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词是在几年前读唐德刚的时候。

相信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更认同雨果的判断，而不是那位古代同胞流放自我、漫无边际的抒情。真相从来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能指望哪位圣人高高在上的光照。

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中，温家宝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任何想有所作为的政府，不仅要鼓励大家勇于追求真理，还要千方百计为社会提供追求真理的环境。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息时代尚未破晓之时，大概是意识到人们对信息的过度攫取会毁掉自己的生活，梭罗离开了喧闹的城市，走近了瓦尔登湖。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显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术，与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毫不相干的。

尽管我在上面引述了不少媒体评论，不得不说的是，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传统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甚至“传统网站”正在失去自己的新闻优势，越来越多的受众已不再依赖报纸及其网络版获得最新消息或者突发新闻，而是通过Twitter、Facebook、MSN、QQ等社交网站或者社会性软件上的好友或陌生人获取最新消息。迈克尔·杰克逊猝死的消息首先出现在一家名人网站，而一向以抢报突发新闻为能事的各大电视台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消息公布后，Google、Facebook、Twitter等网站流量暴涨。Youtube官方音乐视频浏览量飙升至1000万次，较平时增长近50倍。Google甚至将“杰克逊”的搜索关健词识别为网络攻击。

有了危机怎么办？对于有些人来说，最省事莫过于两种：一是自杀，二是下跪。

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解构的这种积极意义还在于，言论自由与公共空间的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如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受众是意义完成的关键。既然任何信息的发布，意义的完成最终都是由受众所决定，那么，听者有心，言者无罪，任何言论、文学与艺术对于这个社会来说，都不至于形成直接的危害。

当然，另一方面，社会进步有一个过程。透过周久耕“对百姓负责”这一政治表态在网上所受到的“民意狙击”，不难发现今日中国社会已取得怎样的成长。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而言，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理解又是一回事。众所周知，在过去一些官员们大谈“为人民服务”时，人们通常只知被动地接受“服务”，却很少有渠道反馈这种“服务”质量如何，能否更换。而现在，借助网络，以网民形象出现的公民们可以对那些伪称自己“对百姓负责”的官员集体说不。

比如说在电影《色·戒》里面，女主角王佳芝稀里糊涂地做了特工，在执行任务前，特工头子给了她一粒毒药，让她在“情急”时吃下去。这个招数无疑是十分狠毒的，意思是你要是失败了，就不要再连累组织了。这种“置成员于死地”而“求组织之后生”的偏方早已广为人知。

费正清先生曾经这样形容往日的中国：“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所谓“统计学家的地狱”正如黄仁宇所批评的，旧时中国没有真正的“数目字管理”；而“记者的天堂”则一语道破转型期与新闻业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深长意味。

囚禁自由人的墙壁也时常为自由人所用，变成一台维护“政治博客”的服务器。比如说，谭嗣同在狱中便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自媒体时代。博客、DV以及其他便捷、大众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新闻业的面貌。当人人都可以拍DV，都可以写网志（博客），他们也都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或者“议员”。

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这样解释群体犯下的暴行：“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从“秦中飞案”的即兴嘲讽到厦门“反PX”时的群起议政，不难发现，借助短信、互联网等传播方式，被讥为“犬儒化”或“马铃薯化”的中国人在群体沟通、联合以及社会网络化方面已经有了更多选择。2007年台湾地震导致许多中国人无法正常上网，其间所有烦躁不安，已深刻说明科技对于今人“识字、进步、生产”究竟有多么巨大的影响。生活便利与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互联网化具有刚性发展势头。而这种不可逆性同样表现于“短信议政”的具体实践。不难想象，即使某些权力部门反对“短信议政”，也不可能真正收回民众收发短信的权利，更多只能在过滤信息方面为所欲为——而权力的使用一旦下放到技术层面，其实一切已经简单了。

有关题壁的佳话很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崔颢的《黄鹤楼》一诗了。崔颢题写了《黄鹤楼》之后，李白惊为绝唱，自愧“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代，题壁诗骤然大增，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元稹写过一首诗：“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周邦彦曾经填过一首《浣溪沙》，其中一句便是“下马先寻题壁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下车就钻到网吧里顶帖子去了。

2008年，网上流传着一则有关广东开平市未成年人性虐待未成年人的视频。在接到报案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真相是：2007年7月中旬，七名女孩将一少女从开平某网吧强行带到某旅店，并约来四名男孩，对受害少女进行殴打、凌辱和强暴，并逼她自扇耳光和踏正步。一名涉案者用手机拍摄了部分过程，无意中为这起恶行留下了证据。

和许多人相比，对于当下中国的转型，我有着较为乐观的判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传播的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同样在改变人们的思维以及社会结构。正如著名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所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如果伊尼斯先生有幸活到今天，相信他会激情澎湃地将这个时代的文明定义为“互联网文明”。

