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马滩地图》内容丰富，精确度和制图工艺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与马王堆地图和以后的地图相比，它们还显得粗糙，但无疑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从同一墓中出土了460枚竹简，专家们分别定名为《日书》和《墓主记》。《墓主记》由八枚竹简组成，记录了这位名丹的墓主的经历。根据《墓主记》的内容、随葬的其他器物和有关史料，可以大致断定：

第二组包括3、4、6、7号图。3号图是4号图、5号图分水岭源流区的接合关系图，4号图是5号图的局部扩大图，7号图是3号图的局部扩大图。这一图组的版式也是竖列北南向，但图上的注字并不都正对着读者，而是作东向或西向排列的。不过根据从4号图和6号图所绘河流支流所注的文字判断，这一图组的方向与第一图组是一致的，显然这也符合地图作者的制图习惯。

墓主丹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公元前318年)因在邽县垣离里以矢伤人而被判处刑罚，在他受刑后的第三年，即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公元前315年)参加了秦伐赵取义渠的战役，这可能是由于他拥有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社会地位，得到了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所以他在军中主要从事参谋一类的文职。经过四年战争结束，或许是他被改九*九*藏*书*网判为流刑，或许是他自己不愿再回故乡，墓主丹迁居于邽县东南的要塞燔〔fan凡〕史关，至秦襄昭王八年(前299年)病死于燔史关，葬于关北侧的墓地——今天水放马滩。

采用矩形符号内加注字的方法表示10个居民点，容易判读，不易混淆。但对县级和乡里级没有加以区分，也不如马王堆地图清楚。

此外，地图上还采用两个半月形符号夹住河道来表示六处峡谷，形态逼真，一目了然。用亭形符号来表示女娲庙，形象直观。这两种符号都沿用至今。

(1)以突出的水系构成图面的总体框架。第一图组以今伯阳河以西北的渭河为主干流，南北两岸共绘10条一级支流、17条二级支流、四条三级支流。第二图组北流水系以今东柯河上游为主干流，东西两岸共绘九条一级支流、一条二级支流；南流水系以今花庙河上游为主干流，东西两岸共绘23条一级支流、24条以上的二级支流和四条三级支流。两个图组所绘水系框架，与现代相应地区的水系图基本相似，干、支关系表达明确，交汇口的角度大多数准确表示是锐角；第二图组一级支流的河名基本已全部注出，而且都注于河流的下游，不致与二级、三级支流的名称混淆。在没有出现用精密的经纬度测绘之前，以水系构成地图总体框架的方法是相当先进的。用这样的方法制图，只要水系表示准确，其他各项地理要素的表示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九九藏书网这种方法成为中国地图绘制的传统，至今还是绘制区域地图的基本方法。

《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点显示出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表现在：

这七幅图中，除了5号图属半成品外，其余六幅可按其所绘水系分成两组：

图中用均匀不变的曲线表示水系，主次关系比较清楚，弯曲自然，形态醒目。但有时下笔较重，造成源流区线长变粗，又没有按流水方向由细到粗的变化，还不如马王堆地图精致。

(3)基本比例的概念已经形成。地图上所表现的干支流交汇、流路方向、流程长短和林木分布，可以证明都是实地踏勘的结果。但在作者绘制第一组图时，基本只是示意，没有比例概念，如1号图中牛头河流域画得比葫芦河流域还大，而事实恰恰相反。但到绘制第二图组时，作者已有明显进步，形成了基本的比例概念：3号图南北流向的两个水系面积已基本符合比例，6号图的基本比例尺大致为十万分之一，4号图也是按一定比例尺扩大的。

地形的表示方法则有两种：一是第二图组的单曲线山脊法，用以表示南北两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和南流水系西北两侧的地势；一是半成品5号图上的闭合山形曲线法，用以表示山体形态、山脉走向、山谷位置，清晰醒目，位置准确。遗憾的是，此法在其余六幅成品图中并未应用，可能是由于绘制技术上有较大难度。但在马王堆《地形图》和《驻军图》中，地形的表示已完全采用这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地九-九-藏-书-网形图》在闭合曲线之内加上晕线，删去了其他符号，而《驻军图》则保留了符号，采用不闭合的单曲线表示。马王堆地图的地形表示方法相当先进，具有现代等高线的闭合曲线法的雏形，但《放马滩地图》5号图证明，这种方法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

