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这一仗，戴鸿宾等并未能接到赵尚志。经过紧急会议，战斗之后戴等率部进入苏联境内，意图找到赵尚志和进行休整，却被苏军全部缴械。直到戴被和赵尚志关在一起，他才明白赵尚志居然被苏联扣押了。

在苏联的赵尚志，怎能批准抗联此后进攻萝北的战斗呢？

这批图片不止一张。

可以看到被抗联子弹打凹陷的钢盔。注意，这支日军携带有11年式机枪（俗称歪把子）。在和骑兵作战中，机枪属于杀伤力较强的武器，但双方此战后的回忆中，对日军机枪的作用都未作描述，其原因何在呢？

轻而易举就给了抗联无法恢复的重创，假如当时赵尚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苏联人能这么干吗？

这种悲剧不胜枚举。同样令人唏嘘的，是随同戴鸿宾进入苏联的抗联部队。

不过……还有一层发现颇为令人唏嘘。

被称作“第一窝囊废师团”的第四师团有着著名的三不打原则——“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和“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

这支五百多人的精锐骑兵，被苏联方面粗暴缴械，随即送往新疆，大多再也没有机九_九_藏_书_网会回到东北战场。这批战斗骨干的丧失，给东北抗日联军此后在三江一带的战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其实，仔细对比双方记录，这次战斗中日军的战斗作风大可考究。根据文中提到，板坂等被歼灭的日军是在追击抗联的一辆汽车上，除了司机共计19人。板坂的职务是第七中队中队长，而日军编制一个中队部，正好是19人（有一人逃回）。所以，戴鸿宾等在上街基消灭的，可能正好是日军第七中队的中队部！

一年半以后，赵尚志重返东北，最终战死梧桐河。

但是，根据时间、地点，我们很快就有第二个发现——这支歼灭板坂所部的抗联武装，又确实是赵尚志所部。而且，这一战和赵尚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正是赵尚志批准了他们攻打萝北的作战计划。

仗着人多势众，在萝北县城顶住了抗联的大阪兵团，一到野战，还是体现了其独到的军事文化。

这个习惯，与武士道精神有点儿不同，仔细看来，这个日军步兵第三十七联队恰好属于日军中赫赫有名的大阪第四师团，这可就耐人寻味了。

说到底九九藏书，就算主义相同，瞧不起就是瞧不起。所以，你再热情也不会把你当回事。

赵尚志，黑土地上最优秀的抗日将领之一，仅仅是敌方文献中出现他的名字，就足以说明这批照片的价值（不过，如果看日方保留的伪满警察档案，会发现赵尚志的名字在那里面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抗联的狙击兵在战斗中专打日军机枪手。而抗联的机枪手呢？一直做抗联研究的朋友黄河故人有一段描述说明了在装备低劣的抗联部队中，成为一名机枪手要怎样的素质。“祁致中手下有个团长（几百人的队伍）隋得胜，可以端着机枪扫墙上的马粪蛋子，一排马粪蛋子都扫下来。”

堂堂的抗日联军总指挥，一扣就被扣了一年半，至今，这件事背后的真相，依然不明所以。

我们从这张照片中可以回溯的第一段历史，是日本关东军九九藏书步兵第三十七联队第七中队中队长板坂等官兵，这一天在和赵尚志所部抗联的作战中阵亡。

然而，如果对此战作一分析，那所得却绝不仅此。对照中方史料，我们会发现，这一仗其实并非赵尚志所为。1938年1月4日，因过境归还的抗联六军某师师长陈绍滨带来苏方将领的口信，赵尚志过江进入苏联境内，却莫名其妙地被扣留达一年半之久，这一疑案，至今没有定论。这场战斗发生在赵尚志离境一个月以后。所以，已经在苏联的赵尚志，是不可能指挥部队消灭板坂大尉所部的。

第三类，一定是第三类——我猜跑回去的日军一定这样认为。

忽然想到老萨曾采访牡丹江二团出身的董仁棠老，董老回忆抗战后他们乘船前往东北，在海上遇到苏联炮艇，热烈欢呼的八路，也被苏联人缴了械。

大概，这张照片可以说明问题。

一个张自忠，一个赵尚志，都是为了求死而上战场。

这是因为，根据抗联史料记载，1938年1月4日，赵尚志赴苏之前，曾与冯仲云等商定，一个月后，由抗联部队攻打萝北县城，迎接军长回国（赵尚志曾长期担任抗联第九九藏书三军军长，在三江一带活动的六、七、八、九、十、十一各军都与三军有密切的关系）。这次战斗还有打开通道，方便赵尚志争取到的苏援物资顺利过境，以及向苏联红军展示抗联战斗力的多重任务。

也许，这已经和这张照片本身，没有关系了。

不知道上街基战斗时的抗联属于哪一类？

这或许是从这一张照片引出的又一层历史发现吧。

500名精锐骑兵，都是战斗骨干，无论赵尚志还是杨靖宇，从没有在关东军手中一次损失过这样多的兵力。而苏联人轻轻松松就把这支同样信仰布尔什维克的部队缴械了。

面对局面已经完全恶化的情况，他曾经说过：“我死也要死在东北。”

表面上，右边这张照片的画面上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但如果翻译一下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就会发现它和抗联的联系。这段说明翻译过来是——“昭和十三年2月4日99lib.net，萝北县城上街基附近，第7中队长板坂大尉（所部）与赵尚志匪（骑马匪）交战。队长以下18名壮烈战死。”图上还有“死去”的手书标记。

而根据记载，日军从富锦出动的部队共有三辆汽车，第一辆是板坂的座车，直奔上街基，另外两辆先开向萝北县城（即肇兴镇），而后压向上街基。根据日军的作战习惯，第二、三辆车上可能是随中队部赶来增援的一个小队（54名官兵）。但是，这两辆汽车的日军却只和抗联进行了远距离对射就丢下指挥官“知难而退”了。

根据抗联史料记载，上街基战斗，就是这次攻打萝北作战后撤中的一个插曲。对比中日双方的分别记载，或正可重现这一战的经过。

遇到如此对手，这一打起来，日军机枪手的命运可想而知。

2月4日，抗联三军、六军联合行动，由六军军长戴鸿宾、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九师师长李振东等指挥抗联部队突袭萝北。但是，此时敌情已经发生变化，日军布防严密——为了切断抗联与苏联的联系，日军三十七联队调重兵驻扎萝北。而且抗联部队主力为骑兵，不适合攻坚，因此部队一度攻入萝北县城，但最终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