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疆域比唐代大为缩小，燕云十六州(今山西、河北北部及北京市)失于辽，陇右西北地区归于西夏，云南一带独立为大理，越南北部成为安南国领土，县数自然显著减少。以元代版图之广袤，而只设1127县，令人感到难以理解。除了因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流失，因而并省大量的县这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外，还有另一个比较隐蔽的缘故，那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州，应当看成是县级政区，而不是统县政区。

同时，元代又有许多州不领县，这些州其实也是县级政区。最后，江南地区由于户口较多，又有一批县升格为州，这些州也不辖县，从区划上来看，自然也是县级政区。明、清两代，所有的州都不设附郭县，清代的直隶厅也是这样，所以元明清三代，从纯粹的县数来看都偏低，从县级政区来看就属正常了。

秦代总县数到底多少，《史记》未曾载明，估计在千数左右。西汉的县数猛增至1587个，一方面自然是汉武帝扩大疆域所增置，另一方面则因为大量侯国的分封。这些侯国绝大部分是由某县分出一乡之地或分出几百户的户口建立起来的，幅员非常之小，但是却具有与县同等的政治地位。在1587个县中，这样的侯国就有200多个。到了东汉，这些侯国全被省去，再加上因人口减少而省并大量的县，于是总县数就明显减少，但同时也说明这时县的幅员相对比西汉要大。

南北朝时期，县数的增长最不正常，完全是为了设官分职的需要，而把县的幅员不断缩减，以增设更多的县。例如南朝齐代的东平郡(今江苏淮安一带)领二县，一县为寿张，是“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另一县是淮安，乃“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县的幅员之小，于此可见一斑(以上寿张、山阳、淮安等均在今淮安一带)。

县级政区幅员大小的变化在历史文献中是没有具体记载的，但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政区的幅员与数目成反比，因此从历代县的数目变化，可从侧面看出县的幅员变化情况。县级政区数目的增加一般表示其幅员的减缩，反之亦然。下表就是历代县级政区数目的变化简况：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新县的设置多是从老县分出，必然要使老县的幅员减少。反之，原有县的撤销，也必然并入邻近的县，而使后者的幅员扩大。上述表中有几个朝代县数增加特别突出，有几个朝代比前代的县数有明显减少，都是县的幅员有一定程度变化的反映。

隋代由于矫枉过正，大量并省州县，所以县数明显减少，幅员也相对增大。唐代以后，南方开发程度加深，经济显著发展，不断有新县从老县分置出来。新旧唐书《地理志》对此颇有详细的记载，如：江西的玉山(今县)，是“分常山(今浙江常山东)、须江(今浙江江山)置”。四川的蒙阳县是“分九陇(今四川彭县)、雒(今广汉)、什邡(今县)三县置”。被分割的老县幅员自然要缩减。唐代县数的大幅度增加，一方面是恢复了被隋代并省的部分县，另一方面是因疆域扩大所致，第三方面就是新县的析置。

从表中可以看出县级政区数量的变化是不大的，从秦到清，县级政区的数量只增加50%，而时间已经过去2000年九_九_藏_书_网，疆域已经大大扩展。

虽然历代的县数有一定的波动，反映了县级政区幅员的变化，但从总的方面说来，县的数目与幅员变化是不大的，即使在南北朝时期，其变化也比郡、州两级政区小得多。这表明作为基层政区的县，其幅员大小是以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来确定的。不管什么朝代，都要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才能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县级政府正是直接“牧民”的基层组织，其劝课农桑和收租征赋的施政范围是不宜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的，否则将会影响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这就是县级政区的数目与幅员相对比较稳定的基本原因。

县数的增加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与县的幅员变化没有关系，那就是外部疆域的扩大与境内统治空白的消失。前者不言自明，后者必须举例。如福建的长汀、龙岩、宁化三县都是唐朝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开山洞置”而形成的。所谓山洞是指原来为政府统治所不及的僻远山区，当这些地方开辟为县治后，自然不会影响其他县的幅员的缩减。

宋代以前，州是统县政区，州治必须设在某个县城之内，这个县被称作附郭县。元代有许多州不设附郭县，因此州治周围就形成一个与属县相当的县级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