就在网民享受“弹劾”之愉悦时，必须承认的是，只能盯着某位官员的香烟、手表来反腐败，充其量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肤浅的反腐败。对于这种蜂拥而起的“网络弹劾”，我宁愿将其视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戏剧。而且，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它偶尔起到了“弹劾”的作用，但在反腐败效率方面却是十分低下的。这不仅表现在它从头到尾会花掉网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别说有时还会功败垂成），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人们追求“戏剧正义”，然而当观众各自离开剧场，几人还会去关心那个丰富了他们业余生活的反面典型？

“人各有志”的时代，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诠释和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权威话语将从此失去往日威风。

当然，除了写反诗，其他类型的“题壁”也可以完成政治传播的目的。比如说宋朝有个叫卢秉的，原是县里文书小吏，一个副科级干部，比在重庆彭水县遭遇“短信狱”的秦中飞的官大一点，他在旅馆墙壁上写了首诗，后来被王安石读到，因此得到了升迁。

对于流行于网络上的意见，有人可能会说，网络意见是一种不全面的意见，不代表民意。这种批判多少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因为直至今天，历史上大概也没有什么民意是全民一致达成的，要不怎会有更像是权宜之计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实上，在分众化社会到来之际，如何维护少数派权利更是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如果将网络意见视为民意中的一部分，就应该相信任何网络意见，哪怕只是从网上发99ｌiｂ•ｎeｔ出的一个孤独的声音同样值得政府与社会重视。

抽烟不但有害健康，也可能有害仕途。2009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以抽1500元一条烟闻名的周久耕，被免去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

虽然我们对社会组织的成长时常抱以厚望，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头脑，失去人对个体尊严的感受与领悟，这个组织充其量只能发展成一个庞然大物，而不会使社会有力量。或许这也是当下中国“洗脑型企业组织”的困境所在。关于这一点，看看市面上流行多少“向军队学管理”之类的书籍就知道了。

显然，互联网上的拦轿喊冤和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执政并不能实现人们期许的普遍正义，因为互联网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贯之的规则，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贫困。如果一个社会凡事都要靠民意来推动，那么其制度建设就一定有不尽人意之处。显而易见，民意更需要在制度上落实，而不是依靠网络上风起云涌的街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星的社会工程诚然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但是这种“计件式维权”终究不如扶起一种制度更有效力，更符合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伦理。

如唐德刚先生所感慨，人不过是脊椎动物中的一种。看到这样的“日常之恶”、用手机拍摄的“残忍的戏剧”，相信许多善良的人都难免会悲观、伤感。其实，无论受害者是谁，其骇人听闻的程度都足以成为社会之大不幸。那些少男少女在视频中所表现出来的罪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潜藏于人性深处的卑污，更应让所有同时代的人因蒙羞而警醒：

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从本质上说，它更意味着中国人获得了自己诠释生活的角度与权利。过去那种完全是灌输式的教育与宣传如今已经让位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解释。一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话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人们都可以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学识，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不再需要“观点辅导员”与“意见监护人”，每位公民都有自己观察生活、认识真理的眼睛与心灵，没有谁再可以强加给他们任何他们不再相信的东西。而那些貌似强大的说教，同样失去了动员的能力，反而被人们置之一笑。

一个社会的诚信只能靠“互相纠正”来争取。没有这个可以互相纠正的前提，让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遵守诚信是绝不可能的。而如果大家都来口述历史，交叉验证，吹嘘者自然害怕原形毕露，因此“被迫诚实”。

在一个“人各有志”的开放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它意味着人人都是自己历史的权威叙述者；意味着人人都是整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当那些书写博客的人，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思想——无论是出于自恋还是出于责任——搬到公共领域，如阿伦特所说，它们将在公共领域获得生命。

据说美国总统的新闻班子会适时地把信息透露给守在白宫外的记者，并将此视为“给野兽喂食”。不幸的是，在一个处在矛盾凸显期的社会，公众同样像渴望正义之肉的野兽，他们通常会在间歇性发作的正义声讨中“尝鲜即安”，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也是许多争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彻底解决的原因所在。

唐德刚有本书叫《胡适口述自传》，它为我从此打开了胡适之门，同时让我对口述历史有了深刻的印象。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多年坚持口述历史，最具影响的就是《胡适口述自传》。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使用Twitter发言本身就是一种问政方式。而且，类似微博客的流行，已经引起越来多国家网民与政要的注意。比如，在这年6月发生在伊朗的街头骚乱中，Twitter便是示威者发泄不满、相互串联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骚乱期间伊朗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实施管制，经由这些网站传出的德黑兰街头示威的照片以及冲突、伤亡情况甚至成了西方各大媒体报道伊朗的重要信息来源。140个字符只能说清楚两三句话，然而正是网络上这些源源不断的两三句话，为伊朗大选后的动荡局势“火上浇油”，据称，6月15日当晚，Twitter上以“伊朗大选”为标签的信息几乎每分钟就增加30篇。

