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政治底线与思想自由

一句“不自由，毋宁死”，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与独立而战。但是，没有人相信帕特里克是为了让大家去做人体炸弹送死。活着还是死去，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活得更好，活得有尊严。

问：“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警察？”

回到安迪，他之所以能够从肖申克监狱里逃出，正是因为空间禁锢了他，而时间又拯救了他。一天挖不完的隧道，他用十九年来挖；一天做不完的事，他用一生来做。我说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的意义亦在于此——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如果你的一生都像安迪一样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处，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

说到严复的谨慎，这里不妨补充一下他对“Right”一词的翻译。1862年，丁韪良将“Right”译为“权利”，对此严复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以霸译王”。因为“Right”一词有是非之分，并不只有中文世界的“争权夺利”，还有正义，所以严复后来将它译为“民直”、“天直”。为解除国人对“Right”一词的误解与误用，尤其是在政治纷争中的有意歪曲，只讲“权利”，不论“是非”，胡适一再对“权利”一词重做解释。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民权的保障》，原载1933年《独立评论》第38号）

“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为什么钟爱“果壳里的宇宙”这一书名。“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 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那些认为这个时代不如意的，同样要调整心态，像在一个正常时代一样生活。

海涅曾经提醒法国人，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养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海涅抱怨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那里成了血迹斑斑的兵器，甚至成功预言了费希特和谢林关于民族优越性的浪漫信仰会在德国追随者那里造成反对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结果。

最近一年来我对“国家”这个概念谈得比较多。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两个自由的概念，即上面已经涉及的Liberty和Freedom。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今天的大学生忙着国考，忙着一毕业就工作，而且最好一步到位，不挪窝才好。可是梭罗不这么想。一百年前，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带着一把斧子，梭罗去瓦尔登湖畔盖了个木屋，他想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正是在那里，梭罗完成了《瓦尔登湖》的写作，并且借着“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影响了托尔斯泰和甘地。这样自主生活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见，既有从德国来的卢安克，也有许多本土的义工。

一个是广为人知的霍金。2006年霍金访问香港时，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希望能安乐死，有记者以此为例询问霍金是否曾因身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霍金的回答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在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下，霍金表达思想的唯一工具是一台电脑语音合成器。他用仅能活动的3个手指操纵一个特制的鼠标器在电脑屏幕上选择字母、单词来造句，然后通过电脑播放出声音。通常造一个句子要五六分钟，为完成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他要准备约十天。

有些自由是被歌颂的。比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这里的自由同时是自由女神，妖娆的乳房，不仅唯美，而且哺育现代文明。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里自由也是好词。胡适在晚年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则将自由放到了次好的位置。

另一个词则是Freedom。在电影《勇敢的心》里，当手帕从天空徐徐落下的时候，华莱士当众喊的那个词就是“Freedom”。它倾向于指个体的自由。我讲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指的也是这个自由。

于社会而言，你会发现，许多人在国家没有向上筑就底线的情况下，大谈左右之争，其实中国当下最本质的交锋是国家与社会的上下之争；同样，当刀客在藏书网幼儿园里杀小孩，竟被解释成底层社会的维权表达，在这里，生命毫无神性可言。

A. 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在伯林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为自由预留一个底线，即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人就会彻底失去自我与自由。为此，我们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使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褊狭，都将构成专制。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如果宗教、意见、表达、财产的自由等等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保护，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就会是另外一种面貌。

有个苏联笑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

对于鲍比来说，他的身体像潜水钟一般沉重，心绪却如蝴蝶一般自由。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时代太过沉重，太多困厄，时常让你艰难行事，你也可以将这个时代比作潜水钟，而你的自由精神同样如蝴蝶飞舞。

