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陈布雷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元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尽管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以避免贬值。

从10月起，上海的物价掉头急升，再次飞涨。

在很多单位，到了发薪日，以金圆券结算的工资是先统一发到一个人手里，而不是发到每个人手里，因为领到工资的人必须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去兑换成银圆、美元或黄金，再发给众人，不然的话，可能就这几个小时工夫，领到手里的金圆券就只值几小时前面值的一半了。对于当时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简直晚上连觉都不敢睡，因为睡觉前可能自己的钱还够买一袋米，等一觉醒来，就只够买一碗米了。

这一年，蒋经国38岁，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所以尽管他到上海时的头衔是“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俞鸿钧是正职），但人人都知道，“皇太子”亲自坐镇上海，是来显示蒋介石的决心的。

但是，“蜜月期”真的就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

1948年11月9日，俞鸿钧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密电：顶不住了。

8月17日，蒋介石还是不甘心，再一次咨询张嘉璈，张嘉璈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上海哗然，全国哗然。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著名社会活动家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子杨小佛对这段“蜜月期”印象颇深。

上海有一位老太太早上去买菜，提了一个竹篮子，里面堆满了金圆券。走到途中内急，她把篮子放在厕所门口就进去了，等她出来，发现竹篮子被人偷走了，那一堆百万面额的金圆券堆在地上，无人问津。

因为他信任一个人。

由于内战，国民党的军费开支疯狂增加，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但在这关键的时刻，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货币——“法币”挺不住了。

8月23日，发行金圆券的第一天，在江浙沿海一带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银行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门前，上海市民从早上六七点就开始排队，很多人排到下午一两点都还没排上。

应该说，情况有些出人意料：金圆券发行后，全国的经济居然进入一段“蜜月期”。

当时的新疆政府还创造了一个至今仍无法被打破的世界纪录：发行过面额为60亿元的钞票，而那张钞票，当时在上海也就只能买到70粒米或一盒火柴。

首先，他舆论先行，发表题为《上海向何处去？》的“告上海人民书”，宣誓：

5.《1948年金圆券的发行及其最终命运》（王海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07期）

但这些数字，和后面的印发数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开始推行的国内流通货币，由于一开始发行量不大且稳定，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多年抗战，财政吃紧，只能大量印制法币。到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总额已经达到5569亿元，比全面抗战前夕增长了约400倍。

那位曾经做方案的王云五ｈttｐ://ｗｗw•９9ｌｉｂ.nｅｔ，在“币制改革”方案失败后，黯然引咎辞职。但在1949年后，他还是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并且依旧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优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俞鸿钧只能向蒋介石申请：尽快放宽金圆券的发行限额。

这个人，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部长，王云五。

金圆券的闹剧当然不能被解读为国民党丢掉大陆的唯一原因，但能为这场大溃败提供经济上的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注脚。

而此时，比各地人潮更汹涌的，是政府开足机器印刷金圆券的势头。

截至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已经飙升到4万亿元。但这个数字还是太缺乏想象力：之后的5月仅一个月，就发行了63万亿元，6月又印发了63万亿元，总额达到了130万亿元，是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时印发总额的24万倍。

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银行家张嘉璈一点都没给蒋介石面子，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要发行一种新币，必须要有充分的现金或外汇储备，而且要能保证新币的每月发行额度比旧币减少，不然肯定会导致物价飞涨，新币贬值。”

但是，即便在逃往广州后，国民党政府依旧在印发金圆券，直到7月3日才完全停止。而且作为替代品，国民党政府随即又推出了“银圆券”，1元面额的银圆券可以兑换5亿元的金圆券。

6.《王云五与金圆券币制改革逸事》（王晋阳，《金融经济》，2006年08期）

其实当时蒋介石是让俞鸿钧和王云五各拿出一套方案的。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拿出了一套“不改法币本位，用新币负责缴纳税收和买卖外汇”的温和改革方法，按这个方法，大概能将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提高到支出的40%~50%。