2007年11月24日上午，浙江金华五十多个群的代表聚到一起，宣告“金华市青年QQ群联合会”正式成立。据悉，这是全国首个以网络QQ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对此，浙江省民政部门表示“其创新意义、探索价值非同一般”。

什么是口述历史？美国作家唐诺·里齐（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给了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汇集传记者谈自己关于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一些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就是一个准备完备的访问者对受访者提出问题，以录音或影像的形式问答，当然，同样会整理成文本，以便于流传。”

笔者从1996年开始上网，一路见证了中国网络社会的荣辱与成长。相信许多朋友也和我一样，在网络上度过或者耗费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阴。有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成为“信息成瘾者”变得烦恼不安，即便偶尔下定决心享受几个“信息斋戒”的日子，也难免会像个网络时代的逃犯一般鬼使神差地接上网线，再被网络引渡回来。然而，尽管知道互联网并非享受生活的美好所在，但对于那些关注社会成长的人来说，互联网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时代监视器”，一条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街道。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转型时代的困顿与挫折，更可以触摸到这个时代的脉搏与心跳。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口述历史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1948年，美国史学家A. 内文斯（Allan Nevins）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等便是由这家机构组织完成的。

2009年6月的某天，笔者偶然读到一则有关荷兰国会议员疯玩儿微型博客Twitter的新闻。据说，他们当中许多人利用开会时间在键盘上埋头苦“推”，沉浸在Twitter网站上。“Twitter疯”就好像传染病一样，愈来愈多议员被感染，直到“议长终于忍无可忍，私下劝说他们自我约束，多放点心思在问政上”。

从官方通讯社的报道来看，周久耕被罢官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发表了不当言论”；二是“存在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三是“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里，前两个问题应该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否则周久耕官早就丢了。显然，其丢官的关键在于第三条，即犯了众怒。

类似的博客形式还有很多。黑板报，就是这样一个博客。有一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学，站在学校的黑板报前看了许久，感觉自己像在读博客。读到其中一句话，也颇有一些感慨——“时间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其实，人生最大的不幸或无奈还在于，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旧制度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我有位朋友在MSN上签名：“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比如“厦门PX”事件中，百位政协委员的提案曾被搁置一边，直到这一切被搬到互联网和手机上才渐渐引起重视。同样，山西“黑砖窑”案引起全国声讨之前，山西地方官员却像是生活在巨大的盲点之中，实乃熟视无睹。

如果能够看清政治的本质就是传播的艺术，就不难理解一项具有革命性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必然会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生活。互联网对中国而言具有史诗性的意义即在于此。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过度繁荣也映照出现实生活的满是无奈。试想，若不是现实生活不如人意，无处可去，谁会整天泡在网上？若不是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谁又何苦天遥地远地与未来网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网络似乎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流放之地，寄居其中有时亦不过是在失乐园后自慰与自救。互联网见证了转型期中国人的怕与爱，当人们不能种好自己现实中的田地，九九藏书无力在大街上获得权利的收成，便只好对着小小的鼠标称颂不已，仿佛那是漂荡在浩瀚波涛之上的装载着国家未来的夜航船。

时下风靡中国的Blog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丹·吉尔默说“我们即媒介”，应该说，他们都是深得传播与媒介真谛的人。博客成为“由所有人面对所有人进行的传播”的自媒体的一个标杆。在这个“我有机会讲话”的年代，如吉尔默所说：“你的声音是重要的。如果你有值得说的，人们会倾听。你可以做自己的新闻，我们都可以。”

宋代可考的著名的题壁诗及其作者有王禹偁《题僧壁》、苏舜钦《题花山寺壁》、王安石《书何氏宅壁》、杨万里《题龙归寺壁》、陆游《题酒家壁》、苏轼《题西林壁》等等。由此可见，旧时飞檐走壁的并非只有金庸笔底的武侠，还有才高八斗的诗人。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民意崛起并非可以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时还可能毫无作用，因为民意会遭遇强力的抵抗甚至反噬。比如说，每位公民都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法无天的县官使其治下的异见公民因言获罪。与此同时，对于制度建设的推动也往往收效甚微。但是，网络的存在已经让制度内的“害虫”不敢过于招摇，因为它们随时可能被聚焦于网眼之下，被定点爆破。古有“看杀卫玠”，今有“看杀贪官”。

事实上，这并非Twitter等社交网站首次显示其巨大的“煽动力”。两个月前，摩尔多瓦大选后发生的那场未获成功的“颜色革命”就被称为“Twitter革命”。从摩尔多瓦到伊朗，两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中，Twitter都是主要的召集平台。《纽约时报》4月9日曾详细披露过摩尔多瓦的青年组织如何策划“Twitter革命”。文章说，“Hydepark”和“Thinkmoldva”这两个青年组织是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者。“Thinkmoldva”领导人之一纳塔利娅·莫拉里在其博客上揭秘了动员过程：“6个人，只用了10分钟的快速思考便作出决定，然后用数小时通过网络、Facebook、博客、短信和电子信箱将消息传播出去……结果1.5万名年轻人走上街头。”