1995年12月8日，由于突发性血管疾病陷入深度昏迷，身体机能遭到严重损坏。医学上称这种病症为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他不能活动身体，不能说话，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几乎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躯体上，只有一只眼睛可以活动，这只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两次代表“否”。他用这只眼睛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单词，句子，直至一整页的文字。他只负责活着，不去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无聊的问题。他必须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为了写一本见证他生命的书。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叫子华的哲人对生存状态进行了分类：“全生是一种上佳的状态；亏生是要差一些的状态；死亡是更要差一些的状态；迫生是一种比死还要糟糕的状态。”这里的全生、亏生和迫生，可以说是关于自由的三种状态。一是完全自由、二是部分自由、三是完全不自由。转型期国家正好处于亏生的状态。按照子华的理论：“全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恰如其分得到满足；“亏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官能需求只能部分得到满足，“亏生”的状态所以出现来自于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不够，“亏生”的程度取决于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程度，“亏生”的状态越严重，就反映对生命价值的越不尊重；“死亡”，对于这个人类生命个体的状态还缺乏了解，大概是和没有出生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迫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没有得到恰当的满足，而得到的又刚好是这些器官所不需要的、甚至是排斥的，也就是所谓不得自由、遭受耻辱地活着。你想看《南方周末》，他逼你看《环球时报》；你想林青霞，他非逼你想红太狼……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100分、亏生是50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则是一个负数。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

其一：安迪和狱友一起修葺监狱的屋顶，并且与狱警达成交易，获得在屋顶上喝啤酒的权利。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安迪的好友瑞德这样叙往：“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L'homme est né libre，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这里自由也是好的。但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变成了“自由引导野兽”。对此抨击得最厉害的是罗兰夫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这里，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坏词。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以强制为前提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其实质是奴役。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谈到法国大革命：“法国人希望平等，但当他们在自由中找寻不到平等时，就希望在奴役中找到它。”

为什么这道题让许多人终于放弃，想来还是因为思维定势吧。一说到“挪动”，他们首先与最后想到的都是左右挪动。而如果你能够总揽全局，不受制于这种约束，让这里每个数字都东奔西突，活跃到在你的眼前跳舞，你就会很快找到答案了。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回到本次讲座的主题，几天前我给李伦兄两个备选题目，最后定的是“自由在高处”。这个题目给人无限遐想。什么是“自由在高处”，最极端的理解恐怕就九九藏书是身居高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网友看到预告，就说要想自由在高处，你先得给我找个直升机。

也许有的朋友已经想到了答案。在公布答案之前，我还想谈一部电影。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看过《肖申克的救赎》。我刚念完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勇敢的心》，但自从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后，我更愿意将后者视为我一生的教材。这部片子影响了很多人，里面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主人公安迪本是一位银行家，因为被错判入狱，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余生。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相信“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后来，如其所愿，这位银行家成功越狱。这是一部关于个体自救、关于希望的影片。现在我们一起回顾片子里的三个经典镜头。

很高兴到央视来做这个讲座。一来因为我做过媒体工作，非常了解大家在这个时代遇到的困境；二来不论困境如何，总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地做事，保持着生命昂扬的本性和进取之心。而我也愿意和这些朋友交往，并从中获取能量。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和我交往最密的媒体朋友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南方报业，一是央视。这很有趣，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南方报业大胆敢言，锋芒毕露，像是“叛军”，而央视四平八稳，总在关键时候定调子，像是“中央军”“御林军”。甚至有人认为，虽然两家媒体都被骂过，理由却不太一样，南方报业是因为做得太好，而央视是因为做得太差。这样过于脸谱化的评价难免有失偏颇，会让我们忽略一些好的东西。据我所知，张洁、李伦、庄永志、柴静诸君都做过不少好的节目。相信这样守护良知与独立精神的人在央视以及其他中央媒体里还有很多，大家日拱一卒的忍耐与坚持，谋求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决心，都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

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于个人而言，有些人困于单位文化，人为物役，直至彻底被体制化。他们很少跳出单位思考人生，为谋理想选择出走。所谓成功，也不过是落得个左右逢源，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却遭流放。

好了，题目就说到这了，您现在可以好好想想，看看是否能够很快想出答案。我不想吹牛，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是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做出来了的。而当我把这道题转述给一些朋友时，我发现他们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远比我要多得多。有一位朋友，冥思苦想两个小时后终于放弃。他当时是多么绝望啊！我至今未忘他那痛苦的表情。然而，当我将答案告诉他，他彻底崩溃了。

