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抗联方面是把这两次战斗的战果混淆了。

事实上，坪井和佐渡也没干长，1939年10月9日，在和抗联作战中一个被击毙，一个被手下警察绑了票，在投奔抗联时作为投名状砍了脑袋。

这支日方武装在中国从事军事活动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庚子事变，当时曾在北京参加了同义和团的战斗。随着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侵略不断加剧，他们又随着在东北各处增加的领事馆进入到东三省的腹地。此时，这支部队已经不仅是一支警卫队，它的成员大多接受了谍报、突击、反游击战等训练，成为日军在中国实施侵略行动的得力帮凶。伪满建立后，日本外务省更抽调装备精良的外务省警察借调到伪满警察队中，充当各地的“指导官”，实际监督伪满警察的行动，督促其与抗联等抵抗力量作战，并防止其与抵抗力量发生联系。

1937年99lib•net2月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军曾合兵攻打萝北，重创日军第三十七联队，并一度攻入县城。抗联对这次战斗的记录内容翔实，相当可观，包括击毙日军的人数，都与日方记载相符，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把“萝北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岩崎”归到了被击毙人员名单中。按照日军记录，被击毙的其他日军，都属于第三十七联队，并不包括这个岩崎。

值得注意的是，记载岩崎死亡的日方档案，说明他并非属于在伪满警察部门服役的日方人员，而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

在日本存在一批上世纪40年代后期整理的警察档案，在其中寻找，确有岩崎其人，而且确实被抗联击毙。

根据岩崎的死亡继续挖掘，会发现另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萝北县在1938年先后换了四任来自日本外务省的警察指99lib.net导官，全被抗联打死。第一任是这位岩崎铁五郎，接替他的是长野人，警尉补西泽隆三，4月25日“殉职”，在没有派员接替之前，三江省警察厅派警佐、静冈人铃木英一临时代理（因为级别比较高，所以只是代理），结果这个倒霉的铃木上任途中就在4月27日被击毙。此后，日军派出青森县人，警尉竹内庆吉接手，竹内算是干得比较长，结果，11月27日，又战死，这次，日本人派出了警尉补坪井竣治（北海道）、警尉补佐渡德太郎（北海道）一起上任，意思是来个双保险，总算平安干到了1939年。

从记录上可以看到，这名“日本指导官岩崎”大名岩崎铁五郎，职衔是警尉补，死于2月4日之役，是被击毙于距当时的萝北县县城约十公里的头道林子。岩崎是新潟人，是在指挥伪警察参加作战时因“阵头指挥”暴露目标被击毙的，并非死在萝北县城内或战斗最激烈的上街基。推测，这是日军在县城告急时紧急征调周围日伪军警部队增援，却遭抗联阻击而发生的战斗。

这种外务省派出的警察官权力很大，被称作各地伪满警署的“太上皇”。直到1942年，由于对伪满的控制已经更加直接，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这支力量才渐渐淡出。

既然如此，这个岩崎是怎么回事儿呢？记错了？

由于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了解反游击战战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的指导官等作战人员作为伪警察的骨干，曾在作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但也因此成为抗联重点打击目标。

在研究抗战历史时，由于这支部队并不隶属于关东军，也不属于伪满警察，所以日方在统计伤亡时常常将其忽略，我方亦有很多研究人员不知其存在。在统计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果时，有些双方数字难以对上的现象，就源于是否将这支部队的损失计入在内。1996年，日本外务省解密了其手中的相关档案，出版了53卷本的《外务省警察史》（狄野富士夫解读），其中对于这支武装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和损失情况多有记录。也许，今后对这支日伪武装的研究，可以在考证抗联作战活动的研究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讶呢。

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是一支在东北活动猖獗，但很少被我方记载的日方武装。按照日方资料的说法，这支警察部队最初的设置目的类似美国在世界各地大使馆站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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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他们学习西洋礼仪，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的责任是保护在外使领馆的安全。由于他们报酬优厚，连服装都是西洋式的，所以被称为“吃洋面包的警察官”。

日本方面并在4月6日为他和桦川县警务局指导官铃木正（茨城人，警尉）、富锦县警务局指导官井上信雄（高知人，警尉）向伪满三江省警务处申请抚恤，这三名日本警察指导官都是在1938年初“殉职”的。

据日方《外务省警察史》统计，仅1938年一年，就有1047名外务省警察伤亡，大多应是抗联武装造成的损失。为此，1939年，日本外务省在天津专门为这些阵亡的外务省警察建立了纪念碑，在东北各地也多建有神社祭祀。由此可见，抗联对这支敌人的打击力度。

仅仅一年，在萝北这个小小的县城，抗联就打得日军四换指导官，不知道日军内部提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些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