子才三岁,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两人天各一方,连个照应也没有。但我当时隐隐感觉,或许自己也会到新疆去。
人家也说不认识。
到地方教书的话,是有工资的,参军只有津贴费。
尹树德当时已二十八岁了,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肚子里怀着,不久就要出生,他以为参军没指望了,也就不去想;但看着人家穿上军装,神气地走了,还是非常羡慕。没想到,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因为在镇公所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听说要招一批财经干部,只要有工作经验,年龄大一点也没关系。他跟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连我都没有告诉,就搭车去了长沙。经过考试,他被录取了。他让人带回自己的衣服和信,就上了火车往新疆去了。他就这样,为了当兵,把我和孩子扔下就走了。
1966年,农三师需要人才,我们从部队转业,主动要求到了农三师工程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作为“臭老九”,一直在农场劳动,我的半身不遂九*九*藏*书*网,就是在“文革”期间给坐下的。但“文革”的事,谁也说不完,谁也说不清。那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尚,那时候的时尚就是当兵。也可以说,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或入朝作战,或戍守边疆,在当时是最崇高的追求。那时候,来招兵的也多,一批一批的,好多小伙子姑娘都去了。
你越往南走,能找到的湖南女兵就越少。在我们农三师的史志上,记载了近三十名湖南女兵的名字,以及她们工作的单位、入伍年月。但你去寻找她们时,已很难找到了。她们老了,已经退休,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要么是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了。我还发现,越往艰苦的地方,她们早逝的比率也就越高。我根据史志上提供的线索,去年曾经去喀什第三运输公司寻找1950年初入伍的廖静、赖晓霞和1952年3月入伍的陶爱兰,没想她们都已去世了。
没什么问题,食宿有部队负责,你治好病后,后面的车队会把你和你的孩子送到你爱人身边。
最快也得一个月时间。
那好吧,你的入伍手续很快就会批下来。
我的孩子到兰州后,还在拉肚子。人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那个年幼的生命毕竟才四个月呀。孩子看上去已经不行了,我也显得十分虚弱。只有那个大一点的孩子没什么问题,但他什么事也不懂。带队的干部对我说,看来你得留下,你必须在兰州和孩子一起看病,待病好后再走。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谁还能记得。
我可能永远不能忘记去寻找她们的情形。五月的喀什已有些闷热。我在三运司的家属院里见人就问,你知道廖静家吗?
那我得跟大家一起走。我在这里不认识一个人。我去给孩子弄点药吃了就会好的。我自己没什么问题,能挺到新疆的。
从尹树德的来信得知,自从他踏上征途后,就思念起我和孩子来了。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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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起我不但要带那三岁的孩子,还身怀六甲,没人照顾,自己却抛妻别子,一走了之,心里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去向招兵的干部打听,问能否带自己的亲人同到新疆。那人说可以,现在新疆就是需要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到部队后,就可以办理。他的内心这才安定了一些,到西安后,就赶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遗憾的是,那封信我没有收到。
果然,1952年7月1日,我的入伍手续就办好了。当我换上军装,觉得自己十分神气。穿着它,特意在街上去转了好几圈。我被分配到七一酱油厂门市部工作。当时的迪化还十分落后,远不能和口内的城市相比。部队虽然住在城里,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我们夫妇俩算是知识分子,特别照顾,给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我们的房间外面,是一间稍大的房子,住了四家人。连炕都没有,打的是地铺,出入都得从床铺跟前经过。
当我在火车上说自己是去新疆时,人们无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再看看我的两个孩子,然后用复杂的眼光打量我,那些眼光既有不相信的,也有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以为我是在说疯话的。有些人甚至冷嘲热讽,哟,你咋不说你要去朝鲜打美帝呀,背一个孩子,抱上一个,再端上枪去冲锋,那不比到新疆带劲儿多了。有些相信我去新疆的人则劝我说,到西安就没火车了,四五千里路都坐汽车,过了兰州,上千里没个人烟儿,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这个当母亲的,不是存心要折腾死他们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去,我决不会走回头路的。既然他们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的。
我当时仍不相信,第二天又去了三运司,经过多方寻访,不得不确认她们的确已不在人世。至于她们是多久去世的,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人们莫衷一是。人们已经遗忘了她们。
我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
人们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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