卢梭有关“自由与枷锁”的言论感动了无数人，也让无数人平添惆怅。不过，即使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是有希望的。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也在于你如何选择。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可以自主地生活，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不自由，很多是自我施加的。

其一，“迫生不若死”，逻辑上有问题。一方面，如果你的生命处于“迫生”的状态，那么首先应该消灭的应该是“迫”，而不是“生”；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生命中有一部分不自由，而宁愿牺牲掉其他的自由。

另一个人是法国《ELLE》杂志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他也是影片《潜水钟与蝴蝶》里的原著作者和主人公。如果你觉得人生漫长，无所作为，就看看他是如何写完一本书的。

我无法拿这道题是测验古人，但是以我的观察，我知道今人，无论国界，无论东方与西方，时常会困于某种思维陷阱。

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在这方面有不少体会。按说伊朗的电影审查比中国要严格，但是为什么伊朗拍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等等。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来谈伊朗电影中的“禁忌与悲悯”。常听中国人抱怨本土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影响了相关作品的理解与传播之外，我想这和中文小说缺乏悲悯的情怀以及对人类的普遍关心是分不开的。

最后给大家出一道题，解释为什么“自由在高处”，以及为什么你站起来了你就在高处，你就有了神性。站起来，你就超越了空间看见了时间。

B.霍金和鲍比

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内心还有九九藏书网一个小环境，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而这完全在于你的觉悟，在于你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只要你足够独立和自由，你可以DIY一个属于你的美好世界。正如电影《美丽人生》所揭示的，即使是集中营，你也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游乐场，哪怕它转瞬即逝。此所谓，你可以摧毁我自由的创造，却不能摧毁我对自由的向往。

不过，对于海涅的提醒，伯林并不完全赞同。理由是，如果这些教授能够产生致命的力量，那么化解这种危机的力量，不也来自其他思想家或者教授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并不害怕某种极端的理论，而是害怕没有与之相抗衡的理论。当观点使世界倾斜，平衡世界的仍是观点，而不是消灭观点。

其二，相较于“不自由，毋宁死”，我更相信“不自由，仍可活”；相信不鼓励个人牺牲，大家都来担起责任、积极行事的世界会更好。关于如何积极生活，我在《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一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当你对罪恶视而不见，恶施加于人心上的恐怖的魔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为避免词义与语音上的混淆，最近这些年又有人提出以“利权”代替“权利”，并由此重新引起了一场有关如何纠正“权利”一词的讨论。由此可见“权利”一词的问题一直未解决，成为好问究竟者心中的隐痛。

我常听到人们抱怨体制有问题。这一点谁都不会否定。否则，我们目前这个时期就不叫转型期了。问题在于，作家、导演和学者们的无所作为，是否完全因为体制？体制问题是否已经成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心安理得的扫箭牌？

有些自由无所谓好坏，只在于各有取舍。Beyond在《海阔天空》里唱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里自由指的是身心自由，是Freedom，它是好东西，但和现实往往会有冲突。而裴多菲的蜜月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Life is dear，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实际上包括了三种自由：生命、爱情以及后面特指的“政治自由”。有的人愿意为了政治自由抛弃生命与爱情，有的人不愿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理解也不同。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革命者，今天回过头来想当年如何出生入死，恐怕也有新的理解。

有关自由的理解还有很多。有些叙述则完全等同梦话，如奥威尔写在《一九八四》里的辩证法，“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这里的自由，不过是把手伸进手铐的自由，仍不是真自由。

题目是：请挪动其中一个数字（0、1或者2），使“101—102=1”这个等式成立。注意：只是挪动其中一个数字，只能挪一次，而且不是数字对调。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

