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者调查来看，王帅不过是借助网络表达自己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关心。然而，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这突如其来而且差点让他丢掉工作的牢狱之灾的确足以教他“学乖”。而从整体上看，有目共睹的是，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而这一年，王帅只是二十四岁。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国事管他娘”（林语堂）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跨省逮捕，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写到：“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在此意义上，当王帅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家乡政府的意见，当警察不远千里过来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天地同样崩溃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可能被捕的危险之中。99liｂ•ｎet

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公共精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留下了一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的。然而这ｈtｔp://wｗw.9９liｂ•neｔ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他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费力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岂不是傻瓜！”

2009年2月，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河南灵宝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将远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归案”。在拘留八天后，由于王帅的家人同意当地政府的要求，砍掉了自家土地上的果树，警方才对王帅作了取保候审处理，但仍要求他保持沉默，并且每两个月写一篇“对发帖行为的思想认识”给警方。

言下之意，国家不给我好处，我何苦为国家操心？应该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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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具有报复性质的话语所体现的更多是臣民对君主在心理上的抛弃，是一种日常的反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即便它是对的，任何一个还有点公共精神的人也并不否定：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前程与命运。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关系牵连纠葛，批评本乡本土的权力本来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与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不同的是，本土权力部门对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父母变相押为人质，要挟他们的子女就范。而父母作为弱势一方，通常也会与当权者合流为一种劝降子女的力量，务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在前不久，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向我讲述自己在家乡维权时的艰难：他返乡动员村民查村里不明不白的账，弄得他的父亲大为光火，觉得儿子在给他的生活添乱，因此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九_九_藏_书_网

故乡不自由。救救故乡，救救公共精神，还是让我们感谢互联网吧。尽管国外有学者，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互联网技术正在消灭公共生活，像章鱼一样将本可以走向广场的人们绑定在书桌之前，让他们“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互联网为转型期的中国支撑起最活跃的公共空间，为中国民众找到了独特的批评方式。网上针对王帅因言获罪而掀起的反对声浪，亦足以见证近年来中国人公共精神之成长。而这一切，或可让失意的王帅重拾信心，亦心有慰藉。

余下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帅表示此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并声称以后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恍然大悟的悲观表白，难免让人伤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事实上，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便是这样，因为不堪承受现实巨大而荒谬的挫折，从此在心底默默唱起“我们是犬儒主义接班人”的。九九藏书

事实上，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类似“文字狱”并不少见。人们厌倦讨论“诽谤罪”是否成立了，公众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心知肚明。而此次王帅被抓捕，不仅让大家看到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法治之艰与维权之难。“何世无奇才，没在沼泽中”，乡下人的公共精神并非从来没有，而是被一点点磨灭了。在乡下，虽然偶尔也会有人谈论权力的腐败，但总是孤木难支，以至于公共精神就像是夏天的萤火虫一样，只会在燥热的夜晚悄悄然闪点光，一到白天就都没影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导致中国乡村不断沦陷于权力与资本之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