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关系千万重》中有篇短文，提到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关系文化”，指出“Guanxi”这个名词可以不时出现在国外的报纸上，几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国词语之一，“有半公半私，介于合法和非法中间地带的模样”。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渐渐意识到，资本来到世间并非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时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与学者眼里，中国正在滑向“野蛮资本主义”，而一些中国本土学者透过“权力私有化”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同样将这种新趋势称为“资本―官僚主义”。显而易见，凡此种种批评，并非是为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的变异。

黄仁宇将千万重关系厘清为最重要的三种，第一种是生存的关系，第二种是性关系，第三种是经济关系。在中国古代，将这三种关系演绎得最好的是齐宣王，齐宣王向孟子交心所称“寡人有疾”就是这三种重要关系：“寡人好色”（性关系），寡人“好货”（经济关系），寡人“好勇”（生死关系）。至于如何更好地表述中国人所面临的这三重关系，黄仁宇认为这应分别去问弗洛伊德（性关系）、达尔文（生存关系）和马克思（经济关系）。

在专制或者封闭时代，经营一个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极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大跃进时期社员家里做饭用的铁锅都被拿去炼钢了。当然，这种中国式的家族自救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自救理应拥有一个宽阔的前景。

前文谈到资本主义由于实施了资本社会化的政策而进入“社会资本主义”时期，本节所要阐述的则是“社会资本”主义，强调社会关系的资本内涵。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收益。”

社会学家倾向于将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分为垂直式与平面式。前者为柱状，后者为网状；前者是等级制的，而后者则贯穿着一种平等精神。

就像婚姻缔造了家庭，自由结社同样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便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公民精神大加赞扬。在他看来，自由结社与热情参与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书中，帕特南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这种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为例，在1960年有的人参加了对肯尼迪与尼克松的选择，而三十年后只有的人参加了对克林顿、多尔与佩罗的九-九-藏-书-网投票。同样，公民的公共表达，诸如递交请愿书，给议员写信等也呈现下降趋势。今天的美国人是如此独立（个人主义），以至于在闲暇时间宁可独立自己去打保龄，或者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与邻居聊天，或者参加社区集体活动。

由于必须接受权力自上而下的指导或者资源分配，许多学者进行研究时只能做有希望被批准的研究，如此做学问难免被打上“奉旨研究”的烙印。在此条件下，如果学者们能够在官场（权力体系）之外获得市场（社会）的支持，则不仅不会让大学精神丢失，反而可以使被磨损的大学精神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另一方面，如果了解启蒙时代的出版史，了解市场对观念进步起到的关键作用，就会发现学者走向市场积极做时代进步的生意，同样可以居功至伟。

2008年，在北大校庆所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当前“大学围着市场转”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纪宝成表示，市场经济“是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但大学的使命和精神，要求它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大学喧嚣、浮躁、拜金、学术造假、急功近利。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纪宝成也对有些人将大学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当成了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显而易见，现在真正伤害大学的不是市场，而是无所不在的官场。三十年“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求如何走样，大学即是缩影与见证。如今的中国大学早已是一个个臃肿的行政机构。行政化管理、文牍主义让许多工于思想与创造的学者们苦不堪言。大学内部日益膨胀的行政部门更像是特洛伊木马一样策应上级行政单位对大学的“进攻”，而舍身从事管理工作的教授们因为层出不穷的“填表工作”也不得不以后半辈子“学术抛荒”为代价。行政评估、审批、审查等等组成的巨大打磨机，让所有大学在技术官僚面前失去光鲜与棱角。

为什么出“大楼”，不出“大师”？为什么出“官府”，不出“学府”？论及中国大学的解决方案，相信许多人早已心知肚明，比如让学术与行政分开，让大学回归教授治校的传统，重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等等。决策者若真有抱负建好中国大学，不必劳民伤财到哈佛、牛津去取什么经，其实只要买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到西南联大的废墟上走一走，想一想，相信在那儿你什么答案都有了。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进程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影响民主制度的绩效，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民主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网络的发展，即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既维持原有社会资本99ｌiｂ•nｅt的存量，又实现增量。