1948年7月29日的那场“莫干山会议”，陈布雷也是参加了的。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而他更为人所知的一个身份，是蒋介石的“文胆”。

这份“处分令”除了说明“金圆券”的面值及其与旧币的兑换比例，还强调了一点：“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金圆券一共发行10个月，成了中国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在世界货币史上可能也是极其罕见的。

杜月笙知道儿子被抓后，也不找蒋经国要人，而是在蒋经国9月下旬召集的一次各行业企业家会议上，公开说了这样一段话：

金圆券面额从原先的最高100元，突破到了500元、1000元、5000元、1万元、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

3.《1948年王云五发行金圆券始末》（郭谦益，《江苏钱币》，2016年03期）

上海舆论顿时兴奋起来：野生的小老虎被打完了，亲生的大老虎他真的敢打吗？

然后，蒋经国就真的动起手来了——践行“用人头平物价”的承诺：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因私逃外汇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宪兵大队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枪决；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建梁，都因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等罪，被捕入狱。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拥有如此大的优势，蒋介石拥有如此高的威望和地位，却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被一开始明显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军队逆转局势，真的是一句“一时大意”能解释的吗？

蒋经国发现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之前，有人私自走漏消息，提前抛售股票。蒋经国随即带人闯进上海交易所，用枪顶着负责人让其交出所有账目，结果发现两个抛售大户：一个大户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李国兰，陶启明随即被捕入狱；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同样也被关进监狱。

2.《金圆券崩溃的前因后果》（金园同，《全球商业经典》，2017年07期）

蒋介石宣称：“共产党最怕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世界大战，这个明年肯定会发生，第二样就是我们进行币制改革，稳定经济。”

仅11月一个月，国民党政府就印发了13亿元金圆券，12月更是印发了49亿元。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币改方案”，之后行政院也讨论通过。

蒋经国的老部下贾亦斌登门质问蒋经国：“扬子案究竟办还是不办了？”蒋经国黑着脸，回了一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

7.《金圆券的搏杀——蒋经国与杜月笙初斗上海滩》（张宗高，《党史纵横》1996年05期）

金圆券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轻松超过了法币发行14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程度。

4.《1948年亲历金圆券的发行与崩溃》（杨小佛，《世纪》，2011年01期）

只是在此时，早已信用全失的国民党政府连最短的“蜜月期”也无法享受到了，在国民党统辖的城市里，老百姓都抵制兑换“银圆券”，连国民党自己的单位和机关也拒收“银圆券”。

但是，杜维屏的老爸毕竟是杜月笙。

国民党内部一片雀跃，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自然也备受鼓舞，认为这次币制改革“必将成功”。

这是典型的“有市无货”的征兆：商人们在“限价令”的威逼下，开始使用一切手段囤积商品，减少损失了。

作为亲历者的上海市民杨小佛，很快发现了一些普遍现象：商店橱窗里虽然还稀稀拉拉地摆着一点商品，但都只展示而不卖了；饭店里的饭菜分量开始大幅度减少了；就连早点铺的包子、油条、阳春面，居然也开始“限量供应，卖完为止”了。

8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召见张嘉璈，甚至把《币制改革计划书》的文本都拿给他看。但张嘉璈看完还是告诉蒋介石：你们肯定守不住20亿元的发行定额，新币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大幅度贬值。

相对于老实上缴“硬通货”的普通老百姓们，那些多少有些内部信息获取渠道的工商业企业主和金融资本家，早就洞悉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家底，所以纷纷开始耍起了滑头。

金圆券一发行，蒋经国就被老爸蒋介石派到了上海。

按购买力计算，1949年5月5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只相当于1948年9月1元面额的金圆券。用“万”来做购买单位，早就已经不行了，当时上海一石大米的价格是4.4亿元金圆券。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精确统计：以每石大米有320万粒米计算，买1粒米，就要130元金圆券。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看似是“段子”，但其实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

