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大量破产流亡的农民，对明朝的统治是极大威胁，明初一方面实行招诱流民，移民垦荒；另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加以取缔。《大明律》在人户以籍为定的基础上，立禁游食闲民之法，如逃亡山泽，不听官府“召唤”，为首者处绞，抗拒者全体处斩。《明大诰》也专列查禁流民的条款。

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参加过农民起义，对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欺压百姓，从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体会。他即帝位后，曾把府州官员召来朝面谕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并用重典整饬吏治。《明大诰》中80%以上的案件是惩治官吏，处刑比明律为重。朱元璋还颁布了以惩治公侯犯赃罪的《铁榜》，这在中国刑法史上是无先例的。据《醒贪简要录》记载，官吏贪赃银60两以上者，枭首，并处以剥皮刑；衙门一侧的土地庙被作为“皮场庙”。官府常用人皮内塞草，做成人形置于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继任的官吏。明律规定，官吏犯赃罪的处刑极严，计赃科断，一贯以下杖70，八十贯处绞刑，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要加重刑事责任，并且不得赦免。公元1385年(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与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下令法司拷讯，六部侍郎以下有数百人被处死，各直省官吏有数万人被牵连入狱，追赃达700万石粮。九九藏书

明律中因涉及言论思想而给予惩罚的条款很多。如：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斩；收藏禁书与私习天文九_九_藏_书_网，杖100。另外，明律没有规定，但臣民在奏章中出现忌讳的文字，便以触犯皇帝罪，加以处死。

明律对于人民反抗封建国家统治和专制皇权的谋反罪、谋大逆罪，一律采取重罪加重的原则，不论首犯或从犯，都要凌迟处死。株连的范围更广，凡年满16岁以上的子孙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对谋叛罪，只要是共谋，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没入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父母子孙兄弟皆流2000里。这样，经常是一案株连数十人，甚至满门被斩、灭族。

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凡是与皇帝意志相违背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当时，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贺表中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句话被认定为辱骂朱元璋当过和尚，因“生”音同“僧”，作过贼，因“则”音同“贼”。徐因此被处死。从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公元1384—1396年)，有大批文人学者因触犯文禁或忠言直谏而死于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经济和专制制度的发展，构成明律的主要特点。

朱元璋吸取唐、宋两九-九-藏-书-网朝臣下结党削弱皇权的教训，在明律中设立了“奸党罪”专条，规定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内外官交结，大臣专擅选官，处斩；大臣的亲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这是历代法律中所没有的，反映了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朱元璋不仅在法律上严禁臣下结党，而且在实践中对官吏朋党大肆诛杀。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杀死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取消了自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文武官吏有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