社会资本虽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现，同时应该具备某种开放性，否则便有可能因为封闭而转向异化。关于这一点，深谙官商勾结“关系”之苦的中国人并不难理解。某些社会资本的“消极的外部性”为人们所重视——封闭的社会资本同样可能起到绑架或隔离公众的作用。

应该说，社会资本的本质也是“关系”。人们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公民之间互信互惠，合作成长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对于民主运行与一个社会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来说，它同样至关重要。如学者燕继荣指出：“一个人、一个组织或团体，其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其社会资本的存量，而社会资本的存量来自于他（它）的社会网络关系。”（《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

早在几十年前，谈到为什么反对阶级斗争时，梁漱溟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被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中国则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梁漱溟由此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梁漱溟，《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的出现，使物化的资本部分回归于人的价值。若干年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将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因此渐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权威的定义，一个共识是，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后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在于通过强化或重塑社会关系（社会契约），社会能够从中获利。进一步说，承认社会资本的存在，将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提供一个良好的出路。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投资社会关系的改造与培育，不仅可以使个体、团体获利，同样可以使国家获利。

亚当·斯密说：“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九九藏书谈时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一些利益团体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同样可能形成一种对公众的合谋。举例说，近年来调而不控的高房价，无疑与开发商之间、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的默契合谋不无关系。当政府三心二意地开始调控房价，地产大佬同样召开闭门会议，甚至有地产商以“不盖房”为由相要挟。对利益的追逐既是经济资本的属性，同样也是社会资本的属性。资本会因为繁殖而增值，而强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并不是社会资本的致命之处。真正的短板在于，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而另一些人却处于被禁止的状态；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国的关系网络，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在邻居家串门。在此意义上，如果说任志强的“不盖房倡议”是挑了一次惊艳的花枪，那么，民间“不买房运动”的昙花一现，留给人们的则是一种“蚍蜉撼树”的悲凉，是一曲局部见证中国社会手无缚鸡之力的挽歌。

显然，这种柱状的等级式的结构所代表的仍是一种封闭的、断裂的社会结构。这种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虽然可以勉强维持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但是不会使全社会进入一种信任与合作的状态。

当然，多数中国人并不会“独自打保龄”，而是“一起打麻将”。但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并不代表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中美仿佛处于两个季节，如果说美国的社会资本在部分凋谢，那么中国的社会资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发芽。今天，“投资社会资本”和“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一样，渐渐为政府与民众所熟悉。应该看到的是，对于政府来说，所谓“投资社会资本”既不需要什么投资环境，也谈不上等待什么成熟的时机。如果政府放手社会资本的自发性的成长，政府不但不用花费一个铜板，反而可以坐收社会救济政府的巨大利益。两者的边界是，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显然，划分公民社会的边界，主要不在于阶层意义上的权利边界，而在于确定社会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边界。

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波特看来，如果一个群体的目标是反社会的，那么，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本必然会产生危害社会的作用，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的存在，使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培育更应有所作为。然而问题在于，究竟该怎样培育社会资本，是政府通过干预投资，还是公民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观念投资，并因此获得社会的回报？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渐次走向开放，终于放弃“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时，国际学术界对“资本”理论的诠释也早已有了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同样暗合了“资本”概念的现代化。而这一概念的现代化，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关键之一在于如何增进政府九九藏书网与社会对“社会资本”的理解。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一直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社会”却处于一种没收与没落的状态。中国原有的社群组织与社会规则，在狂风骤雨式的改造中变得湮没无闻，而无所不在的国家体制，以及源自意识形态的狂热与敌意，更使资本变成了一个坏东西。