至于下跪，电视机里，大导演们更为大臣与草民们设有“专跪”，须臾不忘推销帝王时代的美好生活；网络之上，“跪求”一词也同样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每个角落。此外，近年来有关下跪的消息，虽说是“新闻”，但对许多人来说，却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比如说，西安10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桂林一老汉当街跪求一男子还他刚从三轮车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时，有执法者同样使用“下跪疗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辆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绎到了极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如前所述，网络科技不仅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样在改变政治格局与政治传播的方式。此前，手机和短信被认为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现在许多人相信引发的“革命”，并非只有科技内涵，同样涉及政治领域。

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旦创造历史。在这个“人各有志”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与遭遇，并且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而真实的桅顶了望者。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会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撞开历史多情的一页。正是看到这一改天换地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网民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据称，在“黑砖窑”事件曝光时，当时的山西省长于幼军一直高度关注网上的反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都不重视网络。”今日中国互联网不仅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工具，同样是一种新的治理工具。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在2008年“两会”上，中央领导人希望网络能成为民众与中央沟通的平台，互联网将从学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台，更加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地方官员也在不同场合鼓吹学好、用好网络，“如果党政官员不愿、不会、不能利用网络和群众保持沟通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现代社会的聋子和瞎子”。

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积极的做法通常是，政府在鼓励社会成员从旧有体制与文化中走出并在更开放的经济与社会的维度寻找自我独立性的同时，更要在制度上给予其尽可能多的便利，为重建各种社会联系提供可能。从这方面说，以网络的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的成立，理应成为这种逻辑的自然延伸。

当然，那时题壁诗盛行，主要原因是雕版印刷能力有限，大量诗歌不能刻印出来，而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人读到它，就可以传播开来，题壁也因此成了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途径。

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便存在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的历史至少可以推到“荆轲刺秦王”。司马迁的《史记》，很多章节便是依靠古人的口述写就。

尽管网上也有“跪求”，有“Orz”（英文字母模拟的跪姿），但是网络让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变得昂扬，却是不争之实。中国向何处去？每当看到那些习惯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解决”的朋友们流露出某种悲观情绪时，我便会反问：你是否想到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

人有表达的欲望，就像《西游圮》里，孙悟空不忘在如来佛祖的指根书写“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世界各地，凡是能书写的旅游景点，我们都能看到会有人涂鸦。同样，古代文人墨客到某处都是心血来潮，留下墨宝，比如说古代的题壁诗，这种艺术形式始于两汉，南朝时渐多，至唐宋更是盛极一时。这些可以理解为最早的博客或BBS。

从字源上说，Blog是“Web blog”的缩写，准确意思是“网志”，一种简单即时的“个人出版系统”。在古汉语里，“志”除了“志向”外，更有“记录”的意思，比如地方志、人物志、山海志等等。在此意义上，博客大行其道似乎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人人皆可记录自己命运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人各有志”的时代。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视北京为“全球记者的天堂”，向北京增派人手。如有记者所说，北京已成为全球记者心目中“希望抵达的热地”“采访的天堂”。显然，任何时代都需要新闻记者，但是在一个转型国家，以新闻为业更能动人心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挤在一起观看日出？因为人们乐见事物的新生，见证立竿见影的成长，并在必要的时候指出惊世谎言和潜在危险。

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尴尬：无用的信息管道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有用的信息却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这种失衡让我们提倡使每个人免于成为“标准阅读器”的“第六种自由”时显得多么力不从心。

网络之上，现实之中，近年来有关经济特区的争论此起彼伏。然而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最大的特区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思想的特区，也是一个交流的特区、传播的特区、公民自组织的特区。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它以技术对抗技术，冲垮了种种禁忌。

与此同时，在谴责这些少年的暴行时，更要直面导演李杨镜头下的“盲社会”。当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失去理性时，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是保持目光明亮还是熟视无睹？显然，就公民社会责任而言，透过发生在开平的这出悲剧，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太多失望。尽管许多在私下传看过视频的学生包括一些成年人都知道个中行为是有罪的，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去报案，因为“怕惹麻烦上身”。

今日中国社会之风情千种，网络的兴起与流行功不可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拜网络之所赐，中国人的横向交往迅速扩大，一时之间，网络聊天以及网友见面会随之成为时尚。与此同时，依托网络成立的群组也得到蓬勃的发展。网络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选择通过MSN或QQ等即时交流工具进行交流，既为突破交流嗥碍，也为节省成本。与此同时，各种网络社团/社区应运而生，但是它们大多只能是一种虚拟存在。