在这个时候，退无可退的蒋介石只有一招可以用了：用铁腕政策，让那些资本家乖乖带头就范。

王云五是三个月前才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的，他其实并非金融专业“科班出身”，而是一个出版商——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而当时一张100万元的钞票，能买到一个馒头就已经很不错了。

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

经济如果垮了，军事肯定也垮了。面对这样的境况，蒋介石只能把经济工作会议摆到了军事工作会议的前面——先解决粮草，才能有人打仗。

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工商业高度发达，各种金融资本家的势力也盘根错节。可以说，上海是否能做好金圆券的兑换工作，关系到全国“币制改革”的成败。

金圆券当时贬值到了怎样一个地步？

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团雪，放wwｗ•９９liｂ.ｎｅt会儿就化掉。”

陈布雷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因为他认为自己选择的是代表国家、代表正义的一方。陈布雷自杀，肯定不是因为自己的家产被自己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洗劫了，但确实和发行金圆券这件事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这是压垮他对国民党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金圆券改革决策内幕考》（张秀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02期）

1948年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但是蒋介石全盘否决了俞鸿钧的方案，因为他更看好王云五的方案——彻底推翻法币，推出全新币种：金圆券。

也正是因此，王云五被当时负责组阁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任命为财政部部长，随即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拿出“币制改革”的整套方案。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在家中服毒自杀。

不久之后，已经与中共在东北展开战略决战的蒋介石从前线连夜飞到上海，把蒋经国臭骂了一顿。

11月11日，行政院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宣布：取消金圆券的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可以在银行开始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外汇汇率由原来1美元折合4元金圆券，增加至20元金圆券。

超发货币，自然会带来货币贬值的效应。

那都是全国各地老百姓的血汗钱。

但凡肯用脑子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肯定不是如此。

在1948年7月29日的莫干山会议上，蒋介石正式认可了这套方案，但他有点不放心，在31日专门咨询了中央银行前总裁张嘉璈。

三个月时间，两份文件一来一去，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财富一夜之间就蒸发了。

到了1949年5月，很多人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的种种“奇观”，相继发生。

下令关押杜维屏的时候，蒋经国不是没有犹豫过，因为杜维屏有个老爹，叫杜月笙。上海滩一时轰动：“蒋经国连杜先生的儿子都抓，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

11月20日，各地授权银行的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开始办理，各个兑换处人潮汹涌，排起了长龙。在上海，很多市民往往要露宿街头，才能在第二天黎明时分排上队去银行兑换。12月23日，对金圆券完全失去信心的上海市民约10万人在银行门口挤兑黄金，结果造成踩踏事件，105人受伤，7人死亡，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有人从浙江定海往上海寄一封普通信件，需要贴价值16万元的邮票——每张邮票面额1000元，要贴160张。无奈之下，此人只能反过来将信封贴在邮票上。“信封贴在邮票上”的段子就开始流传开来。

就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第二天，宋美龄直接飞到了上海，当面要求蒋经国和孔令侃和解。蒋经国不肯，双方大吵一架。

扬子公司被放生，“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立刻传遍全国，蒋经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威顿时灰飞烟灭，市场信心顿时崩溃。

发动内战后，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75%都砸到了军费开支上，所以只能饮鸩止渴，靠疯狂加印法币来填补财政窟窿。在这样的背景下，到1948年，法币发行额已经令人瞠目结舌，达到了全面抗战前的47万倍，居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窘迫景象：印刷厂刚印好的法币还没出厂，钞票面值已经在市面上一落千丈，甚至已经抵不过刚才印刷的成本了。

8月28日，金圆券发行满五天，全国已经有价值2720万美元的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圆券。在之后的数周里，全国的商品价格受“八一九限价令”控制，也基本九*九*藏*书*网维持在金圆券发行前的价格。

孔令侃是宋美龄最疼爱的外甥，孔、宋两大家族也是蒋介石最重要的两大支撑。

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曾试图用“抛售黄金”来回笼法币，稳定物价。结果一边是抛售中央库存黄金的60%回笼了1万亿元法币，一边是政府又加印了3万多亿元法币，最终宣告计划失败。再加上“黄金风潮案”，宋子文只能引咎辞职。