有人指责某些大学教授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为一己利益，甘愿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成了利益集团的鼓吹者、宣传者和传话筒。持此批评者不知道，一则“观点平衡世界”，只要不是集体性地被强制去代言某个集团的利益，世界仍不失希望；二则能够“为利益集团代言”者在大学里也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学者不过是象牙塔里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领着不足与人道的薪水，虽多有闲暇，却也不得不时常为“屡败屡战”的课题申请向技术官僚低声下气，必要时甚至还要带着学生一起造假以应付各种评估和检查。

从本质上说，中国转型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由于过去社会一直处于被压抑或者没收的状态，社会首先必须寻到并赎回自己应有的边界。而开放社会的好处就在于，国家有义务承认公民个体的价值优先于国家的价值，而公民能够遵照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政治或权力设定的纽带来缔结自己的关系，或者说开拓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使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达到最大值。

既然重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重建社会关系，那么首先就要知道需要建立怎样一种社会关系，以适合民众创造力的发挥，适合一个开放社会的成长。显然，在政治全能主义社会里，在只有一个中央连接点的星状体结构中，并无真正的社会可言。因为在这里，一切纽带都需要通过位居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权利来进行连接。其危险在于，当权力失灵，整个结构立即土崩瓦解。

同样反对阶级斗争的还有哲学家张东荪。1932年8月20日，张东荪在《再生》杂志第一卷4期上发表《阶级问题》一文，集中批判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理论。张东荪认为，阶级意识完全不同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是一个阶级普遍而共同的利害，阶级自觉则比较复杂，决不是有了阶级利益就一定有阶级意识或阶级自觉：“我承认中国的各阶级有阶级利害，因为这是事实。但事实迫我无法承认中国各阶级已有了阶级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任何阶级，资产阶级也罢，小资产阶级也罢，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没有到造成阶级意识的程度，至于我所说的余剩者乃是人自为战之徒，不成为一个阶级，更谈不到阶级自觉了！”他断定：“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不必建立在任何阶级上。这是第一点的意思。还有第二点是：我们必须注重于所有的各阶级。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剩余者（流氓）之上。”

如帕特南指出，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九九藏书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诉求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与依附关系之中。

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孤立主义，前者使社会处于一种被吞噬的状态，而后者则使社会变成一盘散沙，两者都意味着社会力量或社会资本的土崩瓦解。正因为此，笔者认为衡量人类进步的两个重要价值是独立与合作。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本质上说，就是社会组织复苏或再生的过程，是社会资本生长与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正是看到社会的创造之力与缓冲之力，吉登斯之发现社会，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

近些年来，人们经常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王朝一次次崩溃而家国仍在？为什么中国人屡经“民不聊生”最后总能起死回生？转型期的中国，当社会不公正几近极限，在政府救济不力时，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出现世界预言的“崩溃”？原因自有千种。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家族作为一种“组织”部分化解了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时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与危机。

纪宝成在这里提到的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市场化，二是官场化。前者是“市场压倒大学”的问题，后者是“官场压倒大学”的问题。然而，只要对中国目前的大学体制稍有些了解，就知道真正伤害中国大学、使大学弊病积重难返的是官场而非市场。

回顾中国近些年来的社会发展，市场因素进入大学显然不是坏事，更不必然导致大学使命与大学精神的丧失。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社会横向联系不断增强，并伴随着以权力为纽带的纵向联系不断减弱甚至瓦解。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恰恰是束缚大学自主办学、积极创造的关键所在。在此意义上，大学及教授不断走向市场，可被视为中国社会成长的标志性事件。而从公正角度上说，市场行为至少是建立在横向、平等的立约之上的，相较过去强买强卖的“权力之约”，也是一种进步。当大学或者学者可以从社会上找到赖以自救的市场，市场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完成了对官场（权力）的重构与分权。

比如说，对于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子女通过考学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会不断地接济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小政府”或“临时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负责征税，他们在家族中几乎要担当包括弟妹教育、父母医疗到养老所需的一切费用。而那些正在咬紧牙关支持孩子读书的父母，同样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从这方面说，尽管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培育很不发达，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