中国之民意崛起，来自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自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如果承认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暗合了“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承认中国在逐渐地告别过去那种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上下高度一致”的时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互联网发展，客观上都是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横向的联合。如前所述，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2006年，“文学死了！”死在诗人嘴里，而且死得很难看。诗人叶匡政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一文中断言“憋在很多人心里的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尽管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与“错误言论”的传播，让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怀忧惧，甚至竭尽所能掩饰这个时代亟须医治的溃疡。然而，即使如此，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惊喜与光亮。自从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新闻社”、一个“编辑部”、一部“电台”，一个“伸张权利的终端”，从“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到“厦门PX”事件中“手持短信”的散步者，这一切无不表明：如果有可以持续的自由权利，每位公民都能顶天立地。

开放时代是个“人各有志”的时代。网志的兴起，无疑是开放时代最好的注脚。

发生在开平的这起案件无疑暴露了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问题。然而，我更愿意将此归咎于这些孩子以及周边社会人权观念的淡漠。所幸在作恶者狂欢、围观者绕行的时刻，如今还有互联网——所幸网络睁开了正义之眼。

仅就约束权力而言，网民这种即兴而业余的反腐败尽管不乏意义，但其更多只是标本意义或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仍是独立机构的专业反腐败，是一整套能够在日常约束权力的有效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有效机制，那种体现或者奉承广场民意的反腐败，完全可能沦落为一种意见的装饰，一种为民意泄洪的政治技艺。

在过去，在网上冲浪被当做一种时尚，而现在更是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阿尔文·托夫勒曾经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断言：世界迎来了第三次浪潮。第一浪潮是以锄头为标志，第二浪潮以流水线为标志，而第三浪潮则是以电脑为标志。第二浪潮的大众化社会已经为分众化社会所取代，同质性社会为多样性社会所取代。如今，伴随着各种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和社会性网络（Social networking）的兴起，互联网文明早已经开花结果。

换句话说，在全世界都在点电灯时，有权有势者即使有心让自家囤积的劣质煤油卖个好价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否定电灯的价值，更没有能力冒天下之大不韪，让人们唾弃电灯而团结在昏昏欲睡的煤油灯下。

所谓“互联网执政”不过是“新闻执政”的拓展。“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ling by Propaganda）。不难发现，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路途中，中国同样经历着由“宣传统治”到“新闻执政”的转变。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已由“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时间当日下午，总部位于旧金山的Twitter公司接到了一封发自美国白宫的邮件，“请求”该公司推后其原定于15日深夜进行的系统维护。《华盛顿邮报》随后披露说，诙邮件内容包括：“伊朗正处决定性时刻，Twitter显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你们可以让它继续工作吗？”与此相关的背景是，据《纽约时报》报道，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热衷推行“网络外交”，重视利用社交网站Facebook、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图片共享网站Flickr和Twitter这些平台传递外交政策信息，声称要以网络力量来应付那些打压国内媒体的国家，而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饿滴神兽啊，救救饿吧！”没有谁会怀疑，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从“俯卧撑”到“躲猫猫”，从“打酱油”到“玛勒戈壁”上的神兽“草泥马”到“猴蛇”……主义与顺口溜，真理与潜规则，虚拟与现实，正人君子与情色录像带，奖赏与屈辱，希冀与失落，各种观念、思想与情绪相互纠葛，各种道德、名分和利益充分博弈。尽管当下中国公民尚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表达自由，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忽如一夜春风来，为中国人的社会表达与个体创造，吹开花千树。

互联网改变执政观念。执政党对互联网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此相关的背景是，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9年1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6亿，居世界第一。网民的政治参与，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日益影响着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即使是那些曾经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的人也渐渐相信，与其把互联网视为挑战，不如顺势而为，使其变成可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机遇。

有人感慨，中国是个“口号国家”。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今天人们见到最多的政治宣传就是标语口号。诸如“谁放火，谁坐牢”“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等等，这些烙有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宣传也算是“组织博客”或“官方博客”的重要内容了。

凭借铺天盖地的广告、跨国的明星阵容、数亿元的制作成本，2005年岁尾年关，陈凯歌和陈红将众多影迷劝进影院。然而，影迷们多半是失望了，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馒头以及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和她近乎无厘头的诅咒。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善治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在网民毫不吝惜地赞美互联网为中国正在形成的开放社会立约时，同样应该看到，互联网议政与互联网执政的过度繁荣，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径的严重缺位，尤其反映了主流媒体——诸如报纸、电台、电视台——作为舆论平台的失效。在中国，网络更像是政治与社会表达的一个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头运动、议会辩论、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等于一身。它表面上热烈无比，却又有着杂烩一切的暧昧。作为博弈工具的互联网，一次次见证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审判”或者“互联网审判”才能推动；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决的问题，却要通过互联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定止纷争”。