(2)突出重点，扩大主区。六幅图中有三幅是为了突出重点的主区而绘制的局部扩大图。2号图是1号图西部水系扩大图，7号图是3号图北流水系扩大图，4号图则是6号图上游水系扩大图。在同一幅图中也有主、副区之分，如1号图是以邽丘为核心绘制的，所以邽丘附近表现得最突出。2号图突出了光成河水系，其他区域相对简略。这一方法为马王堆地图所沿用，《驻军图》是《地形图》的局部扩大图，《地形图》和《驻军图》均有主、副区之别。直到今天，突出主区或增加局部扩大图还是常用的制图方法。

《放马滩地图》因1986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马滩而得名，七幅图分别用墨线绘在四块松木板的AB(正反)两面。四块木板的大小基本相等，按出土顺序编号：第一块木板长26.7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A面所绘图称之为1号图，B面为2号图；第二块木板长26.6厘米、宽15厘米、厚1.1厘米，单面绘制，称为3号图；第三块木板长16.5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A、B两面分别为4号图、5号图；第四块木板长26.8厘米、宽16.9厘米、厚1厘米，两面地图为6号图、7号图(图2—8)。

(5)具备了一套地图要素的表示方法。地形、水系、居民点、交通线这现代地图的四大要素，在这些地图中都已有了相应的表示符号，但在应用之初还缺乏经验，也不够规范，免不了存在不足之处。

采用均匀的细线表示交通线。虽仅在4号图的主河道旁画了一条，但却是当时通往秦岭以南的干道(相当今天水东泉——利桥公路的放马滩至黄家坪路段)，在交通史上有重大意义。

墓主丹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知识，墓中随葬的《日书》的内容包括天文、历法、音律、占卦、巫术、五行等学说，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典籍。除地图外，墓中还有毛笔、算筹、木尺等器具。

第一块木板的刨面磨损严重，并断裂为三块，在棺椁中分置于三处；第二、三、四块木板完整无损，刨面光洁如新。这说明第一块木板的两幅地图绘制时间较早，并经过了长时间的使用；其余三块木板的地图绘制较晚，使用时间也不长。

第一组包括1号图和2号图。2号图是1号图左半部的局部扩大图。从图面下方所注“上”字判断，这一组图属于竖列北南方向，上北下南，与现代地图的方向一致。但与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的方向相反，说明秦汉时代地图的版式的方向还没有一致的规定，可以是上北下南，也可以是上南下北。

《放马滩地图》第二组的4幅图，都是以燔史关为测绘基点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证明这是墓主丹在燔史关期间绘成的，时间应在惠文王后元十四年至昭襄王八年之间，即公元前305年前后。第一组图画的是以邽县为中心的渭河上游北岸诸支流，完全与燔史关一带无关，精度也不如第二组图，并且曾经使用过较长时间，可见是墓主早年在邽县垣离里时的作品，所以绘制技术不如后期。

从图上的地名和所描绘的水系、峪谷、亭形物分析，第一组图所包括的地域范围是今天水市伯阳镇以西北的整个渭河流域。第二组图所表示的地域，包括今放马滩南北的花庙河、东柯河上游地区，该图组通过东柯河的下游与第一图组所示的东柯河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范围。

(4)形成和应用了接合图的概念。第一图组与第二图组所表示的地域虽然不同，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卅里柏谷和东柯河的关系得到反映。第二图组中7号图与4号图、5号图所绘的虽是完全不同的流域，但存在着同源关系，通过3号图的接合，7号图与4号图、5号图同源关系完整地对接。在现代大比例尺地图中，接合图的运用非常普遍，但在古代地图中，像3号图这样的接合图还是首次发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属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