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鸣先承认说在中央军事学校内有个同谋。结果发现，这个同谋就是力行社总书记、酆悌的助手陈光国本人。戴笠立刻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似乎对陈的介入非常吃惊，于是他立即召集力行社全体干事和监查员会议。据参加会议的干国勋说：

孙凤鸣的妻子也在事发后被捕入狱，性格刚烈的她受尽酷刑却不吐一字，最终英勇就义。而当初一起策划刺杀行动的其他人，也均遭逮捕，先后被捕的有40多人，其中十多人被杀害。仅华克之隐姓埋名躲过一劫。

戴笠的特工在南京抓住了张玉华，在他企图从沧州饭店逃走时跌断了一条腿。同时，中统局特工在审讯了贺波光的女友后，在丹阳一带逮住了贺。但军统和中统都无法逮捕华克之，他住在英租界，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逃之夭夭。

孙凤鸣（1905－1935）又名孙凤海，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小合子村人。因为家中贫困，他只上过几个月的冬学，十六岁随父闯关东，后游走江南投身国民革命军。在十九路军中，他由战士升至班长、排长、代理连长。孙凤鸣练得一手好枪法，可“百步穿杨”。由于在军队中耳闻国民党对外不抗日，却把精力集中在对内发动战争上，孙凤鸣以及几位热血青年决心将矛头对准国民党政要九-九-藏-书-网。十六岁随父闯关东，后游走江南。1927年，结识了南京学生运动领袖华克之，接受革命思想。1934年，孙凤鸣提出了刺杀蒋介石的设想，并定于国民党六中全会之日行动。

据研究员董尧称，当时不明所以的蒋介石恼羞成怒，表示一定要留活口问个清楚，以便还自己清白。于是，他要手下一定要奋力抢救孙凤鸣。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针，无奈孙凤鸣早有求死之心，最终离开人世，年仅三十岁。

根据历史数据记载，汪精卫在九年之后的1944年，因孙凤鸣行刺留在其脊椎骨中的子弹中毒，死于日本名古屋。

戴笠亲自审问了受伤的刺客孙凤鸣，他首先要弄清这位摄影师孙凤鸣是怎样搞到记者证作为正规记者出席开幕式的。孙凤鸣的回答把戴笠的调查引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其一将他引向了戴笠自己在力行社的同志们，并进一步指向蒋介石本人；其二从黄埔蓝衣社成员转向蒋在十九路军中的对手们。

谋杀汪精卫的企图是那年公众遇到的最令人瞩目最戏剧化的事件。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开始了它的正式开幕式，委员会成员们到台上排队，准备让官方和媒介的摄影记者拍摄他们出席的照片。蒋介石本来也应当参加照相仪式的，但开始拍照时蒋介石正在厕所里。其余的知名人士便排列在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此时的汪精卫周围。当摄影师们准备拍摄时，一个持有“晨光通讯社”记者证的摄影师，捣鼓了一下相机后，只见突然一闪，接着爆发出一声枪响，汪精卫当即受伤倒地。实际上，那相机是个伪装起来的武器，掩藏着一把小手枪，通过镜头发射。

酆悌的性命由于戴笠调查的第二条线索而保了下来。在审讯中孙风鸣还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包括社长华克之、主编张玉华和部门主任贺波光在内。这三人立刻上了戴笠特务处和陈立夫中统局的通缉名单。

汪精卫倒下后，会议厅立刻一片混乱。汪的警卫开枪击中了那个摄影师，藏书网另外两个在台上的国家领导人张学良和张继也上前抓住摄影师，并把他摔倒在地。幸亏汪精卫没有受致命伤。但他的妻子陈璧君对此不罢休，她愤怒地指控蒋介石策划了这场谋杀。蒋对这一指控感到恼火，他把戴笠找来，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找出幕后策划者。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开幕式结束后，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会议厅前摄影，蒋介石未在现场，汪精卫等排在第一排。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在摄影时孙凤鸣趁着人员拥挤秩序混乱开枪击中汪精卫。由于很多媒体都在现场，包括《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中央社》等各家媒体记者均以目击者的身份作了详尽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汪精卫三枪全中。其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的脊椎骨上，惨叫声中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大乱。中委张继拦腰抱住孙凤鸣，张学良将他手中的枪踢落，汪精卫的卫兵还击，孙凤鸣当场中99lib•net枪被擒。

总而言之，华克之是同谋这一事实把谋杀策划者们同“刺杀王”王亚樵联系了起来。华克之作为王的左右手而著名，他曾卷入一系列谋杀日本海员和文职人员的活动，包括1935年和1936年杀害中山（Nakayama）和田港（Taminato）行动。

这一联系又把调查引向了十九路军的顽固分子，因为国民党当局有理由相信，这些谋杀是共产党勾结了前十九路军军官在陈铭枢将军拥有的布尔顿饭店里故意策划的挑衅行为。1934年11月，上海公安局要求上海市政警察协助对前十九路军军官进行监视，跟踪在火车站来来往往的嫌疑分子，尤其是对饭店进行专门查访，以出其不意地捉拿刺杀人组。据中国当局说，这种高度警惕的理由是，他们获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们决定“与包括一个姓楚的在内的十九路军军官们勾结，在上海建立一个小姐，谋杀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日本要人，包括HIJM的部长，以达到让国民党难堪并在中日之间制造严重分裂的目的”。