2006年8月15日，重庆彭水县教委办事科员秦中飞因为用短信的形式写了首《沁园春·彭水》，而以涉嫌“诽谤罪”被关押一个月。该案被曝光后，在舆论压力下秦中飞才得以告别“短信狱”，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最终承认秦中飞诽谤案属于“错案”。如果说“秦中飞案”最初表现为一位公民的单打独斗，那么2008年发生在“厦门PX”事件则展示了另一个视角。出于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爱护，短短几天内，厦门人创造了“百万短信议政”的纪录。由于此前代表民意的105位政协委员的反对声音被轻视，这里的“短信议政”更像是一种社会自觉，是一个群体在意识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的“紧急救济”。在官方的救济通道不畅时，正是新兴的传播科技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救济的可能，使“大家一起去散步”成为可能。正因为是“新兴的”，才让固有权力部门猝不及防。尽管其后“厦门PX当局”仍然摆出“只许政府劈叉（PX），不许百姓散步”的威权Pose，九九藏书然而，于民心大势而言，终究只是螳螂一臂。

还应该看到的是，靠吸引眼球而获得的权利只是一种“眼球权利”。如果不能真正在制度的日常运行中保障这种权利，一旦公众的视线挪开，维权者难免会再度陷入“权利的贫困”。

最有风情的题壁当属郁达夫。1931年，在游桐庐严子陵钓台时，这位忧郁的才子乘着酒兴在祠堂高墙上题了一首名为《钓台题壁》的诗，其中两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早已广为人知。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中国士兵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在《中国人的素质》谈到中国人的糊涂生活：当有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仆人被问及自己的身高时，他们都没有计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对他来说，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讽中国人——“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考虑到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描摹也并非无中生有。

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有真相。从表面上看，记者是一个职业，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记录和参与社会的生活方式。拜互联网和摄录科技之所赐，尤其是伴随着博客（网志）和DV等大众传播方式的兴起，如今每个人都有成为记者的可能，每一位受众都可以投身于未来的新闻业。历史已然无数次证明，只有让真实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让公众知晓，这个世界才有可能避免因为谎言坍塌而发生真相的挤兑与雪崩，并拥有一个可期的前景。

Twitter网站在一夜间竟然具有了某种政治影响力，令该公司创始人之一斯通颇感意外。两年前，Twitter还只是几名科技人员的试验品，而现在，Twitter已成为一种风靡世界的社交方式，其注册用户可以使用短信在手机和网络间传递消息，传递对象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相识的“踉随者”（Followers）。不到三年时间，Twitter已蹿升为仅次Facebook和My space的第三大社交网站。上限140字符的微型博客服务器，因为动辄号召万人集体行动而让各类政治博弈者刮目相看。2009年5月初，白宫开通Twitter官方账户，邀请国民了解政府信息；同月底，甚至连朝鲜中央通讯社也以KCNA为用户名登录发Twitter，出来自朝鲜的声音。

谈到真相的获得，时常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古人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另一句是雨果的“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对比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位中国古人似乎相信天是一下子亮了的，像打手电一样，圣人既出，天下大白；而雨果则认为天是慢慢亮的，甚至还有可能会暗下去。所谓圣人生则生矣，甚至可以在产房里守株待兔，但真相却只能像新闻出版一样需要漫长的进化，只能靠在路上一点点寻得与拼装。如果不能好好守着，在极端的年代里恐怕这点光亮还有可能会丢掉。

《无极》并非一无是处，其之所以成为人们泄“公愤”的一个通道，首先归咎于陈凯歌对这个“惊世馒头”的过激反应。对一个脱颍而出的年轻人进行道德上的苛责与兴讼的恐吓似乎暴露了陈凯歌在观念上已经落后于这个网络时代。这是一场平民对精英的较量。在平民未长成精英之前，绝大多数人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无寸金的胡戈。

为什么有人会容忍这样的罪行？为什么这些少年竟会如此凶残，肆无忌惮？为什么在相关群体中几乎广为人知的罪行，在近一年后才为警方所知？倘若不是互联网“睁着眼睛”，上述罪行会不会像没有发生一样，一切风平浪静，而作恶者却继续招摇？

进一步说，解构主义的到来，既为中国言论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某种可能，同祥为中国的社会觉醒树立了标杆。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当下中国已经迎来了“复兴文艺”的最好时期，更有理由相信，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文艺复兴”将肇始于这场解构运动——因为解构正在完成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即让每一个个体抽身于旧有的仪式，否定权威，服从内心，复活或者增加自己的创造。

相关新闻透露，这七位少女是“结拜姐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帮派。当“帮派利益”形成后，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灵魂部分交给了帮派，“与魔鬼缔约”，若是一起“做大事”，便会让自己成为帮派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少数服从多数，温和让位极端，“群体时常会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莫斯语）。久而久之，个人道德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意志，个人理性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情感。人们因为“理智丢失，责任分散”而丧失自己做人与合群的底线，就像被卷入了一场疯狂的舞会，此时此刻只有集体疯狂，人生舍此全无意义。