我们这些金融行业之外的人，对“通货膨胀”四个字可能没什么深刻认识。真正的“通货膨胀”有多可怕？看完这篇文章，你可能就会有一点感受。

王云五的方案是这样的：新推出的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面额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金圆券1元，折法币300万元，折东北流通券30万元。

但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的这个会议却不是谈军事，而是谈另一件事：钱。

但事已至此，决定破釜沉舟的蒋经国派人查封了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封锁所有仓库。

看到蒋经国如此铁腕，上海的市民们更加配合兑换金圆券了。从8月到10月，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金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收兑金额占全国的64%。

当然，也能让人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据民国记者、蒋经国的朋友曹聚仁记录，那些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

怎么解决？蒋介石的想法是要一揽子解决问题——放弃法币，发行一种新货币。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没有退路了：行要上，不行也要上！

“币制改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牵扯到方方面面，需要非常缜密的论证和研究。在当时国内炮火连天的环境下，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还能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币制改革”吗？

必须承认的是，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主政时期局面为之一新，出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书，可以说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王云五也颇有经营头脑，商务印书馆在他的经营下办得有声有色。

有人曾分析，王云五不过是受蒋介石之命的“背锅侠”，而且不管怎样，通过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府还是得到了好处——从全国收集到了当时价值2亿多美元的各类外币、银圆和黄金。

在这样的威慑之下，一些工商界的“大佬”开始畏惧了。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800条、美金230万元。刘鸿生对自己企业的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而头一个月的“内部消息”确实也不容乐观：金圆券发行首月，就超发了8000万元。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所以，多读一点历史，还是有好处的，知道胜为何胜，败为何败。

终于，在6月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禁止金圆券流通。

1948年8月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但金圆券还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只是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拒收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住上海的杨小佛在头两天居然用4元金圆券，买到了食品商店里断货已久的美国产鲍鱼罐头，然后还用1.2元金圆券在南京东路的沙利文西餐馆吃了一顿大餐。

截至11月9日，才发行三个月不到的金圆券，已经印刷了19亿多元，逼近了当初20亿元的限额。

而张嘉璈说的这几个“必备要素”，国民党政府当时一个都做不到。

面对众人的劝阻，蒋介石却一定要改。

第二件事，陈布雷在会后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对于这场“上海打虎”行动，蒋经国颇有信心。他定下的策略是：“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然而，即便是这些工商业巨子，最多也只能算“大苍蝇”。

以100元法币为例，在1937年可以买到两头牛，到1938年就只能买一头了，到1939年只能买到一头猪，到1941年只能买到一袋面粉，到1943年只能买一只鸡，而到1948年，买上一小捧大米都已经困难了。

国民党政府在正式推出金圆券后不久就下达了一个“八一九限价令”，即全国所有商品的售价以8月19日为准，一切交易不能超过此价。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

当天晚上，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通过广播播放。

会上，经济外行陈布雷一言不发。会后，他做了两件事。

“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人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这一段话，把蒋经国顶到了杠头上——扬子公司当时违法囤积的货物，是全上海最多的。但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叫孔令侃，孔令侃的老爸，叫孔祥熙。

这等于变相承认：“币制改革”方案失败！

当时陈布雷对金圆券迅速贬值的评价是：“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蒋经国的办公室向民众开放。走进他办公室的人，有商人、妇女、劳工等等。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但与此同时，因战争而急剧扩大的军费窟窿却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吞噬着国民党政府的所有财政收入。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感受到了黑云压顶之势：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挺过了国民党最初的“全面进攻”，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开始发动了局部战略反攻。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区域内，一场战略大决战一触即发。

在金圆券发行之初，由于国民党政府态度坚决，又严格下达了兑换的期限，摆出了一副“铁腕”姿态，所以全国的老百姓虽然有点将信将疑，但还是乖乖把手里的法币等各种旧币以及辛苦积攒的黄金、外汇都交到了银行，兑换成了金圆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