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还糟。翻检任何极端年代的历史，都不难发现，那些学会自我逮捕的人，通常还会想方设法，以一种貌似善良的口吻与慈悲的情怀去逮捕别人，告诉你不要胆大妄为。一个人，无论有多高的才情，有多强的创造潜力，如果听从了这些劝告，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他的人生就真的要被这些老好人给摧毁了。所以我说，相对于政府层出不穷的禁令，这种为人们日常所见，在和风细雨中摧毁他人人生的劝告，才是大家更需要防范的“温情脉脉的恐怖袭击”。尽管我一直保持着理性、温和思考的作风，但总会有人提醒你这也不要写，那也不能写。对于这些善意的劝告，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始终坚持一个看法，如果这个环境已经在给你做减法，你首先该想到的是给自己做加法，要相信时代每一天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相信我们的国家要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B. 两种自由

这个世界充满了洗脑的书，比如《送信给加西亚》，服从是第一位。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自主选择才是第www.99lib.net一位的。正如密尔所说，人区别于动物的首要之处，不在于人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了工具和方法，而在于能选择，人是在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基础上成为自己。伯林也说过，没有哪个社会实际上压制其成员的所有自由；一个被别人剥夺了全部选择自由的人，既不会是一个道德主体，甚至不能从法律或道德上称之为人。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古往今来，人类的思想总有相通之处。就是这个“不自由，毋宁死”，我也在《吕氏春秋》找到了相应的论述。

先说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这个词。帕特里克说“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用的也是这个词。从词义上说，Liberty既指自由权，也有“冒昧，失礼;（对规章等的）违反行为; 不客气”等含义，作为复数用时同时还包括“特许权; 自治权，选举权，参政权，使用或留住权，活动范围，特许区域”等意思。而在哲学意义上，还有“意志自由”的意味。从这些意思中可以看到，Liberty主要协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当年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时，直接把这本书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意识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将Freedom称为自由，而将Liberty译为“自繇”，以示区别。

答：“没有。”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到两个人，他们都在用生命践行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

今天，我到这里来不为提供直升机，这不是我能解决的。我想谈的是对自由与时势的理解。我相信大家都趴着的时候，你坚持站着你就在高处了。为了讲得更清楚些，我会同时谈到几部电影。电影在我这里从来不只是一种艺术，更是思考现实的工具。

有些自由是被质疑甚至被诅咒的。自由有时候是个好词，有时候模棱两可，有时候则绝对是个坏词，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当然我也没少外通外国，拿这道题折磨西方人。都说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比东方人强，至少在这道题上，我认为是不见得的。今年初，在从瑞士到巴黎的列车上，为了解闷，我让同行的几位瑞士和法国旅客做这道题，竟无一人能答。随后，在巴黎到北京的飞机上，包括一位意大利人、一位德国人和一位中法混血儿，也都没有答出来。待知道答案时，他们的表情同样是有些无奈而痛苦的。我的这道题，让西方也崩溃了。

A. 不自由，毋宁死？

其三：安迪从下水道逃出，站在泥塘里，在电光雨水之下，张开双臂，体味久违的、失而复得的自由。

其三，不自由，仍可以创造。

现在的中国已经有很多自由，值得大家守卫与继续拓展。所以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分悲观”，“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平常我们常会看到，如果有哪家媒体做了一个略显出格的报道，或者哪个作家写了有锋芒的书，立即会听到有人说，这家媒体要倒霉了，那本书要被封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理预期不仅在为相关惩罚提供合法性或者民意基础，更是替人执政。中国人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中国人在预言惩罚方面却有着无人能比的参政意识与激情。

其实，有关这道题的分析何尝不能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与人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陷于一种横向的思维，一种左右的思维之中，而很少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个体的维度、神性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

关于自由有很多说法。它究竟是好词，还是坏词，得视条件而定，在此不妨简单罗列一下。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里的三个镜头都与高处有关。无论是在屋顶上喝啤酒，仰听自由的乐声，还是张开双臂欢呼自由，自由都在高处。而我所出的这道题，也是答案在高处了。