网民不是全体人民，但在这个时代它却有着极其特殊的现实意义。和“人民”这一概念不同的是，网民不只是一个集体称谓，它更是一个个意见终端与权利终端，一个个具体的人，它兼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于一身。当“人民”变成网民，每个人都是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主体，每个人都是集体利益最真实的代言人。正因为此，网上流传的各种有关周久耕的零星反对意见，最后能上升为一种不谋而合的集体表达，能够汇聚成强大的民意潮水，终于浮走了混世者的官帽。

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可谓轰轰烈烈，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和表达意见的能力的崛起。而“厦门PX”事件之解决，同样得益于网络（包括短信）。拜其所赐，一场“无组织、有纪律的散步”在一夜之间得以酝酿。

和李杨的“盲系列”电影（《盲山》《盲井》）相反，由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刮痧》反映的则是另一种社会现实。在这部据说反映中美文化冲突的电影里，美国医生给中国小孩例行身体检查时偶然发现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立刻电话报警。随后，警方不仅通知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出面，甚至决定暂时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有问题法庭上见。

就在此时，“国家级诗人”却在“嘘”的一声中倒掉。“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梨花派”诗歌受到众人的嘲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句句了无意义的大白话，诸如“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涮/便池/的人”，只是因为被“国家级女诗人”的纤手按了几次回车键，便成了“国家级”的诗歌。“从明天起，做一个写诗的人，敲字，回行，一句一段……”有人说，海子之后，中国不再有诗人，而当“我/终于/会/写诗/了”成为流行于网上的“写诗秘笈”，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诗人。我的标准我做主，至于是不是“国家级”，见鬼去吧！

博客使全民表达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或无数个麦克风，而且这是个跨国麦克风。每个人代表自己说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到同时进行，叙述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简单平常。此一历史进程或可概括为“科技改变传播，传播改变生活，生活改变文化/政治”。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正在积极推进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有志者事竟成”在文化或政治上也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如何做一个网络时代的好公民？在本节结尾，还是让我们回味阿尔文·托夫勒写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的那段话吧：“容许犯错，不妄下断言，尊重多样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节制，这些是我们展开二十一世纪的新旅程时，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没有哪个时代不生长谎言，没有哪个时代没有被谎言和无知遮蔽的灰暗，甚至那些标榜探寻真相的人也会参与制造谎言或为谎言施肥。但从整体上说，记者这个职业从其诞生开始便是以探寻和传播真相为业，并以此探寻和传播为荣耀。当然，新闻记者冒险犯难并不止于不动声色地为时代记流水账一般的真相，他必定在见证中参与，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时代，知道这个时代正在跨越怎样的难关，坚守怎样的价值并呵护那些事关进步的默契。

真相创造历史。从美国始于十九世纪的“扒粪运动”到二十世纪的水门事件；从流行九九藏书于中国各个“利益城堡”中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口头禅到2007年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不难发现，探寻真相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则，是永远未竟的事业，因为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获得全部真相，而只能不断地获得真相。

虽说是“博客”，写博客并不需要博古通今，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人们只需记录自己的日常思想与生活即可。无论是指点江山，还是八卦江湖，一切皆随个人心意，并不需要权威来引领思想与价值观。

《水浒传》有一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写的是宋江醉酒题壁。一首“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惊动了朝野。这算是早期的“政治博客”了。至于武松在杀人后，还在墙上吹牛“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倒像是武松给自己的“打虎牌”搞推广，算是“营销博客”。

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做一番有益社会的大事业，更不可能散兵游勇式地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小政府，大社会”与建设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日益成为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守夜人”角色。这种“公共产品”，当然也包括对公民自组织能力的建设。近几年来“社会建设”被反复提出，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力量培育与再造政府的重要契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一位网民都有可能显山露水，走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一个“墙倒众人Blog”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可能是摩尔多瓦式的疾风骤雨，也可能是日拱一卒的和风细雨。无论其对现实政治走向的影响如何，但是这些个人媒体对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宣传与管制型媒体形成巨大冲击已是不争之事。

而一切历史都是残缺的历史。真相如果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就难免像“祖传秘方”一样失传。我们今日所见“通史”“全编”亦不过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如马斯洛所说，“整个思想史就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我不认为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精神”，“历史只是抽象的统计”。——正是在这种僧况下，大家都来“不被选择地口述历史”便成了历史叙述进步的关键。

类似的佳话还有：清代诗人袁枚有一次路过扬州，读到一首好诗，由于当时的政府没有搞“题壁实名制”，作者具名时只留了个“马甲”，因此害得袁枚到处打听，忙了一年多，所谓“好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在信息沟通困难的古代，旅店、寺院等供人歇宿的地方，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场所，但也只是传播而已，双向交流就困难了。

如果承认中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着口述历史与口述神话，就不难推断里齐的定义十分片面。真正的口述历史并不像他所描绘的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处于被动讲述的状态。所谓“被动讲述”，即在别人的选择之下叙述历史。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信息源，如果有史料可述，通常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将它叙述出来，不是一定要等到有媒体或类媒体来采访。

当然，一项技术从发明到广泛运用会有一个时差。在手机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尽管手机都内置了收发短信的功能，但是大家却很少用它。直到2001年开始，短信的使用量才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信神话向我们表明，那些蛰伏于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科技，可能在无声处酝酿惊雷。

由于中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又因近年来有若干房管部门领导因腐败下台，在不知道周久耕究竟有多少财产的前提下，网民的确有理由浮动“腐败猜想”，质疑他凭着一点公务员薪水如何能开得起凯迪拉克，抽得起1500元一条的烟，戴得起10万元一只的手表。接下来的情形是，周久耕不但被“人肉搜索”，而且遭到了无数网民的戏弄与嘲讽，诸如“周至尊”“久耕托市”等民间词语应运而生，广为流传。一场集体参与的“网络弹劾”由此渐渐进入高潮。

正是这个剧情“马脚”让武汉的年轻人胡戈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2006新年伊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剪辑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时间，“恶搞”大行其道，而陈凯歌在机场的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也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就像几个月后黄健翔解说世界杯时的尖叫，繁殖出各式各样的版本。

前文提到，在中国从过去的社会走向更加开放、更加自主的公民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旧有的仪式、习俗与文化不断地解体、重构，每个被“抛入”社会中的个体也因此陷人一种相对“孤独”的状态。从这方面说，公民自我组织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在此意义上，如果政府不允许社会“结社自救”，在客观上也意味着那些从旧生活中得到脱身而出的民众将重陷入“双重抛弃”的境地。

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曾经批评那些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不难发现，这是王际真的逻辑出了问题——通过自传“吹牛”并不是自传出了问题，也不是吹牛出了问题，而是“只有一个人吹牛”出了问题。皇帝老儿给自己作传，自然是英明神武；丐帮帮主给自己作传，小乞丐的功劳也都是归于其领导有方。

当然，Twitter等社交网站能否成为“改变历史”的角色，也有不少媒体提出了质疑。《纽约时报》认为它缺点与优点一样突出。一方面，Twitter难以被审查，即使网站被封锁，人们还可以通过短信或博客相互沟通和交流，这也是其能在伊朗政府管制互联网后依然发挥作用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Twitter上的许多消息都是未经证实的，而且不乏恶意的谣言，这也决定了受众可能被利用。具体到伊朗的本次动荡，华盛顿网络杂志Slate的专栏作家也列出了由Twitter传出的包括穆萨维被软禁等在内的大量虚假信息；而《时代》周刊同样认为Twitter虽然提供了海量信息，但是人们很难查找其消息来源，更不清楚发信息的人到底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境外。英国《卫报》甚至强调说，正是因为缺少可以建立起信任的面对面的社会网络，导致摩尔多瓦的“Twitter革命”最终失败。

早在此前，在周久耕表示自己坚决查处降价房是“对百姓负责”之后，许多网民不但不买账，反而对他的言论“厌恶至极”。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房价只有降到大家买得起的水平才是真正“对百姓负责”，否则一切免谈。

今日中国，网络更是一种推动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工具，担负着相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时代重负。毋庸讳言，在过去政治表达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民众尤其缺乏集体表达反对意见的渠道，而现今网络鬼斧神工、攻城略地。拜其所赐，民众随时可以端起键盘，成为表达自己公共意见的网民。而“网络弹劾”戏剧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一次次激发人们关注公共事务的兴趣与信心，不断培养和历练人们的公共精神。在此意义上，这种公共戏剧的意义远非“反腐败”所能丈量，因为它不仅关乎社会道德之再造，同样将以滴水穿石之功再造政治。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重大新闻的发源地与策源地，成为重大新闻密集的富矿区；另一方面，中国境内每年都会发生许多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对于记者来说，这既具挑战性，也将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机遇。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旧事物尚未消退，新事物正在生长，假如新闻记者心怀使命，甘于在困厄中前行，定然不会浪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资源，并且能够因之大有所为。

更令人痛心的是另一种“有组织下跪”。2007年，蚌埠东部的鲍家沟的村民，奔走呼号十几年解决不了当地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最后百般无奈的村民们只好组织起来，当然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趁着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前来视察时“紧急下跪”——上百位村民守在村口“跪请政府治污”。

令人称奇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关权利、法律和商业之事，如何竟要通过下跪来解决？莫非这就是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中国人的膝盖更像是一座金矿，如果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寻找出路。种种“下跪新闻”似乎在向我们道明中国社会生活里的另一种真相——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