其二：安迪坐在办公室里，反锁房门，将监狱广播的音量调到最大，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此时，镜头拉升，所有囚徒抬头仰望天空，恍惚之间，这座曾经消失了音乐的肖申克监狱像是洗礼人心的教堂。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你仍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赦免你自己，选择不对自己的生命行刑，让自己有机会从头再来。

2004年冬天，我在巴黎惊喜地发现法文版的《活着》。在我看来，《活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具有人类大情怀的伟大小说。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旁的Gibert Jeunhttp://www.99lib.nete书店里不断向法国读者推介这本小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无常之上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问：“为什么？”

答：“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学会了自己逮捕自己。”

张佛泉（1907-1994）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群体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在《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区别过这两个词：Liberty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开列一张明晰的权利清单；而Freedom 含义比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并无公认的标准。以赛亚·伯林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说。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考虑到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种底线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Liberty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而Freedom作为一种进取的自由，可被视为一种积极自由。

一切很简单，你只需将“102”中的“2”上移，变成平方便大功告成，接下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等式：“101-10²=1”。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边上有个韩战纪念碑，纪念碑墙上的标语写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区别于上文的Liberté（即英文的Liberty）。同样是自由，它对于美国人是个好词，可在朝鲜官方看来又是一个坏词。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伯林认为积极自由的政治观过于强调理性的指导功能，因而容易转化为父权式的教化政治，继而陷入专制主义。为避免遭此厄运，他主张西方自由主义之精义在强调消极自由。今日中国，生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多数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消极自由优先于积极自由。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能享受消极自由，便已经是一个大进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慢慢获得的开放、进步与宽容，是和大家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理解分不开的。即使是为众人批判的犬儒主义者，又何尝不是在享受消极自由。虽然没有公共精神，但并不参与作恶。回想几十年前打家劫舍、“向党交心”的中国，如果我们所求不多，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了。

但如果真是因为“不自由”，就要“毋宁死”，我也是不能赞成的。

几年间，我问过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尤其是思想界与媒体界的一些朋友。偶尔也有想出答案来的，但的确花去了他们很多时间。比如有一次，几位电视台的朋友请我吃饭，我便给他们出了这道题。接下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吃，等其中一位“哎呀”一声道出答案，一桌菜早凉了。

同一个人，他还可能既要求自由，又要求被奴役。站在皇帝面前，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名言——“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唯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皇帝面前，路德是自由的；但在上帝面前，他又是不自由的。他那么乐意，那么清醒，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平常我们说自己是“良知的囚徒”，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愿奴役论”了。

而且从整体上说，国内绝大多数媒体都抱着一种热切的态度，希望中国能朝着一个开放、宽阔的方向走。这是我们时代的默契。像《环球时报》那样鸡立鹤群，一见“阴谋”就兴奋的媒体，毕竟为数不多。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考上了公务员，必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样的时候，也是可以选择的。前不久，我在日内瓦参加第四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遇到来自台湾的一群青年，大概都只有二十多岁，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废除死刑推动联盟。记得当时领头的女孩还在得意地说台湾已经四年没有执行死刑了。自2006年起台湾没有执行死刑，有44名死囚尚未处决，因为法务部长没有签字批准。几天后，我回国看到一条与此相关的新闻：“台湾的法务部长王清峰首度以首长的身分，发表一篇名为《理性与宽恕》的文章，明确主张台湾应该暂停执行死刑，即使丢官也不在乎，甚至愿意为死刑犯下地狱。”辞职时，王说了一句话，“要我杀人，真的办不到，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理念不合而走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觉得在官场无法施展抱负，人还是可以选择的。

今年年初，我回老家，遇到一位民政局的官员，他在当地负责基层民主建设，主抓各村的选举，推动村民自治。虽然和很多人一样，他也认为基层民主选举有太多阻力，但既然还有空间做事，就一定要将这个空间用足，所以他会不厌其烦地跑到乡下去督导选举。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官员还坚持写了一本厚厚的“民主日记”，记录自己推动基层民主的甘苦。之后我去巴黎，为了读完这些日记，我甚至来不及收拾行李。他的积极作风以及他的思考深深地打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